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耶鲁大学婴幼儿认知中心
我最开始研究婴儿的道德生活时，采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为道德问题设计的。它原本的目的是探究婴儿的社会理解能力到底有多复杂。我和同事们都很想知道，婴儿是否能准确预测他人对善人和恶人的反应。我们尤其想搞清楚的是，婴儿是否有能力理解个体倾向于接近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回避那些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人。
我想借此机会特别指出，我参与的所有婴儿研究都是在耶鲁大学婴幼儿认知中心进行的。该中心的负责人是我的同事（和妻子）卡伦·温。而这些实验也都是我和卡伦，以及她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员合作进行的。
在我开始阐述我们的发现之前，我想先让读者你对我们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一般来说，每项实验的持续时间大约为15分钟，从父亲（或母亲）带婴儿走进我们的小测试间开始计算。在大多数时间里，父亲（或母亲）都会坐在椅子上，让婴儿坐在自己腿上；有时候婴儿也会被安置在一张高凳上，而父亲（或母亲）则站在他身后。到这一步时，有些婴儿要么是睡着了，要么就哭闹不安，总之实验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平均来说，我们这类实验最后通常会有大约1/4的参与者无法走到最后。正如批评家指出大多数心理实验的参与者都是想要挣两瓶啤酒钱的美国大学本科生那样，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多数发展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对象是对实验有兴趣，而且能保持清醒的婴儿。
实验室
我们第一项实验的领导人是瓦莱丽·库尔迈耶（Valerie Kuhlmeier），她当时是一名博士后研究员。我们需要在实验中向婴儿展示善意和恶意的人际互动，而最明确的恶意人际互动无疑就是动手打人了。但是我们担心家长，可能还有耶鲁大学人类被试委员会（Yale Human Subjects Committee），不会同意我们让婴儿目击暴力冲突的请求。
我们决定借鉴心理学家戴维·普瑞马克（David Premack）和安·普瑞马克（Ann Premack）的研究工作。他们让婴儿观看动画片，动画片中的主角要么帮助另一个角色挤过狭缝，要么阻止另一个角色通过狭缝。他们通过实验发现，婴儿认为帮助行为是正确的做法，阻碍行为是错误的做法。
我们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又制作了几部新动画。动画片中的角色都是些几何体。它们要么为其他角色提供帮助，要么造成阻碍。比如有个红色圆球试图滚上某座小山，我们会向婴儿演示两个场景：在一个场景中，我们会让一个黄色方块跟在红圆球身后，把它缓缓推上山顶（帮助）；在另一个场景中，我们会把一个绿色三角放在红圆球前面，把它推下山去（阻碍）。在下一部动画中，婴儿将会看到三个角色同时在场，红圆球要么接近黄方块，要么接近绿三角。我们想要借此了解，婴儿认为红圆球应该如何对待其他角色。
我们发现，9个月和12个月大的婴儿在看到红圆球接近帮助它的角色时，注视时间会更长。如果动画角色长了眼睛、更接近于人类的相貌，实验结果会尤其显著。这项研究告诉我们，婴儿确实拥有真正的社会判断能力。（但如果动画角色没有长眼睛，那么12个月大的婴儿对二者的注视时间就没有规律可循，而9个月大的婴儿的注视时间将不会发生变化。）
后续研究指出，婴儿对于帮助和阻碍行为的理解似乎产生于6～9个月之间。该研究使用了画有人类表情的三维立体动画，在10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再次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但是这一规律并没有出现在6个月大的婴儿身上。
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探索婴儿对他人行为的预期——婴儿认为他人应该选择接近帮助者，而非阻碍者。但是单凭这些实验，我们还无法了解婴儿自己对帮助者和阻碍者的看法。他们本人更喜欢哪一个呢？从成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觉得帮助者是个正派人，阻碍者是混蛋。但是婴儿的看法是否和我们一样？在当时还在攻读研究生的基莉·哈姆林（Kiley Hamlin）领导下，我们准备通过另一系列实验来一探究竟。
我们在第一组实验中启用了三维几何体。我们不再给婴儿播放动画片，决定改演玩偶戏。（你可能想问，我们为何要用三维几何体，而不是真人角色？这是因为婴幼儿通常都不愿意靠近陌生的成年人。）虽然“注视时间”法是探究婴儿期望的绝佳方法，但是我们这次打算采用另一种研究方法——“伸手够物”。“伸手够物”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确定婴儿自己的喜好。实验的场景设置和之前一样：圆球试图爬上山顶；它有时得到帮助爬上山去，有时受到阻碍滚下山来。然后，研究人员将帮助者和阻碍者放到婴儿面前的托盘里，看看婴儿会伸手去够哪一个。
