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北伐与内战(1)
一九二五年春天，列强在中国依然横行无忌，但中国人民已越来越不愿容忍这些侮辱。五月间，孙中山逝世之后两个月，上海某日资纺织厂的守卫开枪打死罢工工人；学生爆发示威活动，英国人带领的警察又打死十一名示威者。武汉方面，英国志愿队架起机关枪对付“数千名滋事苦力”；当滋事者焚烧九江的日本、英国领事馆时，英、法陆战队紧急驰援。[1]
警方把上海骚乱归咎于“中国布尔什维克”活动，尤其是“国民党激进派”。[2]《纽约时报》特派记者警告说：“激进党”（国民党）决心废除“所有的外国特殊地位、特权和治外法权”。他又叹息列强对如何处理这一挑战，并无共识，不像当年对义和团事变的反应。记者还警告，就连日本也有可能“和黄种人世界站在同一边，对抗西方”。[3]
由春季迈入夏季，动乱愈演愈烈。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包括童子军和黄埔军校学生在内的一支反帝游行队伍在行经广州沙面外侨居住区时，有人开了一枪，岛上英军开火反击，击毙五十二人，另有上百人受伤。[4]蒋介石闻报有二十名黄埔学生丧生，对英国的仇恨升至新高。他写下：“英贼凶暴……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他每天在日记中写下一些反英意见，如“汝忌阴番之杀同胞乎”，他也一度提到：“法、美可恨。”[5]蒋介石反帝国主义的心，跟他的爱国精神一样强烈，因为他视两者为共生关系。
七月一日，国民党宣布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推举汪精卫为主席。另两名重要成员是党内大佬中最左倾的廖仲恺，以及高级将领许崇智。蒋氏为强化自己高尚、无私的军官形象，觉得军人不宜参与政府运作，因而婉拒出任政府委员。[6]不过，他还是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他建议下，所有的军事单位，包括联盟的军阀部队，今后都统称“国民革命军”。此外，他替主张及早发动北伐以统一中国的若干国民党领袖站上最前线，提议建立七个军，在广东建立若干军火库，并将广西纳入革命阵营。最后一个提议的目标，是把新兴的“广西陆军第一军”纳入国民革命军，这支由三十四岁的李宗仁率领的部队在一九二五年底即将征服广西省内大大小小的军阀。经过冗长交涉，李宗仁和他的两大亲信同僚黄绍竑和白崇禧，正式同意加入国民革命军，但是事实上，他们对广西的军队和省政仍保持着有效的控制。[7]
李、黄、白三人不仅是军阀，还是当时少数有能力的军事领袖，强烈认同“让中国统一、强大”的理想。他们率领的桂系军队是当时中国所有部队中领导统御最佳、效率最高的，并且借由对经过广西省的鸦片课税，粮饷也最充裕。桂系对社会或经济改革没有太大兴趣，一向强调维持本身的独立地位。[8]
在准备北伐时，蒋介石提出一个主要目标，即肃清军中的贪腐。他下令：“自某月起，各团饷项，向军需局直接支领，师部军需长，只于发饷时负监督稽核之责任，各部更不得于驻防地自行筹款。”[9]他打算把国民革命军打造成为纪律严格、现代化的组织，像日本的皇军或苏联的红军那样诚实、有效率的部队。[10]这也正是他高度重视政工干部角色，也愿意接受政工干部大部分为共产党员的原因之一；这也表明：早在此时，他已承认中共党员比国民党干部更有纪律、专心致志和诚实。政工干部另外的功能是确保部队指挥官以及其他军官的忠诚和诚实，并且要保证征召来的士卒和平民得到相对人道的待遇。
不幸的是，蒋氏手下大多数将领根本拒绝这个集中军中财务的方案——蒋介石不久就发觉，他必须把反贪腐的优先度降低，先着重保持他手下品流复杂的文武官员的团结和忠诚。他别无选择。然而很重要的是，他在一九二五年取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之后，立刻停止了这一财务改革，这一事实显示出：尽管蒋很了解军队和政府中的贪腐毛病及其可怕后果，但他从未能成功地反贪腐过。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他一九四九年撤退台湾之前。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刚下车即有几个人从暗处跳出来，开枪把他打死。蒋介石获讯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此事应系英国人在幕后策划。[11]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政府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此事。蒋氏以后生晚辈之姿突然跃居党内三大要角，而党内领袖当中被公认为最保守的胡汉民则被排除在外。事实上，不久就发现刺杀廖仲恺的一个主嫌竟是胡汉民的堂弟，此人在被传讯之前就逃离广州。
