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六计因贤求贤(2)
光闭目不应,良久,才张目看着刘秀说:“从前唐、盛德要巢父执政,巢父洗耳不听。士故有志,何必相迫!”刘秀说,“我如此下你还是无动于衷吗?”于是,上车叹息而去。
又请严光入宫,两人整天相对,论道旧故。
刘秀问光:“朕比以前怎样?”
光答道:“陛下略比前好。”
是晚,刘秀与严光同榻相卧,光以脚加在刘秀腹上。刘秀任严光为谏议大夫,他拒绝,便回去自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建武十七年,刘秀又特派使聘请他,也不来。年八十,病死于家。刘秀伤惜之,下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显然,严光是巢父、许由一类的隐士。这类人一生修身洁行,自命清高,自乐其乐,甘与草木同朽。刘秀当时已贵为天子,如此屈驾以待严光,不仅显示其不忘故旧,更重要的是说明其思贤若渴、急于求贤治国的迫切心情。而刘秀能完成汉室中兴大业,是跟他尊贤敬贤分不开的。
适度把握德与才
德和才又有不同的层次和内容。就是单讲一个“德”字,其中里面的内容每个人也不是一致的。一些聪慧的帝王深知这个道理,他们往往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形势需要来选用人才。当政治需要“德”强些,他们往往以德为主选人用人。
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在选拔官吏上就非常注重德的标准,把德放在第一位。他对魏征说:“作为国君,一定要在选拔官吏上不能草率从事。我现在每做一件事,就会被天下人看到;每说一句话,就会被天下人听到。任用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大家都能得到勉励;任用一个坏人,其他不好的人就会投机钻营。所以,我知道用人是多么需要慎重啊!”
魏征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说:“您说得太对了,全面地了解一个人,自古以来就是很困难的。所以,考核官吏要严,以政绩来决定一个人是否升迁罢免,以德行好坏来决定用还是不用。现在选人一定要先考察他们的品德。如果品德好,能力差点,只是不能把事情办好,不会造成大的祸害。能力差点,可以锻炼培养,提高能力,品德不好就不太容易改了。天下混乱的时候,选人可以多注意一些才能,如今国家安定太平了,选人一定要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唐太宗和魏征的话是正确的。天下大乱的时候,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争夺天下,一切只要对战争胜利有用的人才,都可以启用。当战争胜利了,国家安定太平了,国家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搞好建设,发展生产,安定社会,这时在选用人上就要注意德的标准。因为官吏的言行是国家的导向,人民的楷模,一个国家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往往会通过各级官吏的言行传向全国。
但是,历史上也有的时期,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集团总的目标任务的需要,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偏重于才的方面。三国时期曹操的三道《求贤令》中都是在把握德与才的关系上,偏重于“才”的方面。
第一道《求贤令》中讲,选人以才为主,唯才是举。只要有才,其他方面有点毛病也可以启用。
第二道《求贤令》中讲,有德行的人未必能干成事;能干成事的人未必德行怎么高尚。陈平“盗嫂受金”,但他能帮助刘邦成就汉朝基业;苏秦最不讲信用,但他能使弱小的燕国强大起来。
第三道《求贤令》中讲,陈平、韩信是市井无赖,吴起杀妻求将,母死不奔丧,但他们都为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大功。现在天下还没有统一,正是国家用人之际,只要是文能安邦,武能治国用兵之人,不管他有什么缺陷,都要积极举荐上来,千万不要有所遗漏,甚至提出对那些“贵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各州郡长官名举所知。
这种处理方法,实际上是从客观上、整体上把握“德”的标准。
现实生活中德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也分为很多层次。德的内容很丰富,可以分为政治品德、思想品德;也可以分为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等。从用人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制约用与不用的标准是政治品德和职业道德。假如说,一个人政治品德、职业道德不好,不拥护政治集团的路线、目标和任务,不遵守应有的职业道德规范,那么这个人的才能再高,也不会被选用的。陈平、韩信、苏秦在当时社会上不能说口碑很好,不能说道德品质很好,但就是因为他们在德的内涵里面属于政治品德、职业道德那一部分是好的,符合当时政治集团的需要,他们就被大胆地起用了。这是古代用人上一个特点,即在处理德与才的关系上,服从服务于当时政治集团的政治路线和总的目标任务。
