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辉煌、危机与涅槃

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还并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而是一个古典式的帝国。在这个帝国权势所覆盖的区域中，中央与外围之间的互动逻辑同今天的大不一样。上文我们说过，当今世界的秩序是“等级制市场体系+平等主权间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在古代东亚，存在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等级体系和伦理规范，在经济上却实行帝国内单向优惠的朝贡贸易。位于中央的天朝上邦享有明显的政治、经济和文明优势，只要周边的地区政权名义上承认中央王朝的宗主权，他们便有资格参与定期的朝贡。朝贡按照“厚往薄来”的原则实施，假如朝贡使臣带来的特产价值一元，按照礼的精神，天朝大国应当至少拿出价值两元的贵重商品作为还礼，就如同长辈给前来拜年的晚辈发红包一般。也正是由于这个不等价交换逻辑，周边国家争着来北京朝贡，而天朝皇帝则根据各地方政权的亲疏和德行表现来决定各方朝贡的规模、频率以及路线。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央王朝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帝国的政治威望和文明优越性迅速坍塌。国门被打开后，潮涌而入的廉价工业品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结构，不但原先那个朝贡贸易体系趋于瓦解，就连华夏民族主体也被强行纳入到英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去。由此而开始的百年国耻，令炎黄子孙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华夏农业文明此前即便在军事上多次败于游牧民族，但是在文明和文化上一直保持着明显的优越性；但是当农业文明遭遇西方工业文明，无可争辩的全面劣势让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精英深深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种不断增强的危机感的作用下，中华民族掀起了高涨的对外学习、对内变革的浪潮，最终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重构，演变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一个半世纪的沉沦和落后固然让人痛心，但是假如放在500年世界变迁的大背景中来看，中华文明圈的表现恰恰是非常值得骄傲的。面对急剧兴起的西欧工商文明的冲击，各大陆的文明经历了各不一样的命运。美洲的印第安人以及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在人种上几近消灭殆尽；非洲文明毁坏极其严重，天然的部落结构被随意编排的数十个所谓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打乱，至今仍然难以彻底摆脱冲突和动荡，其灾难和痛苦反复地被国际主流社会所遗忘；伊斯兰文明的15亿人口则分布在数十个国家中，由中央强国分而治之，其中盛产能源的国家要么受中央国家牵制、控制，要么正在经受着侵略和武力威胁。与上述悲剧故事相比，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和东亚的华夏文明的命运要好得多，至少不必生活在恐惧和自相残杀之中（见表2-1）。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其周边具有一定文化亲缘关系的社会，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已经先后进入准中央地位，考虑到上述因素，应当说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在经历西方工商文明的冲击之后表现最为优异，恢复最为迅速，前途最为光明。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文明基因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地理上远离西方世界也有一定解释力。但是就最近几十年间的经历而言，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与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开放的确功不可没。前者让中国不但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和完整主权（20世纪四五十年代），而且通过新中国成立后的战略运作确立了自身的大国地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内，尽管经济建设方面在思路和方法上走了一些弯路，但是通过土地改革和此后的多轮政治与社会改革，将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格式化”，为后来改革时代的快速现代化做好了准备。印度虽然也有政治统一和独立主权，但是它在内部对传统社会的改造和整合非常不彻底，所以大大限制了它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赶超能力与速度。而如果看到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发展案例，则更能深刻体会到：及时而坚决的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造对于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前景是多么重要。

表2-1 近代西欧崛起冲击世界各地文明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