调查也发现，国民党和粤军中有一群保守派阴谋铲除广州的左派分子。中央政治会议下令将许崇智——负责调查工作的三大员之一——手下几名高级军官处以极刑。许崇智本人并未被认为直接涉及廖案，但是不久又冒出另一指控——他涉嫌和陈炯明有秘密接触。九月二十日上午，蒋介石率领少许士兵包围许崇智住处，要求名义上仍是上司的许崇智离开广州三个月。[12]许崇智贪腐尽人皆知，中央政治会议同意他立刻前往上海。汪精卫和蒋介石也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通过下，派反共的胡汉民前往莫斯科。挺讽刺的是，胡汉民不久后又被派为国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3]
决定国民党方向的权力落到了两个人的肩上：汪精卫，政府领导人、革命军首席党代表，也是昔日反清革命党人最知名的人物；蒋则是地位较低的军事领导人，兼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两人似乎都坚定地站在国民党的左翼；汪外向、好说大话，蒋则内向、一本正经。根据鲍罗廷的说法，汪善体人意，“能闻一知二”，但若被要求“负起责任，他一向退让不遑”。[14]
汪能言善道，但“重权力、好出名”。鲍罗廷、李宗仁等人认为汪不能信任，也不够坚定。鲍罗廷反而觉得蒋虽才学有限，却“勇于承担责任”。李宗仁和蒋第四度也是最后一次决裂之后多年，说蒋“心胸狭窄、偏执顽固、狡猾、多疑、好妒”，但也承认，“他喜爱作决定”。[15]
事实上一般公认，顽固（或说坚定）和果决是蒋的主要特质。他刻意培养、练习并向外界展现这些特质，可是一生当中，他在和军阀、日本人、中共及美国人谈判当中，也有战术灵活的时候，必要时也会务实地后退、让步。在蒋所处的环境里，狡猾和猜疑往往是成功政治领袖的标记，蒋也有这样的特质且一路精进。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诚心以及精明之强烈信念，不但让他喜欢被赞扬和奉承，也颇能领受传达尊重、好意，以及让步的举措。本质上，他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直到许崇智下台之前，蒋一路稳步上升，并无任何拉帮结派的可疑举动，他没有试图打造派系（除了年轻的黄埔学生）以积累政治盟友，也没有争取政治地位。此外，蒋看来是个异常能克制自己野心的权力人物。浙江人的身份是他政治缺陷的其中一项，革命军当中除第一军有许多黄埔学生外，绝大部分的官兵来自广东、广西、云南、湖南。
廖仲恺、胡汉民和许崇智等大佬相继退出舞台，加上共产党的持续崛起，国民党内出现裂痕。一九二五年夏天，戴季陶发表两本小册子，指控共产党代表外来的激进主义，“轻蔑中国价值，威胁到中国的社会秩序”。[16]戴也写了一封长信给蒋，重申他担心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渗透后果将十分可怕。蒋却大怒，慨叹戴和一干老朋友“老朽、跟不上时代”。[17]
蒋大部分的政工已是共产党籍，由周恩来领导，蒋对政工们的动员工作越来越关注，他甚至任命周担任他最忠诚的第一军中第一师的政治部主任。就和当时他的日记内容一样，此一任命表明蒋的思想依然十分左倾，相信与苏联的同志关系，以追求共同利益——打倒全球帝国主义、统一中国，除了不愿让共产国际干预中国国内事务。这个态度还有另一个例证：十月间，他很快就答应十五岁的儿子经国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念书。同一个月，终于敉平陈炯明的势力，他在中苏军官一起出席的庆祝大会上赞扬苏联人的国民精神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以及它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使命。他说，中国若不与世界上所有的革命派结合，中国的革命必败。[18]
但是，国民党的裂缝日益扩大。十二月间，戴季陶等一干大佬在北京西山召开出席人数不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表决开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党籍，停聘鲍罗廷，解散中央政治委员会。对此，蒋在一封私人信函中责备中国革命迄今未能成功，就是因为西山会议派的傲慢和腐化的嫉妒。同一个月，他对黄埔学生演讲，“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19]同时，蒋在中国青年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肩上披着披风出现在代表们面前，很是吸引众人的目光。共产党的领袖张国焘对此的印象是：蒋是在传达一个“重要军事领袖”的感觉，并塑“自成一格”的形象。[20]