孙权因贤求贤
人才的选拔首先要搞好人才的推荐。推荐不能“私听于一人世间之口”,而要根据众人的意见。众人认为贤能的人,才能按照他的“德之大小”、“才之高下”,授以适当的官职。
三国时的孙权就是个因贤求贤的高手。孙策临死前把印绶交给孙权,说:“咱们兄弟俩,要论上阵打仗的本领,你不如我;至于选拔人才,任用贤人,我比不上你。希望以后你好好保住江东这份基业。”
孙权记住他哥哥的话,用心搜罗人才。周瑜向孙权推荐说:“我有个好友鲁肃,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请他来帮助将军,准没有错。”孙权派人把鲁肃请了来,两个人一见面,就谈得挺对劲儿。有一次,孙权会见宾客,等别人走完了,把鲁肃单独留下来谈心。
孙权说:“现在汉室衰落,天下扰乱。我想继承父兄的事业,像齐桓公、晋文公一样,来扶助天子,建立霸业,您看怎么样?”鲁肃说:“我仔细研究过天下大势。汉室已经不能再兴盛起来了。曹操势力已经强大,也除不了他。我替将军打算,还是保住江东这块地方,等待时机。曹操现在正忙着对付北方,顾不到我们这一头。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讨伐刘表,占领荆州,然后再来平定天下。
这倒是汉高祖的事业呢!”
孙权听了这番话,心里豁然开朗,但是嘴里还是谦虚地说:“我哪能做到这些呢。”由于孙权重用人才,江东地方,文臣武将,人才济济,出现了一片兴旺景象。
如何“找对人才”,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首要问题。错误的决定,会让老板们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不仅仅是财政上的支出,以公司的营运效率而言,老板和其他员工都会在这个过程中蒙受损失,甚至会致使工作团队元气大伤。
曾国藩观察求贤
人才的考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现任官员要从言行方面详加考察,由此而观察其言行,然后“试之从事”,看其对所交办的大事是否能胜任,而且还要坚持长期的考察。诸葛亮的《知人性》中提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以观其廉,期之以事以观其信。”企业“招兵买马”时,可以通过一些预先设定模拟情景,如吃饭喝酒、委以重任等,来了解被招聘人的品德性格。
唐朝人赵蕤《长短经.知人第五》中谈论如何知士有术:“微察问之,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谋,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远使以财,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
清廷派驻台湾的总督刘铭传,是建设台湾的大功臣,台湾的第一条铁路便是他督办修的。刘铭传的被任用,有一则发人深省的小故事:
当年李鸿章将刘铭传推荐给曾国藩时,还一起推荐了另外两个书生。曾国藩为了测验他们3人中,谁的品格最好,便故意约他们在某个时间到曾府去面谈。可是到了约定的时刻,曾国藩却故意不出面,让他们在客厅中等候,暗中却仔细观察他们的态度。只见其他两位都显得很不耐烦似的,不停地抱怨;只有刘铭传一个人安安静静、心平气和地欣赏墙上的字画。后来曾国藩考问他们客厅中的字画,只有刘铭传一人答得出来。结果刘铭传被推荐为台湾总督,后来名垂青史。
是否可造之材,是否可大用、重用以及用在什么位置,都基于对人的了解与把握。与其说用人难,不如说识人难,其中奥妙即在于此。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用人之道,亦同此理。这已被古今中外的用人高手千百次验证过了,用人者不可不察。
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的问题,历来就是选拔任用官吏上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明君坚持任人唯贤的选官路线,昏君则不能很好地坚持任人唯贤的选官路线,经常滑向任人唯亲的选官路线上去。历史上有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汉明帝不给自己的外甥封官、后周的武安节度使周行逢不给自己的女婿封官、金世宗选人重贤不重亲等,都是任人唯贤的表现。
任人唯贤不能机械以亲疏为标准,认为任人唯亲就是任用自己的亲属,任人唯贤就是任用自己亲属以外的人。关键是个“贤”字,只要是贤才,不管亲疏远近,都可以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