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1)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早就把餐桌收拾得干干净净，福尔摩斯的身上穿着一件睡衣，静静地等候着昨天定好的约会开始。我们那位委托人——摩梯末医生很守时，时钟刚刚打响十点，他就带着年轻的爵士来了。这位爵士身材短小精悍、长着一双黑色的眼珠，大约三十岁的年纪，人长得很结实，有一双粗重的眉毛，脸孔显出一副坚强而好胜的样子。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红色苏格兰式的服装，给人一种饱经风霜、大部分时间活动于户外的印象。不过，从他那坚定的眼神和沉静自信的态度中，我们倒是能够感受到一种优雅的绅士风度。

“这位就是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摩梯末医生向我们介绍道。

“哦，对的，”这位亨利爵士说道，“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就算是摩梯末医生不建议我今天早晨来找您，我也会自己主动来的。我早就听说过您擅长研究一些小问题。不过奇怪的是，就在今天早晨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件让我实在搞不清楚的事情。”

“您请坐下吧，亨利爵士。您的意思是说，您刚刚到达伦敦，就已经碰到了一些让您感觉很奇怪的事情了吗？”

“也不算什么特别重要的事，福尔摩斯先生，我猜它很可能是个玩笑。如果您愿意把它称为信，那么，我今天早上就收到了这样的一封信。”

亨利爵士把“信”放到了桌子上，我们都把身子探过去，信纸是一种质地很平常的灰色纸。收信人地址写着“诺桑勃兰旅馆”，字迹看起来很潦草，盖着“查林十字街”的邮戳，发信的时间是在前一天的傍晚。

“都有谁知道您会到诺桑勃兰旅馆去住宿呢？”福尔摩斯的目光敏锐地望着我们这位年轻的来客，问出了这样一个谁都关心的问题。

“不可能有人会知道啊，因为这是我和摩梯末医生见面以后临时作出的决定。”

“那么，摩梯末医生事先肯定已经到过那里了吧？”

“没有，我只是在很久以前和一个朋友在那里住过一次的，”医生说道，“当时我们并没有作出要再到这家旅馆去的表示。”

“哦，这么说，好像有人十分关心你们的行动啊。”他从信封里掏出了一张折了四折的大约有半张13×17英寸那么大的信纸。亨利爵士打开这张信纸，又把它在桌子上平铺开。信纸的中间是一句用报纸上剪切下来的铅印字贴成的话：

如果你在意自己的生命，或者大脑中还残存着一些理性的话，就远离沼泽地吧。

其中，只有“沼泽地”这几个字是用笔蘸着墨水写的。

“那么，”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说，“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您或许能够给我讲一讲，这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谁对我个人的事情如此地感兴趣呢？”

“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呢，摩梯末医生？不管怎样，您这次总应该承认，在这封信里，绝对没有存在着什么神怪的因素吧？”

“那是当然，福尔摩斯先生，不过我认为寄出这封信的人倒很有可能是个相信神怪之说的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亨利爵士显然有些着急了，“我怎么感觉你们两位对我的事情好像比我自己知道的还要多。”

“亨利爵士，我保证在您走出这个房间以前，您就能了解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全部情况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说，“不过现在请您还是让我们先谈谈这封一定是在昨天傍晚凑成句子然后寄出的信件吧，它比较有意思，也比较吸引人——还留着昨天的《泰晤士报》呢吗，华生？”

“放在那边的墙角了。”

“请你帮我拿过来可以吗？打开里面那一版，对，就是专门刊登评论的那个版面。”他快速地浏览了一遍那一面报纸：“这篇评论非常重要，它谈论的是自由贸易的问题，让我把其中的一段读给你们听一听吧：‘也许你的大脑会再次被那些花言巧语哄骗得失去了理智，这些保护税虽然会对你从事的生意或者工业具有一定的鼓励作用，但如果从理性出发的话，从长远来看，这种立法的命令一定会使我们的国家远离富足，降低进口的总价值，并且使这个岛国的一般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

“华生，你对这段评论有什么看法呢？”福尔摩斯好像感到了莫大的欣喜，他甚至叫了出来，而且满意地搓着自己的两只手，“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令人钦佩的感情吗？”

摩梯末医生脸上带着一种具有职业兴趣的神色看着福尔摩斯，但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却用自己的一双眼睛茫然地盯着我。

“我对与税则相关的事情了解的不是很多，”亨利爵士说，“但是根据我的认识，单就这封简短的信件来说，我们好像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话题了。”

“恰恰相反，我觉得我们一直都在正题上呢，亨利爵士，而且离真相又近了一点点。有关我经常采用的分析方法，华生可能比您要知道得多一些，但我觉得现在恐怕连他都不一定清楚地了解这句话的重要性！”

“就是啊，我不得不承认，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发现二者之间的联系。”

“不过，我亲爱的朋友，你难道就没有发现二者之间如此紧密的联系吗？这封信中的大多数单字大都可以在这个长句中找到。例如：‘你的’‘生’‘命’‘你’‘理性’‘大脑’‘远离’等等，你现在知道这些字是从哪里来的了吧？”

“哦！我的上帝！您太聪明了！啊，您居然找到了！”亨利爵士叫了起来。

“假如您对这一点还有什么疑虑的话，只要看看‘远离’和‘价值’，这几个字几乎是在同一个地方剪下来的，这足以打消所有的疑虑了。”

“呃……确实是这样！”

“这实在是……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摩梯末医生诧异地望着我的朋友说道，“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推测出这些字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然后又贴在纸上的，我相信这一点，但是您竟然能够明确地指出是哪一份报纸，还能够说出是从哪一篇重要的社论上剪下来的，这可就是我亲眼见到过的最神奇的一件事了。您到底是如何知道的呢？”

