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义理】
汉学与世界文化交流[1]
艾恺
艾恺（Guy Alitto）/美国芝加哥大学
过去一百多年来，对中西之间文化接触与交流的探讨（包括纯学术的和较通俗的）大多集中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它们关注的是西方文化如何理所当然地影响了中国，以及这种影响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不同样式或形态。这表明，我们已经很容易就会忘记，在17、18世纪时，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欧洲文化之于中国的影响。那时，西方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无论在经济贸易方面还是在“文化贸易”方面，都处于逆差状态，而中国则因丝绸、瓷器、茶叶等对欧洲的大量出口而坐享巨额顺差。一直到19世纪，在中西方之间才出现了某种逆转。
现在，西方对中国的经济贸易再次出现了类似17、18世纪时的逆差状况。那么，“文化贸易逆差”是否会随之而来呢？依我之见，今天的情况与17、18世纪时有诸多不同。其中，最为迥异之事包括以下两点：首先，今日中国之文化输出直接依靠其经济力量，而在17、18世纪时则并非如此。其次，中国语言之地位已发生变化。那时，唯有少数耶稣会传教士学习汉语；如今，汉语学习已经成为中国一项重要的文化输出。
1600——1800年西方经济与文化贸易逆差
对于发生在17至18世纪时西方对中国的“文化贸易逆差”来说，汉学这一研究中国人、中国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学科起到了举足重轻的作用。具体而言，早期汉学家（利玛窦、范礼安、罗明坚等耶稣会传教士）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播者，通过他们的努力工作，中国文化才被传至世界各地。可以说，正是通过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西方与中国之间的第一次“文化贸易逆差”才得以发生。
何谓“文化贸易逆差”？当时，耶稣会士们对中华文明、儒家哲学以及中国的文学与典制持有高度的敬意，他们充满同情地向欧洲人详细描述了作为其传教对象的中国人的信仰与习俗，他们将大部分中国古代经典译为拉丁语及其他西语。耶稣会传教士们还首先使用了“儒学”（Confucianism）这一术语，在西方人眼里，它早已成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代名词。总之，他们所传播的思想对当时欧洲知识界影响深远，并促成了某些重要观念的形成。而且迄今为止，这些观念上的影响仍值得进一步挖掘。
早在16世纪，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1510——1581）便将“东方”（the Orient）确立为一种乌托邦式的标准，并将其作为谴责基督教世界之谬误与堕落的准则，同时呼吁欧洲进行改革。[2]不过，中国对西方知识界的普遍影响还是出现在启蒙时代。当时，许多欧洲大知识分子都属于热情的慕华派（sinophile），他们包括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等。
在上述欧洲知识分子中，莱布尼茨最为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中国的倾慕之情。他与耶稣会士接触频繁，并曾在1691年写道，赴华传教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事业”。其实，他更主张中国向欧洲派遣“传教士”。在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中，令莱布尼茨和其他著名西方知识分子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士大夫组成了一个贤能阶层，其所领导的理性社会秩序无比优越。莱布尼茨发现，中国的君主制把修身、齐家的道德准则用于国家管理，即所谓治国、平天下。这样，国家就成为儒家道德学说的主要宣传者和支持者。在莱布尼茨之后，其弟子沃尔弗（Christian Wolff）在推崇儒家思想的优越性方面越走越远。
18世纪法国哲学家魁奈在其经济管理思想中也自觉采纳了常平仓制等中国思想和制度，尤为引人注目。[3]在魁奈看来，中国政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原则是：统治者依据自然经济法规来进行治理，在必要时才通过国家机构来介入调控。实际上，魁奈本人偏好的管理政策便是“不为”（do nothing）。[4]正是根据中国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观念，魁奈提出了“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这一术语。经由其弟子亚当·斯密的阐发，这种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18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慕华派知识分子为伏尔泰，他也是当时哲学界的领军人物。在《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1756）中，伏尔泰详述了他对孔子哲学的看法，声称中国道德哲学与政治体系具有某种内在的优越性，且均基于理性原则而非世袭贵族制度。他还断言，世界最古老之文明、最古老之宗教形式以及诸种艺术之摇篮都可以在东方找到，因此，西方的一切都蒙惠于东方。在伏尔泰的影响下，百科全书派的其他成员亦多持此论。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细述中国风俗，并将之与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在这类比较中，中国往往获得盛赞。
在启蒙时代，许多西方学人均把中国视为反观欧洲哲学与制度之缺失的镜子和激发其自身道德与政治改革的楷模。一时之间，孔子成了“启蒙时代之主保圣人”（还请原谅这句话中的反讽意味），而“中国孔圣人”（Le Sage Chinois）遂化为一个习惯用语与固定形象。1769年，皮埃尔·普瓦夫尔（Pierre Poivre）有如下宣称：
17、18世纪中国文化输出最显著的物质表现就是所谓的“中国风”（Chinoiserie），指的即是中国商品出口欧洲的几次浪潮以及它们对西方工艺美术和装饰艺术的影响。大约在17世纪初，意大利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手工艺者开始将中国家具和瓷器直接用于装潢设计，这种装饰风格至18世纪末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另一种中国物产的输出在西方经济舞台上扮演着类似的角色，那就是茶叶。就西方艺术史而言，中国风的影响主要限于18世纪的一些画家，如华托（Antoine Watteau）、布歇（François Boucher）等，但它在其他相关领域所起的作用也极为巨大，这些领域包括园艺、建筑和家居设计、室内装饰，以及漆术和镀金术等。其中，中英风格合璧的花园在欧洲大陆及美国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中式房间”（以中国瓷器藏品布置的住房）在当时的精英阶层非常流行，就连美国的白宫里也有一间这样的房间。诚然，中国风产品的设计和制作常常是为了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构想（或中国所构想的西方对中国之构想），但此类产品无疑还是属于中国文化输出的结果。
