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市场体系的基本特点

本节内容是对这个世界市场体系特点的归纳。

无远弗届

世界市场体系无远弗届，覆盖着几乎全世界各个角落。

这主要是全球化的功劳。其实，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这个世界市场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吞噬和改造原本孤立的、分散的、自在的地域和人口，将尽可能多的要素的价格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均衡化。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立导致世界市场的长期分裂，但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先后有将近30亿人口和全球一半土地（中国、前苏东地区、印度）加入到这个世界市场中来，从而大大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如今，世界上很少再有国家能像30年前那样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即便是朝鲜，也已经以某种形式参与到其中。

非常不公平的体系

中央国家比起外围国家不仅远为富有而且远为稳定。以21世纪初期人均能源消费为例，假如中国人均石油消费量是一个单位的话，那么欧洲（包括东欧）国家的人均消费量就是6个单位，日本人均9个单位，而美国约为15个单位。

图1-2显示的是中央富国（或地区）同外围穷国（或地区）相比，不但享有人均财富量上的优势，而且其经济、金融环境更加稳定。

相对于体系中的其他所有国家，中央国家的政府可以更为从容地应对和利用全球市场力量的波动循环。索罗斯在其各种论著中曾反复强调：这主要是由于中央国家掌握自己的货币政策，而外围国家无法掌握自己的货币政策，受限于来自IMF和世界银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压力，外围国家甚至丧失了财政政策的自主性。

①数据取自中国上海，作为代表性数据。

当外围国家面对经济和金融危机时，中央国家往往出面施加压力，要求外围国家采取“顺周期”政策，也就是说要求它们放开对市场的管制，让市场做自由落体运动，“自己寻找到均衡”，比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时期，美国都要求申请救援的国家放开管制，增加税收减少政府预算以便减少赤字，紧缩银根，这些要求显然加剧金融与货币市场的波动性。而当中央国家自己面对危机时，它们则给自己开出“逆周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药方，也就是说在经济面临衰退的时候实施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在经济过热的时候采取从紧政策，其目的是要熨平经济波动。这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自主性和自利性，源于中央国家对核心货币的垄断。

这个体系的不公平之处还体现在中央国家利用自己的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机会，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狭义的铸币税是指中央国家向外围投放的基础货币换取了大量的真实价值，而印制或发行这些基础货币的成本近乎为零，而且理论上这些货币永远不必收回来。广义的铸币税是指，外围国家将巨量资金储存到美国，每年只拿很少的利息，考虑到美元相对于基本商品的持续贬值，这些资金事实上获得的利息为负；而与此同时，中央国家对外进行投资，获得很高的收益率。两者相减，所余差额便是广义铸币税。

以中国同美欧之间的资金循环为例，中国存在美欧等国四万多亿美元用于购买债券或者银行存款，考虑到货币贬值因素后利息接近于零，而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每年获取利润率通常是两位数。两者相减，可知每年中国向体系中央国家“纳贡”近4000亿美元。

要素流动的选择性

当前的全球化其实并非资源与要素的全球充分流动。不同的要素流动程度大不相同。

最容易流动的是信息和观念，“透明”（transparency）、“知情权”、“媒体自由”等观念在中央国家的推动下成为一种共有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是资本的流动，在中央国家的倡导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放其金融与货币市场，允许国际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再其次是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在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多边协定的推动下，国际贸易长期维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其占全球GDP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但是与资本流动的自由度相比，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周期性地兴起，降低了商品和服务跨境流动的自由度。

与前三项相比，技术的流动相对困难，一方面是由于专利的国际性保护，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央国家对某些外围国家的特别制裁。比如美国和欧洲一直维持着对中国的军事技术禁运，军民两用技术也在其列，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技术都可以多少找到某种军事或者安全意义，因此绝大多数先进技术都在禁运和限制之列。

最难以自由流动的恐怕要数人力资本，各国都欢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但是坚决拒绝普通移民。反移民问题是美国和欧洲最头痛的跨国治理问题之一。近年来国内建设有成的中国也开始发现自己面临类似的麻烦。