在此说明一下关于本实验的一些细节问题。为了确保婴儿确实是对我们想要检验的变量作出反应，而不是根据物体的形状或颜色作出选择，我们采用了系统方法来控制变量，随机安排帮助者和阻碍者，比如说，红方块在一半婴儿面前是帮助者，在另一半婴儿面前就变成了阻碍者。我们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无意识的暗示”（unconscious cueing）：如果陪伴婴儿的成年人知道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他们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的想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负责在幕后操纵玩偶的实验人员自己看不到这场戏，所以也无从了解“正确”答案是什么；至于陪伴婴儿的母亲，则需要在关键时刻闭上眼睛。
正如我们预期的一样，绝大多数6个月和10个月的婴儿都更喜欢帮助者，而不是阻碍者。而且从统计数据来看，实验结果异常显著：几乎所有婴儿都伸手去够帮助者。
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有三种解释：婴儿可能喜欢帮助者，也可能排斥阻碍者，还有可能两点兼备。为了进一步探究到底哪种解释站得住脚，我们又给玩偶戏增添了一个新角色，它既不为主角提供帮助，也不去制造阻碍，它是个中立者。我们发现，若让婴儿在帮助者和中立者之间作出选择，他们更愿意选择帮助者；若让他们在中立者和阻碍者之间选择，他们更愿意选择中立者。也就是说，婴儿不但更喜欢“好心人”，而且还排斥“卑劣者”。这次实验的统计结果依然十分显著，绝大多数婴儿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
实验室
我们接着又做了另一组实验。这次我们把研究对象换成了3个月大的婴儿。要知道，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婴儿真的就像鼻涕虫一样。他们无法很好地控制身体作出伸手够物之类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能用一般方法来探究他们的喜好。但我们在跟年龄大一点的婴儿做实验时注意到的一个小细节，也许能帮助我们和更年幼的婴儿进行交流。
我们在分析实验录像时发现，婴儿不仅会伸手去够帮助者，他们还会直直地望着它。也就是说，我们在对更年幼的婴儿做实验时，可以把“注视方向”当作判断他们个人喜好的依据。在我们把“好人”和“坏人”介绍给3个月大的婴儿之后，我们得到实验结果也非常显著：3个月大的婴儿明显更喜欢望向“好人”。
于是我们又加入了中立角色，这次的实验结果就非常有趣了。这些3个月大的婴儿和6个月以及10个月的婴儿一样，注视中立者的时间要长于阻碍者。但是他们对帮助者和中立者的态度并未出现明显差异。这和我们常在成年人及儿童身上发现的“负面偏好”（negativity bias）现象非常相似。也就是说，我们对坏事或坏人（也就是实验里的“阻碍者”）的感知能力要比我们对好事或好人（也就是“帮助者”）的感知能力更为敏锐，而且在婴儿的心理发展过程中，前者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后者。
这就是我们最早进行的一系列“帮助者/阻碍者”研究。在我们撰文发表于《自然》杂志之后，这些研究很快引起广泛热议，既有人表示支持，也有人提出批评。一些富有批判精神的同仁怀疑，婴儿可能并非真的是对“善意/恶意”的社会性互动作出反应，他们的关注点有可能是实验场景中的某些非社会性因素。我们自己其实也有同样的疑虑。我们在设计实验时，特意做了某些特别设计，希望能排除种种可能的干扰。我们设置了其他许多不同场景。比如把主角换成一个不会动的方块，它自己不能移动。“帮助者”和“阻碍者”的动作则和之前的实验一样；只不过现在主角自己并不想上山或下山，所以“帮助者”和“阻碍者”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帮助或阻碍的作用。在这个实验场景中，婴儿的偏好消失了。也就是说，婴儿确实是对社会性互动作出反应，而不是对物体的移动。
在瓦莱丽·库尔迈耶的实验过去数年之后，卡伦实验室的本科生山口真理子（Mariko Yamaguchi）领导了另一项研究，她的团队再次把当年参与瓦莱丽实验的孩子们召集起来。在瓦莱丽最初进行的实验中，孩子们需要预测圆球对帮助者和阻碍者的反应。在时隔数年之后，山口发现，这群孩子最初在“帮助者/阻碍者”实验中的表现，与他们4岁时的社会推理能力有关（他们在其他实验中的表现则未呈现出这种关联性）。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确实可以通过“帮助者/阻碍者”实验来探索婴儿的社会理解能力。
但我们还想知道，如果我们不使用最初的那个“帮助者/阻碍者”场景，结果是否仍会保持一致呢？所以基莉和卡伦又为婴儿设计了另外一些实验场景。比如让主角努力开盒盖，一个玩偶过来掀开盒盖，另一个跳到盒盖上把盒子死死关住。又比如让主角玩皮球，然后皮球滚跑了。这时，一个玩偶会把球踢回来，另一个则会抱起球跑走。在这两个场景中，5个月大的婴儿都更喜欢“好人”——也就是那个帮助打开盒盖或者把球踢回来的家伙，而不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