国民党“二全大会”有三分之一的党代表是共产党人，蒋首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1]国民党党工干部中百分之七十为共产党人，国民革命军的八百七十六名政工干部中，有百分之七十五为共产党员。[22]共产国际的档案文件显示，黄埔军校甄选第一期学生时，蒋甚至向苏联顾问建议所有的政工人员都由共产党人担任，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基层官兵中只占极少数。[23]有位苏联顾问向他的上级提出警告：蒋对中共的偏袒已引起“国民党内各级指挥官的愤慨”，搞不好会有反弹。[24]
同时，苏联顾问团在广州的人数也快速扩张。苏联六艘轮船定期载送石油、武器甚至拆解开的飞机到广州来。[25]苏联派在华南的代表团向北京苏联大使馆报告，说它实际上已承担起国民革命军参谋本部的工作。这份报告说道：“国民党现今的存在是我们创造出来……到目前为止，只要我们提案没有一项不会被政府采纳。”化名季山嘉（Kisanka）的库比雪夫（N.Y.Kuibyshev）将军，十一月间取代加仑出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两个月后季山嘉呈报给莫斯科一份报告，透露苏联的终极目标：现在还不能“完全控制”住国民革命军。[26]
有位苏联顾问觉得蒋“自负、缄默、野心勃勃”，但是若能“微妙地赞美”他，“以平等地位待他，绝不显示向他夺取一丝一毫权力”，便可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即令如此，季山嘉仍然公然鄙视他的中国军方同僚，写下：“他们完全不懂兵法。”[27]冲突遂在所难免。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蒋就记下他对这位新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及其部属的不满：“我已诚往，彼以诈来。”季山嘉“讪笑”他之后，蒋又抱怨苏联人欺骗、多疑、善妒。[28]
很快就导致双方失和的事件之一是，蒋全力规划早日发动北伐，此时国民革命军拥有八万五千名部队官兵、六万支枪；军阀对手虽有十倍之多。但蒋深信，精神、意志力才是胜负关键。可是，斯大林反对提早北伐：他依然担心日本的反应，也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壮大还需要时间。[29]
同时，上海的西山会议派散布谣言，试图煽风点火，挑起广州人士的疑共心理，并传说汪精卫和苏联人有阴谋要铲除蒋。[30]蒋的部属向他报告，广州出现明显出自共产党之手、诋毁蒋的传单。蒋此时也开始在日记中批评起共产党，有一天他写下：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开诚相见……”不久，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单枪匹马，孤苦伶仃”，政治生活仿佛“绝境”。[31]
就在这时候，汪精卫派他到莫斯科去和苏联人商讨北伐计划，以及他和季山嘉的不和。陈果夫的弟弟陈立夫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出任蒋的机要秘书。陈立夫后来著书说，蒋并不想去莫斯科，但是觉得他必须接受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原则，即党（汪精卫）控制军（蒋本身）。[32]照陈立夫的说法，三月十八日午夜过后，中共中央执委会里头有个浙江籍成员传递密告给蒋，表示共产党和苏联人正阴谋要逼他下台。[33]
次日，革命军一艘炮艇“中山舰”（舰长为共产党员）作出令蒋起疑的移动，而且汪精卫当天两度打电话问起蒋的行程。[34]据陈立夫的说法，蒋担心有陷阱，决定搭车前往广州城外效忠他的第一军驻地。途中，他决定要反击共产党冲着他来的威胁。[35]经过和第一军高级将领彻夜讨论后，三月二十日清晨四点钟，蒋宣布广州全市戒严，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以及周恩来在内的约五十名共产党人。第一军部队解除了广州共产党纠察队的武装，并没收苏联顾问团营区卫兵的武器。[36]下午，廖仲恺遗孀何香凝冲到蒋的总部，追问：“你疯了吗？还是你要向帝国主义投降？”想到总理孙中山一向深信他会接受文人统治，蒋不禁“伏案痛哭，有如小童”。[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