第4章 人类蜂巢(2)
如果索托的观点正确无误，那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证实16世纪后西方社会在制度方面，特别是法治方面的成就的确值得称许。世纪英国人为争取更多议会权力而发起战争，其核心就是为保护个人利益，使其不再受王权专断的横征暴敛。当然，在专家学者看来，所有这些观点有着老套的“历史的辉格解释”之嫌，是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一度极力反对的。我所援引的作者中，没有谁会采取天真的决定论观点来看待历史进程。与其说是技术的必然，不如说这些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进化叙事，其中偶然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国并非上天注定要作为（《自1066谈开去》一书所称的）“顶级国家”而存在。是17世纪的一系列意外事件改变了历史的必然结果，这其中包括1692年、1694年、1696年、1704年、1708年、1722年的那些失败的叛乱，1715年的全面内战，以及1745年的苏格兰/爱尔兰詹姆斯党起义等。
真正的问题在于1688年所产生的制度裂变发挥着怎样关键性的作用。大多数历史学家恐怕会认为其不过尔尔，在他们看来，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历史的退步，代表着“保守势力”的利益，在贵族势力和及其庇护的圈子之外，几乎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我觉得这实在有失偏颇。英国1689年的《权利法案》即《国民权利与自由宣言》规定（除了其他方面的内容）：
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国会议员之选举应是自由的。
国会内之演说自由、辩论或议事之自由，不应在国会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劾或讯问。
为申雪一切诉冤，并为修正、加强与维护法律起见，国会应时常集会。
还要请各位专家恕我冒昧，尽管（反天主教的）宗教偏见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宪法原则，但我认为这些应被视为历史的转折点。
诚然，有观点认为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所确立的“国民权利与自由”并无甚新意，不过是向从前看齐。但是光荣革命所带来的结果却令人耳目一新，1689年后议会更是积极通过各种立法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羽翼尚不丰满的纺织业，鼓励将公地圈为私有，大力发展收费公路与运河建设。而且辉格党人为了夺取全球商业优势，甚至通过战争大发其财。这样，当时历史的发展顺序一目了然：光荣革命首开先河，农业改良紧随其后，接下来是帝国扩张，最后工业革命应运而生。
若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看制度讨论则更具说服力。上述所有制度变革均未能出现在中国的明清两朝，当时中国的君主和位高权重的大臣的权利，不会受到半自治公司实体或是代表大会之类的机构的任何限制。亚洲确有商人，但是却不存在公司的概念，更没有议会的身影。正如杜克大学的蒂穆尔·库兰教授最近的观点所言，奥斯曼帝国逐渐形成的制度在阻碍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上的作用截然不同，这是因为对于合伙经营、继承、债务、法人人格等问题，伊斯兰法与西欧国家法律体系的观点迥异。存在于伊斯兰世界的是瓦格费，这是个人建立起来的非法人信托组织，但并非银行机构。
不光彩的革命
由此可见，如果制度演变是了解西方崛起以及非洲等地持久贫困的关键，那么同样，这一关键能否会帮我们了解有生之年会出现的最令人瞠目的趋势：大分流终结，并开启东西方角色互换的时代？我对此持肯定态度。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经济史制度学派的观点运用于当代，其实就是运用于我们的西方社会之中。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写于18世纪70年代，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法律和制度显然就是国家处于经济停滞“静止状态”的深刻根源。同理可知，如今西方世界所面临的经济、社会、政治困境，是否反映出我们一度在世界称雄的制度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衰退了呢？与过去的500年相比，毋庸置疑，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着相对的衰落。早在1978年，美国人平均比中国人富裕20多倍，而如今不过只有5倍之多。在各种指数表现上，西方世界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差距在大幅缩小。以平均寿命和教育程度为例，部分亚洲国家的水平已经超出很多西方国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项目（PISA）2009年研究报告，以青少年数学水平为例，中国上海领先美国的幅度堪比美国与突尼斯之间的差距。
