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生命的足迹——自述性散文(3)

箱型车在师范学校的校园里左转右弯，哪里找得到什么墓地，更无任何碑石为志。不过整个校区，高高低低，都在山坡上面，坡势还颇陡斜，应该就是从前的胡家山了。一连问了几个路人，都不得要领。最后有人建议，不妨问问老校工。那老校工想了一下说：“以前是有几座坟墓的，后来就盖了房子了。”他指指坡上的几间教室，说好像就在那下面。

我们的车在教室对面的坡道旁停定，我帮着我存把带在车上的一束香点燃，插在教室墙外一排冬青的前面。我和易丹站开到一边，让我存一人持香面壁，吊祭无坟可拜无碑可认的亡魂。那天好像是星期天，坡上一片寂静，天色一直阴冷而灰淡，大渡河水在远处的山脚下隐隐流着。幸好是如此，要是人来车往，川流不息，恐怕连亡魂也感到不安了。

我存背对着我们，难见她的表情。但我强烈感到，此刻在风中持香默立的，不是一个六十五岁的坚强妇人，也不是我多年的妻子，而是一个孤苦的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来上爸爸的新坟——那时正当抗战，远离江南，初到这陌生的川西僻乡，偏偏爸爸仓猝间舍她们而去，只留下母女二人，去面对一场漫长的战争。想想看，如果珊珊姐妹在她这稚龄，而我竟突然死了，小女孩们有多么无助，又多么伤心。

易丹在旁，我强忍住泪水。却见我存的背影微微颤动，肩头起伏，似乎在抽搐。

易丹认为我应该过去“安慰师母一下”。

我说，“不用。此刻她正在父亲身边，应该让他们多聚一下，不要打断他们。其实，能痛哭一场最好。”

三

我存虽然不时提起她的父亲，更爱回忆战前她家在杭州的美好岁月，但是吉光片羽，总拼不起完整的画图。毕竟父亲亡故，她才七岁，至于杭州经验，更在她六岁以前，有些记忆恐怕还是从母亲口中得来。

不过那两张地图和一本照相簿却是有凭有据的信史。那照相簿在三十年代应该算是豪华的了。篇幅二十五公分乘十九公分，封面墨绿烫金，左上端是金色大字Album，右下角是汉英对照的金色小字“杭州圣亚美术馆制”。里面的照片有大有小，大的像明信片大，小的几乎像邮票，当然一律黑白，不过大半保存完善，并不怎么泛黄。我存小时候的照片，独照和跟父母合照的，有十几张；其中有的很可爱，有的豆蔻年华，竟已流露早熟的情韵，“我见犹怜”，有的呢照得不巧，只见羽毛未丰，唉，只能算丑小鸭了。

最令我着迷的却是她父母的合影，尤其是在新婚时期。有一张是在照相馆所摄，背景是厚重的百褶绒幕，新婚夫妻都着雪白的长衫，对衬鲜明。新娘坐在靠背椅上，两脚交叉，两手也文静地交叠在膝头，目光灼灼，凝视着镜头。新郎侍立于侧，一只手扶着椅背，戴着浑圆的黑框眼镜，身材高挑而文弱，一派五四文人的儒雅。那正是我无缘拜见的岳父范赉，但是岳母似乎一直以他的字“肖岩”相称。

当时的读书人似乎都戴这种圆形细边的黑框眼镜，不但徐志摩如此，梁思成如此，细细想来，西方的文人如乔伊斯也是这么打扮的。不知为何，现在看来却感到有些滑稽，也许是太圆滚了，正好把眼睛圈在中央，像是猫头鹰。至于岳母的坐姿与手势，似乎当时的淑女都应如此，才够Lady-like。更有趣的，是她的乌发是头顶向左右分梳，分发线就在头的中央。民初的女子也常见如此梳发，林徽音在许多照片里也是这发型。岳母老来一直容颜清雅，年轻时候原来丰满端丽，真是一位美人，加上当日的衣妆与发型，竟有几分像林徽音。

照相簿里有一张多人的合照，只有两张名片大小，半世纪后已略发黄，更因镜头是中远距离，人物只有三公分高，要一一指认，不很容易。我存可能曾向我简述，那是留法同学会某次在杭州聚会，也可能说过其中一人是林风眠，为她父亲好友。不过后来我淡忘了，因为早年我一直不曾体会林风眠乃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大画家，而晚至七十年代末期，连大陆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香港版，也未列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的条目。

一九七六年“文革”总算结束了。次年十月底林风眠才摆脱了冤狱的阴影，从上海去了香港，直到一九九一年在港病逝，没有再回大陆。他去了香港后，又设法为义女冯叶申请出境，一九七八年冯叶乃能赴港与义父相聚，并陪侍他度尽晚年。林风眠擅长的仕女主题，颇有几幅的眉眼情韵就似乎取材于冯叶，画得分外姣好。

