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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认为对冲基金对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很重要呢？答案就在于2007—2009年严重的金融危机。对某些人来说，危机标志着“西方金融”的失败和监管更加严格的“中国金融”的胜利。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2008年在《经济学人》杂志上说：“美国一直是中国的典范，而现在它制造了这样一个大混乱，我们当然要三思而后行。”但我认为信贷危机并不能代表西方金融的全面失败，而只是提醒我们一个古老的真理：动机永远是重要的。

美国金融机构的不良动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这次危机。不负责任地授予次级抵押贷款证券AAA级的评级机构是由创建这种证券的人付酬的，这种利益冲突扭曲了其动机，使得他们的论断太没有原则，这也不足为怪。金融工程师们将次级抵押贷款打包出售来赚钱，但如果它们崩溃，工程师们却不必付出代价，所以他们创建这种高风险的证券也不足为怪。同样，很多买入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的投资者也动机不纯——他们在拿着别人的钱冒险。只要这种策略奏效，大量买入次级抵押贷款的银行家就等着拿大额的个人奖金。当几年后这种策略不奏效了，银行家会亏掉银行的钱，而银行的股东将蒙受损失。但是，没人会要求那个银行家退还那些奖金。

现在，将这些不良动机和对冲基金的良好动机比较一下。从1949年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创立第一只对冲基金时起，经理人就将自己的个人储蓄和客户的钱放在一起投资。他们利益一致：如果他们帮客户，自己就赚到了钱；如果他们亏了客户的钱，自己也会亏损。这也成为对冲基金管理风险的强大动因。因此，2007年，美国对冲基金的盈利平均是上涨的，而那一年大多数其他类型的投资者都有亏损。2008年，也就是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的那一年，对冲基金也亏了钱，但它们的跌幅只有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一半。

除了有强大的动机来管理风险之外，对冲基金也有很大的动力想出些聪明的赚钱方法。毕竟，经理将获得基金利润的20%，如果他们做得好，他们会非常富有。由于这种激励，对冲基金会做必要的研究，提出真正独到的见解，并冒险做一些一般人不敢做的事。我的书就是关于这些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的故事，它源自300个小时的真实访谈和无数业内第一手资料的真实呈现。它描述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投资者，从“宏观”交易者乔治·索罗斯和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到“事件驱动型”交易者法拉龙的汤姆·斯泰尔，再到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量型”交易者詹姆斯·西蒙斯。故事讲述了这些交易者对近来金融史上重大事件的反应，包括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网络泡沫破裂以及近期的抵押贷款泡沫破裂，以及他们如何不断从中获利。

这些对冲基金的自由创新在给其经理人带来了巨额财富的同时，它们的逆势而为也有利于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金融市场总是容易出现泡沫，但在泡沫不太大之前将其挤出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让交易者逆势而为。通过“卖空”——也就是通过赌股票或债券会下跌，对冲基金可以打击这种助长非理性繁荣的泡沫。例如，当美国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次级抵押贷款证券是安全的时候，对冲基金不仅弄清了为什么这是错的，还想出了如何设计一种方法来赌泡沫会出现。最有名的下此赌注的对冲基金经理是约翰·保尔森，就是我在第15章所描述的人物。保尔森花了200万美元拿到有关房价的最好数据，并另外聘请分析师弄清楚这些数据代表什么意思。在这之后，他才准备针对这个泡沫下注。2007年，赌注获利了，他那年的个人利润超过了30亿美元。

从这场金融危机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大而不倒”的机构的不良动机尤其危险。2008年，美国政府感到有必要拯救各种类型的金融公司——银行如花旗，投资银行如高盛，保险公司如美国国际集团，以及整个货币市场。但是，政府没有动用任何纳税人的钱挽救对冲基金，因为这些基金规模都不是很大，它们小到可以随意倒闭。在过去的10年中，有大约5000只对冲基金破产，但没有让纳税人损失一分钱。

我相信中国正在向现代金融体系迈进，包含各种金融风险的市场都会出现：货币会波动，利率会波动，越来越多的公司会发行股票和债券，债务会被证券化。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弄清楚什么样的金融机构最能吸收这些类型的风险将变得至关重要。这本书提供的答案是：对冲基金会最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它们优越的激励机制，因为它们小到可以随意倒闭，因为它们比任何对手都更可能负责任地管理风险。

也许有人会说，对冲基金太过资本主义化。但我相信，中国会接纳有用的东西，相信对冲基金的发展历史对中国必定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