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靠山王有龄把官做实,胡雪岩把生意做活(4)
杨用之所谈的新闻,以及认为在创议中的“厘捐”会“病商”的见解,恰好给了王有龄一个机会,聘用刑、钱两幕友,他跟胡雪岩曾仔细谈过,刑名是外行,非倚托秦寿门不可,所以先要考一考他的本事。钱谷则王有龄自己就很精通,但幕友的传统,向来独立办事,不喜东家干涉,平和的还表面上有所敷衍,专断的根本就置之不理,所以胡雪岩设计,由他自己用感情来笼络杨用之,而王有龄则要拿点本事给他看看,这样双管齐下,让杨用之怀德畏威,把他收服,才能指挥如意。所以王有龄听了他的话,觉得不妨趁此机会,展示所学。
“‘病商’恐未必!”他一开口就是辩驳语气,“本朝的赋税制度,异于前代,一遇用兵之时,必须另筹军费,以我看,开办‘厘捐’,比较起来,还不失为利多害少的好办法。”
这笼统一句话,是做文章的一个“帽子”,王有龄既有炫耀之意,便得从头讲起。自古以来,国家岁收的主要项目,就是地丁与钱粮,明朝末年不断“加派”,搞得民不聊生,庄稼人苦得要死,到最后只好弃地而逃,此为“流寇”猖獗,终以亡明的一大关键。
清兵入关,到圣祖平定三藩之乱,始得奠定国基。鉴于前朝之失,颁发“永不加赋”的诏令,此为清朝的一大仁政,亦为异族得以入主中原的一大凭借。后世诸帝,对圣祖的这个诏谕信守不坠。此外国家岁收,还有关税、盐课两项,但地丁占岁收总额的三分之二,既有永不加赋的限制,则岁收就有了定额。风调雨顺、刀兵不起的太平岁月,固然可以支应,但一遇用兵,额外的军费负担即无着落,倘或水旱年荒,一面要减免丁漕,一面要办赈济,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又如何应付?再加刀兵水旱一齐来,火上加油,两面发烧,更是件不得了的事。
“这有两个办法弥补,一靠平时蓄积。”王有龄从容议论,“虽然天子富有四海,国家收入与宫廷收入,还是有区分的。这个制度从汉朝就很完备了,‘大司农’掌国家度支,‘少府’管天子的私财。私财有余,国币不足,国家必乱。宋太祖平服十国,所得金银珍宝虽输于内府,但另行封存,称为‘封桩银’。他的打算是积到相当数目,要把‘燕云十六州’买回来。可惜徽宗不肖,以内府所积,用来起‘艮岳’[3],才有金兵入寇之事。前明更不必说,户部穷得要命,宫内蓄积如山,到最后,白白便宜了‘流寇’。本朝就不同了,蓄积于国库而非内务府。”
接着王有龄便举了几个户部存银的数目,康熙四十八年到过五千万两,最后剩下八百万两,但雍正十三年的极力整顿,到乾隆即位时,库存到了前所未有的六千万两的巨数,以后乾隆四十六年,到过七千万两。但嘉庆以后就不行了,到道光朝更是每况愈下。
“先帝崩逝当时,户部存银八百万两,这三年来的数目不详。洪杨军兴以来,用财如流水,想来现在正是开国以来最穷的时候。”
这一番夹叙夹议的谈论,不但周、吴等人有茅塞顿开之感,就是杨用之也觉得长了一番见闻。钱谷一道虽是他的专业,却只了解一隅之地的财政,朝廷大藏,十分隔膜,现在听王有龄讲得头头是道,心里便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位东翁,莫道他是捐班出身,肚子里着实有些货色。他想到了王有龄的出身,王有龄恰好也要谈到捐班,“弥补国用不足,再有一个办法是靠捐纳的收入。”他说,“捐官的制度,起于汉朝,即所谓‘纳赀为郎’。此后历代都有,但不如本朝的盛行。”接着,王有龄便细谈清朝捐纳制度演变的经过,以及对中枢岁收的关系。捐纳实缺虽由康熙为三藩之乱,筹措军费而起,但至雍正朝即成为“常例”,捐纳收入几为国家岁收的一部分,只是比例不大,平均总在百分之十五左右。
捐例之滥,始于嘉庆朝,它的收入常为岁收的一半,嘉庆七年那一年,更高达岁收总额百分之八十以上。
“捐例一滥,其弊不可胜言。”王有龄泰然说道,“我自己虽是捐班出身,但也实在叫我无法看得起捐班的。只要有钱,不管什么胸无点墨的人,都可以做官。做官既要先花本钱,那就跟做生意一样,一补上实缺,先要捞回本息。请问吏治如何澄清得来?”
“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吴委员说,“赴试登进,自是正途,但‘场中莫论文’,要靠‘一命、二运、三风水’,所以怀才不遇的也多的是。捐例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有个发挥机会,不致埋没人才,也是莫大功德之事。”
这是在暗中恭维王有龄,他当然听得懂,而且也不必客气,“像兄弟这种情形到底不多。”他说,“纵有一利,奈有百害何?如今为了军费,越发广开已滥的捐例,搞得满街是官,那还成何话说!”
