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苏联模式的成因分析(2)

苏联不得不再度进行新一轮的全面备战，战争阴云再次笼罩在苏联上空。不屈的苏联人民无论如何决不能坐以待毙，备战再次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斯大林号召苏联人民共同努力，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使苏联拥有防止发生任何意外事故的保障。[参阅《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41～453页。]于是，刚刚经过大战洗礼的苏联人民，得不到丝毫喘息之机，冷战就再次把他们拖入战争的梦魇。国家再度肩负着与苏联模式创建初期相似的备战任务。

因此，为了抚平战争留下的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新一轮世界战争，苏联又重新启动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体制又按战前的那一套程序加速运作。而且，这一次，凭借曾经创造过伟大成就的实践经验，斯大林及其人民对苏联模式具有更坚定的信心，即使在遭遇到美国的核威慑时，仍然岿然不动，勇往直前。在这一时期，苏联已经不再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红色孤岛”，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簇拥下，苏联模式在苏联的重新实行不仅具有了深厚的工业基础，而且拥有了更好的外部环境。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计划委员会编制了第四个国民经济计划，要求使苏联受害地区得到恢复，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然后再大大超过这个水平。在苏联模式的推动下，苏联人民无所畏惧的重建工作和新的战备行动很快取得了巨大成就，不到五年时间，国家很快医治了千疮百孔的战争创伤，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逐渐超越战前的发展水平。到50年代初，当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已经在经济总体实力上向美国逼近。在五六年时间内，苏联模式的实行不但使苏联从战争的废墟中迅速崛起，而且具有了与美国相抗衡的力量，这就是苏联模式的魅力所在。但是，与此同时，苏联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露，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有所减弱，国内经济矛盾开始更为表面化。

二、苏联模式形成的社会条件

苏联模式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那是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国内社会危机四起，英、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敌视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资本主义国家对红色苏联的战争曾呈现出一触即发的态势，战争的阴影笼罩着苏联全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再度经受着生存危机的考验。

第一，国内开始出现复杂的社会危机。

列宁逝世后，在新经济政策的指引下，苏联国内经济状况相对较为稳定繁荣，但是，政治生活则较为混乱无序，党内的派别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经济上的稳定状态也未能保持多久，到1928～1929年间，粮食收购危机引发出新的经济矛盾，国内经济矛盾不断激化，阶级斗争日趋激烈。而且，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还直接影响到党内领导高层的决策，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政治斗争开始与经济路线的分歧纠缠在一起，党内不同派别甚至还代表了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这又进而加深了党的高层领导的分裂。一言概之，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期，苏联社会又遭遇到巨大的困难，苏维埃政权再次面临生存危机的考验。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联合击败了托洛茨基，又与布哈林、李可夫等联手击败了托—季联合反对派。斯大林、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遂掌握了党的主要权力，党内再度形成一个相对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列宁逝世所留下的政治困境开始出现转机。但是，在粮食收购危机爆发后，斯大林与布哈林及其支持者也发生了冲突。他们的冲突表面上虽然也是政治上的权力斗争，但实质上则是经济路线的较量。这是两种经济路线主张的斗争，是很难弥合的分歧。于是，粮食收购危机与党内高层权力争夺互相交织，共同引发了20年代末苏联国内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

危机首先在农村爆发。1927至1928年连续两年的粮食强行征购，乃是在粮食获得丰收后，农民拒绝低价售粮后迫不得已的选择。在采取这一非常措施时，斯大林主要是迁怒于富农对商品粮的垄断。在适当调整粮食价位后仍未能从市场上购得足够粮食时，斯大林决意采用非常措施，从富农手中征取必要粮食。布哈林对这种做法是持反对态度的。在党内勉强达成了强行征粮的一致认识之后，强行征粮的办法暂时被采纳。但这却引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富农被强行剥夺，中农也经常被不适当地掠夺，农村社会出现了动荡局面。至1929年，农村社会矛盾完全激化，摆在领导者面前的农村问题的出路只有两个：或者放弃强行征粮的办法，向富农妥协，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或者对富农采取坚决不妥协的做法，彻底废除富农对粮食的垄断权，这意味着要抛弃新经济政策，实行农业集体化。选择前者，有可能导致党的威信扫地，富农将成为这一回合较量中的胜利者，今后党的领导地位将岌岌可危。选择后者，自然是走上苏联模式的道路。

其次，粮食收购危机不仅是城市缺粮的危机，而且是国家工业化的危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工业全面复苏，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即使如此，苏联的工业仍然是一种极落后的工业。从当时形势看，有三个原因迫使苏联领导人必须迅速实现工业现代化：（1）创造强大的国防工业，防范未来的战争；（2）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与苏联落后的经济基础存在巨大差距，理想与现实的不和谐构成对革命者莫大的讥讽；（3）俄罗斯民族振兴和民族精神也促使每个俄国人都以实现现代化赶超西方为己任，革命者更应如此。迅速工业化遂成为当时苏联国内社会生活的主题。尤其是在十月革命缔造了社会主义先进政治制度之后，这种向现代化进军，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紧迫感更是与日俱增。

然而，工业化的进程却由于粮食危机的发生而遇到了巨大困难。在粮食危机的阴影之下，眼看工业化的希望就要化为泡影。苏联的工业化与粮食危机这种奇妙联系有着特殊原因。当时，苏联政府征购粮食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向城市供粮；二是用以出口创汇，购取必要的工业设备。在那时，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化启动设备的任务是压倒一切的经济事务，以至于在城市非常缺粮的情况下，苏联依然坚持出口一定量的粮食。史料表明，即使在1932～1933年大饥荒发生后，苏联仍坚持出口粮食，1932年出口一亿八千一百万公担，1933年出口一千万公担。[《苏联农业1935年年鉴》，莫斯科，1936年版，第222页。]这种在半饥半饱的情况下依然勒紧裤带坚持出口粮食的做法，本身就充分地说明了当时苏联各级领导和多数群众积极实现工业化的决心，也说明了工业化的紧迫性。对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来说，以农产品换得工业设备，创办工业企业，这其实是常见的工业化启动办法。