在香港时我始终没有见过林风眠，只在收藏林氏作品最力也最丰的王良福家中，观赏过不少真迹。倒是我存认识了冯叶，并由冯小姐陪同，去林氏的画室参观。那天我存见过林风眠，十分高兴，回来时对我说，她曾告诉林风眠她的父亲是谁，不但也是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而且战前在浙大任教，与当时在杭州主持艺专的林氏颇有往来云云。我存又说，她也很喜欢冯叶，觉得冯叶温婉可亲，并说林风眠历经冤狱的劫难，临老又独客香江，幸有这知己的义女随伴照顾。

谁能不喜欢冯叶呢？中国现代画的一代宗师，幸有她温婉的风姿给他灵感，更有她坚毅的意志给他照顾：凡是林风眠艺术的信徒，谁不领她的情呢？

今年是林风眠诞生百年，高雄市美术馆与《民生报》合办“林风眠百岁纪念画展”，展出他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代表作一百幅，即由冯叶任总策划。她由香港赶来高雄参加开幕典礼，并将我存交给她的照片，留法同学在杭州重聚的那张合照，带回香港，把它放大后再寄回给我们。

那张小照片给放大了四倍，清楚多了。究竟是像中人一下子逼近到我的面前，还是我突然逆着着魔的光阴闯回了历史的禁区，只见里面的十九个人目光灼灼全向我聚焦射来，好像我是“未来”的赫赫靶心。但是说他们目光灼灼，也并不对，因为十九个人全在那一刻被时光点了穴，目光凝定，都出了神，再叫他们，都不会应了。岁月当然在抗战以前，很可能是一九三五或一九三六。像中人看来也都在壮年；我的岳父范肖岩与林风眠同年，今年都满一百岁了。像中这些归国的壮年，迄今也都应在百岁上下，敢说全都不在了。

可是那天的盛会，看来应是秋天，因为台阶两侧摆着好几盆菊花，众人的西服也显非夏装。盛会一散，众人将必各奔前程去了。不久八年战争的炮火将冲散他们：有的不幸，将流离失所而客死他乡，像我的岳父；有的何幸，历经千灾百劫挫而不败，终于成就一生的事业，像林风眠。

前排最右边的一位，戴黑框圆镜着深色西服而两手勾指者，是我岳父。后排站在极左、方额宽阔饱满而黑发平整覆顶者，是林风眠。冯叶又认出了两人：唯一的女子，长发蔽眉者，是蔡元培的女儿蔡威廉；站在她右边、被唯一的长衫客当胸挡住的，是她的丈夫画家林文铮，也是当日杭州艺专的教务长。这其中一定还有别的豪俊，是中土所生，法兰西所导，却隐名埋姓，长遁于时间之阴影。但愿有谁慧眼，能一声叫醒英灵。

二○○○年十一月于左岸

思蜀

一

在大型的中国地图册里，你不会找到“悦来场”这地方。甚至富勒敦加大教授许淑贞最近从北京寄赠的巨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普通地图集》，长五十一公分，宽三十五公分，足足五公斤之重，上面也找不到这名字。这当然不足为怪：悦来场本是四川省江北县的一个芥末小镇，若是这一号的村镇全上了地图，那岂非芝麻多于烧饼，怎么容纳得下？但反过来说，连地图上都找不到，这地方岂不小得可怜，不，小得可爱，简正有点诗意了。刘长卿劝高僧“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正有此意。抗战岁月，我的少年时代尽在这无图索骥的穷乡度过，可见“入蜀”之深。蜀者，属也。在我少年记忆的深处，我早已是蜀人，而在其最深处，悦来场那一片僻壤全属我一人。

所以有一天在美国麦克奈利版的《最新国际地图册》成渝地区那一页，竟然，哎呀，找到了我的悦来场，真是喜出望外，似乎漂泊了半个世纪，忽然找到了定点可以落锚。小小的悦来场，我的悦来场，在中国地图里无迹可寻，却在外国地图里赫然露面，几乎可说是国际有名了，思之可哂。

二

从一九三八年夏天直到抗战结束，我在悦来场一住就是七年，当然不是去隐居，而是逃难，后来住定了，也就成为学生，几乎在那里度过整个中学时期。抗战的两大惨案，发生时我都靠近现场。南京大屠杀时，母亲正带着九岁的我随族人在苏皖边境的高淳县，也就是在敌军先头部队的前面，惊骇逃亡。重庆大轰炸时，我和母亲也近在二十公里外的悦来场，一片烟火烧艳了南天。

就是为避日机轰炸，重庆政府的机关纷纷迁去附近的乡镇，梁实秋先生任职的国立编译馆就因此疏散到北碚，也就是后来写《雅舍小品》的现场。父亲服务的机关海外部把档案搬到悦来场，镇上无屋可租，竟在镇北五公里处找到了一座姓朱的祠堂。反正空着，就洽借了下来，当作办公室兼宿舍。八九家人搬了进去，拼凑着住下，居然各就各位，也够用了。