上述要素流动的差异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市场体系是非中性的，它有利于中央国家而不利于外围国家，其中的基本规范与道义都是按照中央国家的偏好和利益来确定的（包括“反非法移民”“反扩散”“绿色环保”）。这一非中性特征源于这样一对矛盾：全球经济体系是高度一体化且呈等级制（hierarchical）分布的，而与之相应的全球政治体系却仍以主权平等的国家构成，无政府（anarchical）状态是其基本特征。

正是由于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根本差异，才导致了作为整体的人类至今仍然挣扎在严重的不公、不和与无序之中。不同要素在体系内跨境流动能力的差异如图1-3所示。

体系的自我强化功能

所谓自我强化功能，是指由于这个体系的作用，中央和外围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外围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认为中央实力强大因而可信，所以将资本和财富投入到中央，而中央则由于获得外围的资本与财富而显得更为强大、富有而优越，从而使得外围更加乐于将财富寄存到中央去，可以期望的利息也因此更低。外围的巨量财富流向中央，使得中央的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外围，富余者价格低，所以中央的资金价格（利率）大大低于外围。从中央到外围，基本上是资本密集度由高到低的排列。

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人越是穷越借不到钱，越是富越是有人抢着借给他钱。所以我们常常戏说银行家们的行为特点是“天晴的时候他们哭着喊着要把伞借给你，一旦下雨他们又哭着喊着要把伞拿回去”。这个道理在国家间也是如此。这其中体现出资本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损不足而补有余”。越是缺少资本的地方越是留不住资本，而越是资本富余的地方就反过来越能吸引资本，原因在于财富量构成信用，而信用构成人们对风险和流动性的评估。

财务资本的跨国流动如此，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也是如此。通过留学或者投资移民，大量人才从外围国家流向中央国家。他们宁愿在发达国家从事非常边缘性的工作，也不愿意回到祖国去，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最基本的因素是中央和外围之间的资本密集度差异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发展机遇方面的巨大差异。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这种人力资源流失还并非伤筋动骨；但是对于一些百万人口级的发展中小国而言，聪明能干的人才流失殆尽，大大降低它们的内部治理能力和经济竞争力，从而进一步恶化其整体发展条件。在非洲的某些国家中，政治和社会精英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早早地流向欧洲和美国，另一类留在母国占据着某种政治和经济资源，但是他们留下的基本动机是为了尽快积攒足够的财富以便离开非洲。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向中央积聚而带来的“劫贫济富”效应是一种中短期的效应，但它的长期效果是弱化中央国家的实力基础而有助于某些外围大国的发展和崛起。无论是中央国家对外围国家的资本投资，还是中央国家对外围商品的消费，乃至两者间人力资本的流动，都加速了技术和能力从中央向外围的扩散，当然由于其各自的国情差异，不同的外围国家在此过程中受益或者受损的程度各不相同。

周期性的自我更新

如果放在数百年的长时段来看，这个世界市场体系存在周期性的自我更新特点。

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过去500年的体系自我更新过程。500年间，一个日益扩大、深化的世界市场就为近现代世界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如果这500年的世界史是一个整体，那么它的主题就是全球市场的扩大与深化，而500年的沧海桑田就是这个主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渐次展开，中央地位中的霸权大国的兴衰更替无非就是围绕同一主题的不同乐章：初看起来它们的故事似乎可以独立成篇，但如果把它们放在那个整体和主题中来理解时，一个远为恢宏、更为本质性的面貌就会显露在探求者面前：创新让一国崛起为中央国家，扩散则导致它将中央地位拱手让人。

500年间，先后有多个信奉并充分适应市场制度的国家与地区兴起，占据世界市场的中心，按时间顺序分别是：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它们分别各领风骚近百年。不变之处在于这些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利用，变化之处在于中央国家的规模一个比一个大。从最初葡萄牙、荷兰这种百万人口级的袖珍强国，到18、19世纪千万人口级的英国，再到今天数亿人口的美国以及即将登场的印度与中国这样的十亿人口级的大国。

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创新–扩散的过程，在一波波的扩散中，卷入的角色越来越多，而主角的规模则越来越庞大。这绝非偶然：技术与人类组织方式的变革带来财富创造能力或者财富掠夺能力的突飞猛进，掌握了先进能力的一小群人可以凭借这种优势轻易战胜规模巨大却落后的对手；在成功典范的感召或压力下，周边某些有条件（比如血缘上、文化上、地缘上与原中央国家联系紧密）的国家开始进行模仿甚至再创新。而一旦大家都掌握了这些新的财富与权势要素，那么规模（人口与幅员）就重新变得重要。