可是，粮食征购危机的爆发，不仅造成了城市工人极端缺粮的问题，而且还阻断了出口粮食换购工业设备然后启动工业化的途径。苏联工业化由此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如果不能尽快摆脱粮食收购危机，那么以工业化为先导的整套现代化战略都将破产，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理想将化为泡影。

在这种情况下，粮食收购的危机终于直接表现为严酷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政治斗争。“布哈林派”实质上指的是那些以布哈林为核心的，坚持在当时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拒绝全盘集体化的党内人士，他们与提倡创建集体农庄的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发生了经济路线的斗争。面对粮食危机和工业化困难，布哈林一方面承认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却出于保持经济格局平衡的考虑，在粮食收购困难时，倡议大范围提高粮食收购价位，从外国进口一亿卢布的粮食用以缓解城市缺粮困境。后者必然会由于外汇的缺乏而造成进口工业设备设想的破灭，最终造成工业化速度的放慢。事实上，布哈林也曾承认，为了确保经济格局的平衡，决不能用武力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即使是工业发展速度慢若“蜗步”也在所不惜。

斯大林则坚持创建集体农庄以克服眼前危机。他坚持要出口一定量的粮食，大量进口工业设备，快速实现工业化。他设想，“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页。]而且，在斯大林看来，创办集体农庄不仅可以保障工业化目标的实现，而且还能确保苏联农业“一日千里地推进”。[同上书，第156页。]

由此，联共（布）中央分裂成两派，他们各自坚持不同的经济路线。经济路线的分歧又迅速转化为组织上的政治斗争。在斗争刚开始时，双方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初期布哈林方面甚至还曾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布哈林掌握着党的文化、宣传机器，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都是布哈林的支持者，他们一度在政治局占据了多数。但是，由于斯大林掌握着书记处，能够通过书记处的特殊作用，对干部人事进行新的任免，因此，斯大林能够逐渐在各个部门安排进一些得力的支持者，这一方面增强了自身的实力，同时还有效地钳制了对方的行动。最终，斯大林在政治局里获得了绝对多数的支持，布哈林派全线溃败。

布哈林的经济设想，由于牺牲了迅速工业化的目标，偏离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主题，最终不能具备足够的说服力。而斯大林所倡导的发起集体化，创办集体农庄的决策，既保证了工业化目标的迅速实现，又能够跨越眼前困境，最终能使苏联战胜外敌。如此的“政治动员令”，不仅具有逻辑上的首尾一致，而且符合当时形势的要求，极具说服力，最终获得了多数者的支持。

概言之，二三十年代苏联国内的社会危机是异常严峻的，苏联模式的诞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波兰著名学者伊萨克·多依彻一语中的，他说，苏联模式乃是“严重社会危机”下的“唯一抉择”。[伊萨克·多依彻著：《斯大林政治传记》，纽约1973年版，第313、318页。]

第二，国际风云变幻，战争阴影笼罩全国。

十月革命胜利后，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着苏联的每一角落。这不仅是指胜利初期的资本主义干涉和国内战争，而且是指从一战到二战，从二战至斯大林逝世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战争的阴影都与苏联人民如影相随。[1929年以后，西方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这在事实上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暂时停止了对苏联的围攻，使苏联事实上暂时免受了战争的威胁。但是，战争的阴影并没有从苏联人心目中消失，战争阴影仍然威胁着苏联的社会生活，使苏联社会主义继续走在备战的轨道上。]

目前，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在1927～1928年，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还看不到战争逼近的迹象”，并摘引斯大林的一个提法：“现在谈战争的‘可能性’是什么意思呢？这等于把我们至少拖回到大约七年以前去”，[《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44页。]借以批判苏联在和平环境下搞“临战体制”的行为。这个看法并不正确。上述斯大林关于战争可能性的论述，出自于他在1927年8月1日所作的“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演说。联系上下文可见，斯大林是据此批驳季诺维也夫对布哈林的攻击。斯大林的真实意思是，季诺维也夫关于战争“不可避免性的论调”，不过是重复“七年以前”的陈词滥调，并无新意。在此，斯大林并未否认战争的可能性。恰恰相反，在同一文中他指出，“现在战争问题是当前的基本问题”。[同上书，第38页]在当时，战争仍未爆发，但战争的威胁却时刻纠缠着每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心灵。

从国际环境看，2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在1929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仍然举步艰难的形势下，资本主义则已经走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困境，妄图凭借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实力，在取得压制国内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抑制甚至绞杀红色苏维埃政权。当时，国际矛盾有所激化，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国际形势对于苏联的生存和发展是不利的。

早在1925年1月，斯大林就指出：“……整个欧洲都在重新准备力量和重新布置力量”，“国际形势已经开始起根本的变化”，“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使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当然不是明天，不是今天，而是几年以后）”。[《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3～14页。]

在当时，这种关于战争正在临近的判断基本上是联共（布）党中央一致的认识，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反对派主要成员都认同了这一看法。那时，托洛茨基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英国正准备反苏战争”。[《托洛茨基言论》下册，三联出版社，第796页。]1927年，在英苏断交、苏联驻波兰大使被暗杀等事件发生后，苏联甚至搞过一个全民“国防周”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