朱家祠堂的规模不小，建筑也不算简陋。整座瓦屋盖在嘉陵江东岸连绵丘陵的一个山顶，俯视江水从万山丛中滚滚南来，上游辞陕甘，穿剑阁，虽然千回百转，不得畅流，但一到合川，果然汇合众川浩荡而下，到了朱家祠堂俯瞰的山脚，一大段河身尽在眼底，流势壮阔可观。那滔滔的水声日夜不停，在空山的深夜尤其动听。遇到雨后水涨，浊浪汹汹，江面就更奔放，像急于去投奔长江的母怀。

祠堂的前面有一大片土坪，面江的一边是一排橘树，旁边还有一棵老黄葛树，盘根错节，矗立有三丈多高，密密的卵形翠叶庇荫着大半个土坪，成为祠堂最壮观的风景。驻守部队的班长削了一根长竹竿，一端钻孔，高高系在树顶，给我和其他顽童手攀脚缠，像猴子一般爬上爬下。

祠堂的厚木大门只能从内用长木闩闩上，进门也得提高脚后跟，才跨得过一尺高的民初门槛。里面是一个四合院子，两庑的厢房都有楼，成了宿舍。里进还有两间，正中则是厅堂，香案对着帷幕深沉牌位密集的神龛，正是华夏子孙慎终追远的圣殿，长保家族不朽。再进去又是一厅，拾级更上是高台，壁顶悬挂着“彝训增辉”的横匾。

这最内的一进有边门通向厢房，泥土地面，每扫一次就薄了一皮，上面放了两张床，大的给父母，小的给我。此外只有一张书桌两张椅子，一个衣柜。屋顶有一方极小的天窗，半明半昧。靠山坡的墙上总算有窗，要用一截短竹把木条交错的窗棂向上撑起，才能采光。窗外的坡通高几及窗，牧童牵牛而过，常常俯窥我们。

这样的陋室冬冷夏热，可以想见。照明不足，天色很早就暗下来了，所以点灯的时间很长。那是抗战的岁月，正是“非常时期，一切从简”。电线不到的僻壤，江南人所谓的“死乡下”，当然没有电灯。即连蜡烛也贵为奢侈，所以家家户户一灯如豆，灯台里用的都是桐油，而且灯芯难得多条。

半世纪后回顾童年，最难忘的一景就是这么一盏不时抖动的桐油昏灯，勉强拨开周围的夜色，母亲和我就对坐在灯下，一手戴着针箍，另一手握紧针线，向密实难穿的鞋底用力扎刺。我则捧着线装的《古文观止》，吟哦《留侯论》或是《出师表》。此时四野悄悄，但闻风吹虫鸣，尽管一灯如寐，母子脉脉相守之情却与夜同深。

但如此的温馨也并非永久。在朱家祠堂定居的第二年夏天，家人认为我已经十二岁，应该进中学了。正好十里外有一家中学，从南京迁校到“大后方”来，叫作南京青年会中学，简称青中。父亲陪我走了十里山路去该校，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参加入学考试。不久青中通知我已录取，于是独子生平第一次告别双亲，到学校去寄宿上学，开始做起中学生来。

三

从朱家祠堂走路去青中，前半段五里路是沿着嘉陵江走。先是山路盘旋，要绕过几个小丘，才落到江边踏沙而行。不久悦来场出现在坡顶，便要沿着青石板级攀爬上去。

四川那一带的小镇叫什么“场”的很多。附近就有蔡家场、歇马场、石船场、兴隆场等多处：想必都是镇小人稀，为了生意方便，习于月初月中定期市集，好让各行各业的匠人、小贩从乡下赶来，把细品杂货摆摊求售。四川人叫它做“赶场”。

悦来场在休市的日子人口是否过千，很成问题。取名“悦来”，该是《论语》“近者悦，远者来”的意思，满有学问的。镇上只有一条大街。两边少不了茶馆和药铺、加上一些日用必需的杂货店、五金行之类，大概五分钟就走完了。于是街尾就成了路头，背着江边，朝山里蜿蜒而去，再曲折盘旋，上下爬坡，五里路后便到青中了。

四

比起当年重庆那一带的名校，例如南开中学、求精中学、中大附中来，南京青年会中学并不出名，而且地处穷乡，离嘉陵江边也还有好几里路，要去上学，除了走路别无他途，所以全校的学生，把初、高中全加起来，也不过两百多人。

尽管如此，这还是一所好学校，不但办学认真，而且师资充实，加以同学之间十分亲切，功课压力适应，忙里仍可偷闲。老来回忆，仍然怀满孺慕，不禁要叫她一声：“我的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