除了“创新vs.扩散”这对矛盾之外，体系中央地位对霸权国家力量基础的腐蚀作用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没有国家能“千秋万代，江山永固”。

西班牙的权势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受损于它自己的财富。西班牙美洲帝国盛产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往西班牙本土，这些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并使西班牙本土手工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而持续的抑制，帝国衰落的根源就在于此。英国是全球工业化的领头羊，作为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伦敦金融城是全球资本循环的心脏。但是由这个心脏推动的持续的资本输出加速了英国相对实力的衰落，并最终在20世纪早期的战争中失去其中央地位。美国享有中央地位的60多年来，已经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经历了持久的产业外移，经济高度虚拟化、泡沫化。甚至在与国防相关的高科技产品供给上，它对外国（欧洲与日本）的依赖都相当严重。

这反复出现的一幕，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全球市场体系尽管在短期内有上文所说的“劫贫济富”的特点，从长期来看却又有“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特点。

结构的鲁棒性

500年间人类的能力、观念、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央–外围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种结构的稳定性首先是由于国家间力量分布的不均衡是历史的常态，而均衡（比如冷战时期）是非常态。当一国占据明显实力优势的时候，它的力量和财富规模又被前文所述的体系自我强化机制所放大。而体系长周期的自我更新机制让整体结构更具有鲁棒性，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变则通，通则久”。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中国的经济学、金融学界广泛讨论美元霸权的脆弱性和不合理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探讨中国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改造当前全球市场体系的问题，此事事关重大，有必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予以审视。深入的探讨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在此仅简要指出这些讨论中常见的逻辑问题。

许多研究者都对美国占据并享受中央地位的好处却拒绝充分承担责任的行为大加指责，并强调这样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安排不公平，因而不可持续。但是假如我们考察历史和现实的话，会发现事实上不公平的事情未必就不可持续。

以我们自己的历史来看，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家天下”帝国体制，存在非常严重的不公和残酷的一面，对民众的物质剥削和精神奴役都非常严重，也的确周期性地陷入混乱和动荡，但是这种权力结构本身经历了2000多年的世事变迁和王朝更替而非常稳定。

从当代世界经济的历史来看，“二战”后的60多年来，尽管经历了去殖民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重大变故，中央国家和准中央国家的二十几国构成的小圈子几乎没有吸纳新成员。假如不考虑中东石油富国（依靠卖石油而获得财富不具有可持续性与可复制性，故不在讨论之列），除了亚洲的四小龙终于成为“准会员”之外，其他150多个大大小小的经济体中，在俱乐部门口转悠的多，能登堂入室的少。进入新世纪，十来个中东欧国家依靠同西欧的“一体化”而好不容易打开了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一个后门，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却令多个中东欧国家功败垂成，恰如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一批东亚国家“一夜打回原形”一般。

外围国家迈向体系中央的艰难，充分地反映出试图改造这个体系的基本结构恐怕远非想象的那么容易。

这里有两个稳定概念需要区分：一是市场的稳定，它指的是各种商品和要素的价格的平稳运行，也就是说不发生恶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二是市场结构的稳定，也就是本书所讨论的中央外围关系基本构造和特征不发生重大变化。两个稳定概念指的是两回事，混淆两者将犯逻辑错误。看到市场的动荡便断言市场结构将会改变，就好比仅仅因为目睹大海汹涌波涛而断言海底正在发生地壳构造突变一般。

换一种说法，当前的全球市场体系在利益的分布上非常不平衡（unbalance），不对称（assymmetrical），但是完全可能处于博弈论意义上的均衡（equili-brium）状态。身处局中的很多行为者都对现状不满，但是谁都没法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而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这种整体状态就是均衡。一个民族由于身处世界市场体系的外围而受到剥削和压迫，但是逃离这个体系后（比如当年流行过的进口替代导向的发展政策）也许发现自己的处境更加恶化，那么尽管它心有不满，选择安心地忍受体系的剥削，并努力往中央方向挤入一些，也许是比较现实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