时至今日，中国过去对西方的影响，仍然存在于欧洲文化和世界文化之中。有意无意之间，在欧美政治制度中，有不少都是以中国为模板而确立起来的。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就是如此，其以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高度集中、官僚统治与精英治理为模型和基础。这种制度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时期逐渐建立，又经由法国大革命为其添加了某些关键因素（如大众民族主义）而最终成熟，随后便由西方“输出”到全世界。
其实，某些如今非常重要的欧洲机构都是以中国为样本而创建的，即使这种关联已经消失不见。比如，目前仍在培养官僚精英的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就是很好的例证：虽然其与中国的关系已经难以察觉，但该校的毕业生仍被称为“Les Mandarins”[5]。另外，就建制和理念而言，由拿破仑在1810年创建，如今为巴黎高师姊妹学校的比萨高等师范学校（Scuola Normale di Pisa），甚至在1997年刚刚成立的帕维亚高等研究院（Istituto Universitario di Studi Superiori di Pavia），无不与中国文化有着某种关联。
比较而言，那时的欧洲对中国的文化“输出”相对较少。虽然耶稣会士的传教事业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但在宗教输出与传播方面却谈不上成功。耶稣会士们的工作只是在某些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天文学和几何学等。其中，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在输出欧洲科学方面最为成功，他曾被中国朝廷长期聘任为铸造西洋火炮的监造。当时，中国学习制造西洋武器的努力在明朝就开始了，但在后来的清朝，这类武器并未在军事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其他领域，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既狭窄又短暂，地图绘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疑，利玛窦于1602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影响了1609年完成的明代《坤舆全图》，而后来传至日本和朝鲜的各种地图绘本显然也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地图绘制。但是，总体而言，西方制图学并未对中国的地图绘制方法产生重大影响，欧洲绘图的基本原则也没得到广泛接受或实施。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自绘画领域。许多人都知道，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画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曾发展出一种中西结合的画风，其吸纳了欧洲透视法及着色技法，并在皇帝的支持下对清朝的宫廷绘画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在郎世宁去世后，这种画风的影响力逐渐消失，并没有很多中国画家真的采用西方的绘画技法。至19世纪，在中国绘画领域大概已经找不到其影响的痕迹。
重大转折
到19世纪下半叶，在中西方之间的这种经济文化贸易失衡的状况出现了全面逆转。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从理想社会衰变为贫弱的“第三世界”，而西方的器物与思想则因洋务运动者的推崇而大举进入中国。汉学基本上变成了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官的业余爱好，或者说成为一种无关紧要的考古癖好，对社会的发展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输出均降至历史最低点。与此同时，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大都主张全盘废古（如新文化运动及“文化大革命”所体现的），即使在其他非西方国家，这样的情况也很少见。长期以来，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和整个国家机器都不断以各种方式来呈现这样一种姿态，而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汉学和历史、文学等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在海外欣欣向荣。而且，世界的“学术重心”也一度移至美国，汉学的发展也是如此。随着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在战后确立，其政府开始鼓励各种海外研究，先后设立了和平队（Peace Corps）、富布赖特奖学金计划（Fulbright Fellowships）、美国新闻署（US Information Service）等项目和机构。与此同时，英语及美国流行文化逐渐盛行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经由大众传播媒介，爵士乐、摇滚乐、青少年时髦服饰、好莱坞影视作品等都成为全球流行文化的基础。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也开始接受这些东西。近二十年来，美国经济呈现衰退之势，其对世界流行文化之影响也相对减弱。目前，“学术重心”在世界范围内亦趋分散。在我看来，文化影响力紧随经济实力而涨落是二战后的典型现象，而中国文化的迅速发展亦可由此得到解释。
中国的软实力活动
过去十年来，为使自己在文化输出方面的影响力与经济输出相匹配，中国在众多前沿领域都在积极活动。虽然它们大多被认为来自提高“软实力”的愿望，但严格说来，其中有些活动是为了努力改变其国际形象，与促进文化输出并没有关系。例如，自1990年起，中国开始向海外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其人数也在不断增加。2009年，中国维和部队的人数已位居世界第一。另外，中国在过去十年来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与承担的其他责任都在迅速增长。例如，为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付欧元危机，中国已经贡献了530亿美元。
不过，中国提高自身软实力的努力大多集中在文化领域。中国政府非常积极地寻求将自己的名胜古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国内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也在迅猛增长（这既是为了增进民族自豪感，又有利于吸引外国游客）。这类活动或直接或间接地宣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可能有助于推广儒家思想。
