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新儒家青年(5)
这段期间，蒋和两个儿子感情远比前些年亲近。纬国只有五岁，因此宠溺似属必然，经国已经十一岁，则必须严加管教。不过，蒋每天仍抽出时间和经国相处，他带着经国上雪窦寺、游千丈岩瀑布。蒋认为：“经儿可教，纬儿可爱。”[115]
九月初，蒋终于起程南下到桂林向孙报到。途中他在上海停留，和陈果夫商讨他们的投资在最近大跌的状况。几个月前，蒋还因市场自去年十二月后恢复元气而大为振奋。但是上海的证券号子现在却一家又一家关门，经纪人纷纷破产，有些人（包括蒋的一个朋友、共同投资人）甚至自杀身亡。[116]蒋本人自一九二○年开始投资至一九二二年崩盘为止，大概损失了二十万银元（可能是墨西哥鹰洋）。[117]没多久，蒋的债主开始向他追讨积欠的两千五百银元，孙中山还伸出援手寄给他一部分钱，其余债务则通过友人出面调停而一笔勾销。[118]青帮首脑黄金荣邀请了蒋的“五十多名债主”吃饭，请他们把这位青年军官的欠债记到他（黄）头上。据黄金荣的说法，来宾看在他的面子上，都情愿一笔勾销，因此蒋拜在他门下当“徒弟”。[119]蒋怪自己不留心、没经验，才会赔钱，但又说此事并没什么好气馁的。就像对待军事与政治上的挫败一样，蒋扛住了这次个人财富的重大损失，然后完全置之度外。
这一次商场经验使蒋思想上比往常更加左倾，也更加专注在革命及军事生涯上。不久之后，他试图在溪口开办学校，收容本地儿童，但是根据他的日记，这件事遭到了某位村绅的阻挠。他发誓，除非这个村绅死了，否则他绝不再回老家。[120]他也观察到，要改造中国，必须终止绅、商统治。事实上，在蒋漫长的一生当中，他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并没太大好感。不过，他一贯相信共产主义无法在中国实行，阶级斗争是个有害的观念；而有钱的精英和富有的士绅，则和军阀、秘密会党一样，是可以善加利用与交往的现实力量。[121]对于自己的革命前程，蒋现在已觉得是“极广大极光明”。[122]
蒋在上海邂逅了一个年轻女子陈洁如；两年前，她才十三岁，蒋已迷恋上她。陈的父亲是个纸商，一向支持国民党，根据她的说法蒋在她家的一场聚会中认识她，几天后就约她吃午饭。饭后，蒋引诱她到旅馆，但是她机灵地跑掉了。后来蒋又试图说服陈母，让洁如做他的侧室——陈在回忆录中则坚称是要娶她为妻。[123]陈母尚未给出回复，蒋这时已回去溪口安排母亲王太夫人的丧事了。
母亲过世后，蒋才休了毛福梅。蒋给毛的哥哥毛懋卿写信说：“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124]与毛氏离异后，蒋仍然出钱资助姚冶诚的生活。他虽可以弃她于不顾，但因感念她愿意带养纬国，遂安排她带着纬国住到她老家苏州。同时，陈洁如母亲也答应把女儿托付给蒋。陈洁如声称，他们两人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结婚。[125]六年后，蒋已贵为国民党领导人，想娶宋美龄，便公开宣称陈洁如是他的妾，不是正室。[126]
不论他们在何时又是如何结识、相恋的，根据陈洁如的说法，这是一段不寻常的遇合。陈并声称自己在蜜月期间就染上性病，这段经验不像是她编出来的。她说，蒋为示悔改，发誓再也不喝酒、咖啡或茶。从此以后，蒋果真只喝白开水，不再喝酒或茶。蒋新的俭朴生活方式可能就是从这段时期开始的，包括表明忠于陈洁如，每天只吃简单的宁波菜，养成每天早睡早起的习惯，除了仪式需要，通常只穿军便服、不佩勋章，只在胸前挂着潘兴式的背带或单纯一袭中山装或长袍。这些习惯给人强烈却非常好的苦修印象，象征了他的成熟、自律和严肃。这些后来更变成他举止的鲜明特质。
蒋旋即回到粤军第二军参谋长的工作岗位，忙着规划北伐攻打湖南、江西的作战。但在这时，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孙宣布免去陈的广东省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的职务，广州陈部企图夺权，孙被迫连夜逃出广州，仓皇间乘着炮舰“永丰舰”驶向黄埔。孙又伪装成给蒋的养子纬国拍发电报，通知人在溪口的蒋“事紧急、盼速来”。[127]在这次危机中，孙求助于这位一向忠诚、意志坚定的行动派大将。
蒋匆匆赶到上海，找到后来当上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孙中山的一个长期支持者，借到六万银元（银元类别不明）。带着这笔巨款，蒋搭船到香港，再租一艘小艇沿珠江而上。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蒋登上泊靠黄埔的“永丰舰”，与孙会合。[128]随即蒋接过“永丰舰”的指挥权，命令它驶往下游。往后五个星期，粤军第二军和陈炯明部队激战时，“永丰舰”就停靠在闷热的河港白鹅潭。但是舰上孙部接获报告，陈炯明已击败许崇智以及效忠孙的滇黔盟军。[129]八月九日，英国一艘军舰同意载孙中山一行人到香港，到了香港后他们再转往上海。