某种程度上，解释非西方国家的成功并非难事。中国还落后于以日本为首的几个东亚国家。这些国家的成功在于它们大部分（而并非全部照搬）借鉴了西方文明的所谓“撒手锏”，也就是经济竞争、科学革命、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如果企业家动机纯正，劳动力基本健康且能写会算，各层级管理机构合理高效，那么复制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的确可以取得成功。因此，在下文中，我不会过多探讨非西方国家所取得的成功，而是要侧重于我更感兴趣的西方世界究竟出了怎样的差错。
许多评论员都会把这个问题归咎于过多的债务、经营失误的银行和不平等加剧等因素，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不过是社会制度病态化的表象而已，制度的病态化正在蚕食过去500年以来西方社会制度演变所带来的成果，这甚至可称得上是“不光彩的革命”。
债务与英国
本章题为“人类蜂巢”，取自讽刺诗人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诗作《蜜蜂的寓言》。曼德维尔的中心思想是说有着正确制度的社会可以实现繁荣昌盛，就算其中有些个人的恶行当道，也并无大碍。使18世纪的英国实现称雄世界的富强的，并非《圣经》中讲到的美德，而是那些世俗的恶习。这些恶习具备经济学家所说的“正向网络外部性”，因为英国当时的社会制度有利于资产积累、投资和创新。
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正如我们所见，王权不得以顺从于议会。在辉格党人掌控下的新政权领导下，不仅农业和商业均得以改良，英帝国也在迅速扩张，同时金融机构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奥兰治亲王威廉不仅从荷兰带回了新教，也将中央银行和股票市场的模板引入英国。同时许多协会、社团、组织都在积极鼓励科技创新。正如罗伯特·艾伦所述，英国所特有的低价煤炭和不菲的劳动力相结合，促进了提高生产力的技术革新，在纺织行业更是如此。但所有这些都得益于制度所提供的架构，否则一切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曼德维尔的诗作全文如下：
宽敞的蜂巢有众多蜜蜂聚居，
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奢华安逸；
这蜂国素以法律和军队驰名，
它繁育着庞大而勤劳的蜂群；
这蜜蜂之国的确可以被列入
科学与勤勉的一方伟大苗圃。
没有哪群蜂有过更好的政府，
或者更无瑕疵，或者更不知足；
他们既不是残暴君主的奴隶，
亦未蒙受狂热民主制的治理；
有一点却不会错，他们有国王，
然而法律却高于君主的权杖。[1]
一种特殊制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英国的历史发展轨迹。道格拉斯·诺斯和巴里·斯特在一篇发表于1989年的研讨会论文中提出，光荣革命的最大成就在于它使英国成功转型为主权债务国。自1689年开始，议会就着手管理并完善税收制度、审计皇室开支、保护私有产权，并且行之有效地禁止了债务违约的发生。他们认为此番举措本身就是“自我实施”，特别是在议会中业主本身就占大量席位。以往英国由于屡屡拖欠债务、任意收税和无理征用，导致国家已经无法再向人民大规模借债，结果，这一制度的引入使得局面大为改观。21英国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这段时间，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政府可以快速募得大量公债，而借贷成本却不升反降。
这实际上是一种良性发展，有着强大的财力为后盾，英国可以不断发动战争并节节获胜，从曾经的英格兰变为大不列颠，继而一跃成为大英帝国。通过将财富投资于证券市场，英国又为一场金融革命铺平道路，将英国的储蓄用于修建运河、铁路，发展殖民地贸易、钢铁厂和纺织业。尽管英法两国战争连年不断，导致英国国债大幅增加，在1815年后的10年间更是一度曾高达GDP的260%，但是回报也异常丰厚，凭借英国的如意算盘，主要依靠债务的资助，海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英国摇身一变成为全球帝国。此外，在滑铁卢战役后的一个世纪中，凭借经济稳步增长和基本预算盈余，英国债务大幅降低。没有债务违约费心，没有通货膨胀劳神，大不列颠此时已然傲然称雄世界。
代际间的合伙关系
在第一章余下的内容中，我想就现代的代议制政府及其问题进行讨论。首先要提出一个常规性假设，即代表被统治阶级的政府总要优于不代表他们的政府。正如印度裔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述，这不仅是因为民主本身就具备优越性，而且还因为代议制政府与专权的政府比较，前者可以更好地对民众不断变化的喜好做出反应，因此与专权政府统治者不同，会少犯严重的错误。如今，有人对西方民主诟病颇多，越来越对西方民主心生绝望，甚至向往中国模式。就是这样的体制造就了中国的经济特区，也缔造了独生子女政策——前者是巨大的成功，而后者也许将是十足的灾难，为此付出的代价将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