显而易见，中国政府想要继续加强自己的“文化输出”。胡锦涛主席曾于2011年一次讲话中说道，“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6]。令人欣喜的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首次被授予了一位中国公民。尤其在过去的八年间，中国政府实施了许多明确旨在增进文化输出的活动。例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得到了大规模扩展，无论在数字技术、社交媒体网站以及互动方面，均已超过了BBC及美国之音。而且，这类活动也大大提高了中国媒体与外国媒体之间的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高校已经与世界各地的大学签署了许多交流协议与合作项目。众多国外专家，包括教育家或外科医生，应邀来华进行文教交流。在每年一度的北京论坛上，上百位中外学者及各国政要与文化名人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一些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最近，又有一些别出心裁和极有创意的项目被推出：国家汉办（原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1年举办的“I Sing Beijing——国际青年声乐家汉语歌唱计划”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在这一活动中，汉语学习与歌咏活动被结合在一起。一些经过仔细遴选的外国歌手受邀前来中国参与培训，在跨文化的环境中提升自己的演唱技巧，同时也可能将中国现代歌剧引介至世界声乐舞台。事实上，此举的目的既是输出中国语言，也是推介中国歌剧。
当然，中国现在进行文化输出的主要机构非汉办所开设并管理的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莫属。目前在世界各地已有400所孔子学院、约500个孔子课堂，而且这些数字仍在增长。孔子学院最初的任务是教授和推广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与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等机构有些类似。不过，孔子学院最近似乎在尝试拓展活动的范围。例如，芝加哥大学孔子学院便开始推介并支持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不难发现，这样的尝试有助于推动汉学的学术重心移至或“返回”中国。
无可争议的是，如今的“汉语热”的确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引人注目，台湾流行音乐组合S.H.E在2008年演唱的“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是真实而确凿的现象。在我看来，这一热潮的根源还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轻视孔子学院的成就）。在这方面，我的家乡芝加哥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前市长理查德·迈克尔·戴利（Richard M.Daley）相当重视扩展这座城市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并在其任内于上海创立了芝加哥中国开发公司（Chicago-Chin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后来，戴利还大力推动芝加哥公立学校开设汉语课程。结果，芝加哥公立学校中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在美国城市中，乃至在所有西方城市中，都位列第一。芝加哥孔子学院坐落于沃特·佩顿（Walter Payton）高中，其职责之一就是支持和监督芝加哥公立学校设立汉语教学课程。
我个人坚持认为，学习汉语之所以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波热潮，与其说应该归功于孔子学院的蓬勃发展，还不如说在于中国经济的繁荣昌盛。中国经济增长越快，世界越乐意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比如，在过去十年间，芝加哥大学汉语班招生人数的增长与中国GDP的增长正相吻合。这令人想到了二战结束后的情况——那时，英语逐渐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而美国的经济实力（有赖于不列颠帝国所建立的基础）便是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
17、18世纪时，中国的文化输出与经贸输出之间几乎没有关系，如今，文化输出的增长似乎与经济的发展与走向直接相关。若中国经济及其贸易顺差持续增长，其文化输出亦将不断提升。目前，中国经济并无衰退的迹象。但是，如果中国经济一旦出现问题，尽管有孔子学院和“I Sing Beijing”这样的项目，其文化优势恐怕也会随之衰落。我们已经看到，法语近年来的命运便是如此。曾几何时，法语曾是外交与艺术领域的“世界语”，如今，其重要性已经不复存在，世界许多高校甚至已经取消了法语专业。然而，在世界各地，中文专业的设立却正如雨后春笋。
（蒋秀云译，耿幼壮校）
注释
[1]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反思中西文化关系，或许算不上纯粹的学术文章，但希望它能够激发更多的讨论。
[2] John James Clarke, Oriental Enlightenment: 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32.
[3] 在美国大萧条时期，这类观念和体制也见之于罗斯福政府的相关政策中。
[4] 可以说，本身就富于变化的“儒家”思想也认可这种态度。早期儒学思想家如孟子便建议，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应当尽可能少地进行直接干预。法家传统则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并在实践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不过，虽然中国的王朝统治以法家传统为基础，但由于采纳了一些儒家的学说，许多干预政策也被认为出于儒家，比如王安石的常平仓制度。
[5] 该词源于葡萄牙文，指古代中国官员。如今，法国的精英官僚仍被称作“les mandarins”，且其基本含义与中国古代一样，皆指由知识分子（文人）担任的官吏。现代法国与18世纪中国的联系，由此可见一斑。在20世纪，该词带上了否定或反讽的色彩，比如，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就有一部名为Les Mandarins的小说，其主题便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无能为力。
[6] 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载《求是》，201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