蒋登上“永丰舰”和孙中山独处，是蒋一生事业的转折点。很显然，孙自此对他更加铭记在心。蒋在战场指挥官、涉及多单位的参谋长任上，以及都市游击战、秘密作业（涉及两桩暗杀案）和其他地下工作中，都表现得可圈可点。他似乎忠心耿耿，又不怕向最高领袖表达异见。尽管蒋受的教育有限，但好学深思，肯研究世界事务，对俄国新社会情况能侃侃而谈，并且还提出过一份北伐计划；他有胆识且极为诚正；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除了富有的张静江，他没有其他靠山，背景清白，又只有戴季陶、张群等少数好友，没有拉帮结派。这样一个人，没有什么会妨碍他全心全意地效忠孙中山和革命事业。这些条件是蒋崛起的一个关键。
孙中山再次遭遇失败，但他仍很乐观——他有了值得期待的新支持者，甚至可说是迄今最为重要的新盟友。前一年（一九二一年），化名马林的共产国际代表和孙会面，建议苏联可与新改组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并把这一年稍早时刚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拉过来，和国民党成立统一战线。[130]马林答应孙，苏联可以提供大量的军事武器与补给品来援助国民党，一直苦于没有日本和西方列强这类援助的孙，闻之大喜。[131]
虽然孙不肯和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但他同意让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在共产国际的坚持下修正立场，同意接受统一战线，其成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内的集团”。[132]苏联此一决定，反映出它希望有了孙中山这样具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人，国民党会接受共产主义的影响。苏联人也觉得他们需要有个强大、统一和友好的中国，作为抵抗英国和日本的前沿堡垒；在中国各派力量中，国民党是较有可能促成实现这一目标的政党。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一百二十三名党员，马林还不觉得它是重要的组织。国民党本身虽然只有几千名党员，但是他们涵括了职业军人、作家、教师和学者，还有新兴的爱国商人阶级及金融家。最重要的是，国民党有军队。[133]苏联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可以使居于少数的共产党得到尊重和信赖。[134]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七日，苏联高级外交官越飞（Adolph A.Joffe）在上海拜会孙中山，定下了一个详细的合作计划，包括莫斯科要提供的武器、弹药及现金的数量，准许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及国民党依照马列主义路线彻底改组。[135]此时，蒋写了一封长信给孙，陈述他的政治策略观点。他说，在努力于国家统一、争取革命领导权上，国民党“当先求政权而后推行主义”，也就是“不妨先用中国式政治家。如谭、唐、李、孙，专为统一中国之预备不然”。[136]孙同意这个看法，这时又恢复了自己大元帅的头衔而非总统的名号。他认为，军事手段是目前作战的最高优先。[137]
孙委派蒋介石担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十月间，蒋抵达福建后第一个建议就是派遣更多特务去收买陈炯明部下的高级军官。蒋很早时就参与过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这里正是他重视特务工作的又一例证。[138]但是，担任参谋长不久，孙又派他率领一个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学习其军事及政治制度。有鉴于此时孙对与苏联关系的重视，这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任务。孙致函列宁和托洛茨基，介绍蒋是他的“参谋长和密使”：八月中旬，蒋和另三名代表（其中两人为中共党员）搭乘邮轮前往东北。[139]他们在大连坐上火车，跨越满洲里中苏边境，再转搭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140]