“东翁见得极是。”杨用之倒是真的心悦诚服,所以不自觉其矛盾地改了论调,“本朝的商税,原就不重,杂赋中的牙帖税、当税、牲畜税以外,买卖的商税,只有买别地货物到店发卖的‘落地税’,也就是‘坐税’。至于货物经过的‘过税’,只有关税一种,如今酌增厘捐,亦不为过。”
“就是这话啰!”王有龄口中这样在说,心中却已想到厘捐是否亦可在浙江开办。
一场议论,算是有了结果。胡雪岩换了个话题,他很佩服钱江,所以这样发问:“杨老夫子可识得那位钱先生?”
“你是说钱江?”杨用之答道,“我们不但认识,而且还沾些亲。他字秋平,又字东平。祖上曾做过山东巡抚,他老太爷也在山东做过官,此人从小不凡,样样聪敏,就是不喜欢做八股文章。”
“那怎么称做‘奇士’呢?”吴委员笑道,“像这样的人,必是不中绳墨,别有抱负的。”
“他还有一策,现在各省都已仿行。”杨用之忽然看着胡雪岩说,“雪岩兄大可一办!”
“请问,办什么?”胡雪岩愕然相问。“也是钱东平的主意,请旨预领空白捐照,随捐随发,人人称便,所以‘生意’好得很。”杨用之笑道,“本省亦已照样进行。雪岩兄大可捐个前程。”
这话倒把胡雪岩说动了,这几个月他在官场打了几个滚,深知“身份”二字的重要,倒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方便,无论拜客还是客人来拜,彼此请教姓氏时,称呼照规矩来,毫无窒碍。是个“白丁”,便处处有格格不入之感,熟人无所谓,大家可以称兄道弟,若是陌生的官儿,称呼上不是委屈了自己,就是得罪了别人,实在是一大苦事。
因此,这天晚上他特地跟王有龄去商量。王有龄自然赞成:“我早就劝你快办了!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一直拖着。”
“都是为了没工夫,”胡雪岩说,“这件事麻烦得很,费辰光不说,还有层层挑剔需索,把人的兴致都消磨光了。像现在这样,随捐随发,一手交钱,一手取照,自然又当别论。”
“需索还是会有的。讲是讲‘随捐随发’,到底也没有那么快。不过,部照不必到部里去领,当然快得多。”
“于此可见,凡事总要动脑筋。说到理财,到处都是财源。”胡雪岩又得到启示,“一句话,不管是做官的对老百姓,做生意的对主顾,你要人荷包里的钱,就要把人伺候得舒服,才肯心甘情愿掏荷包。”
“这话有道理。”王有龄深深点头,“我这趟到湖州,也要想办法把老百姓‘伺候’得舒舒服服,好叫他们高高兴兴来完钱粮。”
“其实老百姓也很好伺候,不打官腔,实事求是,老百姓自会说你是好官。”胡雪岩又谈到他自己的事,“雪公,你看我捐个什么班子?”“州县。”王有龄毫不考虑地答说,“这件事你托杨用之好了。”胡雪岩受了他的教,第二天特地具个柬帖,把杨用之请了在馆子里小酌。酒过三巡,谈起正事,杨用之一诺无辞,而且声明:“报捐向来在正项以外,另有杂费,经手的人都有好处,我的一份扣除,杂费还可以打个七折。”“这不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当你老夫子的,自然当仁不让。”
“那还叫朋友吗?”杨用之摇着手说,“你不必管这一层了。我且问你的意思,光是捐个班呢,还是要捐‘花样’?”
捐官的花样极多,最起码的是捐个空头名义,凭一张部照,就算是有了身份,可以光大门楣,炫耀乡里。如果要想补实缺,另有种种优先次序,补缺省份的花样。胡雪岩别有奥援,也不想进京到吏部报供候选,捐官不过捐个“胡老爷”的尊称,依旧开自己的钱庄,那就无须多加花费,另捐花样了。
于是胡雪岩说:“我只要有张‘部照’就可以了。难道真的去做官?”
“你要做官也不难,而且必是一等一的红员。不过人各有志。你明天就送银子来,我替你‘上兑’,尽快把捐照领下来。”
“拜托,拜托!”胡雪岩道过谢,就不再提这事了,殷殷劝酒,一面拉拢杨用之,一面向他讨教州县钱谷出入之际,有些什么“花样”。杨用之人虽老实,而且也觉得他极够朋友,但遇到这些地方,他也不肯多说。好在胡雪岩机警,举一反三,依旧“偷”到不少“诀窍”。
第二天他从准备开钱庄的五千两银子中,提出一笔捐官的钱来,“正项”打成票子,“杂费”是现银,一起送到杨用之那里。杨用之果然不肯受好处,把杂费中他应得的一份退了回来。
这时已是四月底,王有龄要打点上任,忙得不可开交。胡雪岩当然更忙,既要为王有龄参赞,又要忙自己的钱庄。亏得刘庆生十分得力,在运司河下典了一幢极体面的房子,油漆粉刷,自己督工,此外做招牌、买家具、请伙计,里里外外一手包办,每天起早落夜,累得人又黑又瘦,但人逢喜事精神爽,丝毫不以为苦。
上任的黄道吉日挑定了,选定五月初九。这一下设宴饯行的帖子,纷纷飞到。做事容易做官难,应酬不能不到,王有龄时间不够,大感苦恼,等看到张胖子也来了一张请帖,就想躲懒了。
“你看,”他对胡雪岩苦笑,“张胖子也来凑热闹!算了吧,托你替我去打个招呼,留着他那顿酒,等我上省再叩扰。”
胡雪岩心想,张胖子的情分不同,利害关系格外密切,王有龄实在不能不给他一个面子,不过排排他的帖子,一天总有两三处应酬,也实在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