蒋介石和三名同伴在苏联逗留了将近三个月，考察红军单位以及海、空基地。他也参观了苏共（当时名称为联共）各级单位、军事院校等，甚至还包括一家化学武器工厂。然而，蒋此行主要任务是寻求苏联支持他本人设计的、经孙中山认可的一项西北军事策略方案。这项策略希望苏联支持国民党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好让国民党进攻北洋政府。[141]蒋在拜会革命战争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E.M.Sklyansky）及参谋长加密热夫（L.B.Kamenev）时，强调不论采取何种计划，国民党希望尽早发动北伐以铲除军阀、统一中国。但是苏联人并不高兴，他们不希望苏联支持的革命会激怒日本；何况，早日北伐，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时间发展实力。斯克良斯基告诉蒋，在中国，应该做大量政治准备工作后，才可能发动军事作战，否则“此种行动注定会失败的”。[142]
托洛茨基也向蒋说明，“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143]经过这些会谈之后，蒋写下：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工人晓得必须要革命，农人希望有社会主义制度，而其领导人允许国内一百五十个不同民族组织联邦来自治。十一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邀请蒋到其执行委员会演讲。蒋在演讲中暗示，共产主义是下一阶段中国革命可能的目标；但是国民党若公开拥抱共产主义，将会伤害到它当前的主要目标——团结所有的中国人、驱逐帝国主义。起先，这似乎是暗示说，国民党基于战术理由，现阶段不能拥抱共产主义，但随后他直接告诉共产国际执委会：“无产阶级革命并不适合”中国。[144]听完蒋的演讲，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一项有关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决议文，强调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革命中的角色。
蒋对于共产国际如此直接抵触他对团结路线的解释，以及孙中山对阶级斗争的排斥，相当失望。[145]他在日记中形容苏联政府“轻信，迟缓，自满”。当他参观彼得格勒时，觉得这座城市“精神颓唐，士气消沉”。[146]他也注意到，国有化造成过度集权，工厂缺乏能力强的管理者。此外，平等分配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还很难做到。[147]
向红军团体讲话的请求获准后，蒋向四百名士兵发表了演说，宣称他和他们一样是革命者，他的目的是来向苏联学习、和苏联联合起来，以便击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当他演讲时，“声音提高、两手发抖”。十月中旬，蒋率领的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提出一份有关中国革命的书面报告。报告指出，除非我们（全世界人民）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148]虽然蒋很喜欢以世界革命来对抗可恶的帝国主义这个理想，但对蒋来讲，这句话大体上也只是说说而已。不过，他还是接受了红军中设置政治工作人员的制度，后来把它纳入国民党部队；他也接受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构想，写道：“（共青团）对于青年竭力培植注重，是其第一优良政策。”[149]
苏联考察之行也在蒋的事业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使他突然间成为国民党成败所系的这个既强大又神秘的北方邻国的头号专家。蒋在十二月十五日搭苏联船只回到上海时，主管国民党财务的大员廖仲恺前去迎接。廖也是孙中山挑选出来负责依照马列主义改造国民党的人员之一。国民党内有些人士深刻关切莫斯科的真正意图，对此，蒋向他们担保：苏联提议援助国民党是真心的。（不过多年后，他痛苦地表示，当年回国时他已对苏联的意图极为警觉；此说分明不确。）[150]蒋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终于回到广州，向孙交上一份书面报告。[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