“我猜，摩梯末医生，您一定能够分辨出黑人和爱斯基摩人的头骨吧？”

“那当——然了。”

“那么，应该怎样进行分辨呢？”

“因为我对区分头骨有一种特别的兴趣，而且二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眉骨突出，面部的倾斜度，下颚骨的线条，以及……”

福尔摩斯做了个手势，打断了医生的话：“这也是我的一种特别的兴趣啊，其中的不同之处对我来说也非常明显，就像黑人和爱斯基摩人的头骨在您眼里具有的差别一样。据我所知，《泰晤士报》上的小五号铅字与那些半个便士就能买一份的晚报上的印刷拙劣的铅字之间，同样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别。找到报纸与报纸所用铅字之间的区别，是一个犯罪学专家必须要具备的最基本的知识之一。说句实话，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曾经把《李兹水银报》和《西方晨报》弄混过一次。不过《泰晤士报》评论栏中所用的字体是极为特殊的，不可能被我误认为是其他报纸上的铅字。又因为这封信是昨天傍晚贴成并寄出的，所以我猜写信的人很可能就是在昨天的报纸中找的这些字。”

“我知道了，福尔摩斯先生，”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说道，“也就是说，贴出这封信的人是拿着一把剪刀……”

“不是剪刀，是指甲刀，”福尔摩斯说，“您应该能够感觉得到，寄信人用的剪子的刀刃实在是太短了，因为他在剪‘远离’这个词时剪了两下。”

“确实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有个人拿着一把短刃的剪刀从报纸上剪下写这封信所需要的字词，然后又用浆糊贴到了纸上……”

“不是浆糊，是胶水。”福尔摩斯纠正了他的说法。

“哦，就算是用胶水贴到纸上的。但是我还想搞清楚，为什么‘沼泽地’这个词却又是手写的呢？”

“很简单，因为报纸上没有出现这个词，你看看其他的字，几乎是随便买一份报纸就能在里面找到这些常用字，但是‘沼泽地’这个词却不常用，所以寄信的人就很难找到。”

“对啊，是这样的，这样一来就能说得通了。福尔摩斯先生，您还能从这封信中找到些其他的线索吗？”

“还有一两处地方是值得研究的，寄信人为了掩盖所有的痕迹，确实曾经下了很大的苦功。您看看这个住址，写得实在是潦草。但是像《泰晤士报》这样的报纸，如果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根本不愿意买来看的。所以，我们可以作一个这样的假设，寄出这封信的人受过比较高水平的教育，但是他却要把自己伪装成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受过很少教育的人。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在尽量地掩饰自己的笔迹，他似乎害怕自己的笔迹会被您认出来或者是查出来。还有一点，您不妨再看看那封信，这些字并没有被贴成一条直线，有几个字被贴得参差不齐，比如‘生命’这个词，贴得就比其他的字高得多。这说明寄信的人在剪贴的时候要么非常粗心，要么非常激动，又或者是非常惊慌。总的来说，我觉得惊慌的成分比较大。因为这对寄信人来说很明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炮制这封信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办事粗枝大叶的人。如果他是由于惊慌而导致粗制滥造的话，那就又引出了一个新的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他为什么要惊慌呢？只要是清晨寄出的信件，都可以在他离开旅馆之前送到亨利爵士的手中。难道寄信的人怕撞见别人——又是怕撞见谁呢？”

“我们现在简直是在胡乱猜测。”摩梯末医生说。

“嗯，更恰当地说是在把各种可能的情况进行比较，并找到与真相最接近的那个，这才是发挥想象力的科学途径——但前提是永远要在可靠的物质根据的基础上。还有一点，毫无疑问，您还会将之称为胡乱猜测，但是我基本上可以断定，信封上的地址是寄信人在某家旅馆的房间里写上去的。”

“您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吗？”

“只要您认真地再检查一下那行潦草的地址，就能够看出来，笔尖和墨水都曾经让书写者感到十分的不便。他只写了一个字，纸面就被笔尖刮了两次，而且还把墨水溅出来了。这么短的一个地址，居然在书写过程中蘸了三次墨水，这就是说，墨水瓶里的墨水已经相当少了。您可以想想，如果钢笔和墨水瓶是属于某个人的，谁会让钢笔刮纸、墨水瓶没有墨水这样的情况出现其一呢？更不要说两种情况同时出现了——这是十分罕见的事情，只有一种可能——钢笔和墨水都是属于旅馆的，这样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真的，我敢保证，只要咱们到查林十字街一带的各个旅馆里去搜查一下房间里的纸篓，我们就很有可能找到那份被剪过的《泰晤士报》的残骸，顺藤摸瓜，我们也许很快就能找到寄出这封内容奇怪的信的人了。嗯，啊！这又是什么呀？”

他拿起那张贴着字的13×17英寸的信纸，凑到距离眼睛只有一、二英寸的地方，认真地观察起来。

“是什么啊？”

“没什么，”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又把信纸扔到了桌子上，“这半张空白的信纸上面连个水印都找不到。我觉得，我们在这封怪信上面也只能得到这些东西了。呃，亨利爵士，您到了伦敦之后，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

“嗯，没有，我认为没有，福尔摩斯先生。”

“您就没有发现有人关注您的行踪或者是直接跟踪您吗？”

“上帝，我好像是在看一本情节曲折离奇的小说一样，”亨利爵士说，“真是见鬼，跟踪我有什么用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谈论这个问题了。不过在谈论之前，您确定真的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事情告诉我们了吗？”

“您觉得什么事情才是值得一说的呢？”

“我觉得日常生活中所有不正常的事都可以说一说。”

亨利爵士微笑着说：“我对于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了解得并不多，因为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时间我都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度过的。但我希望像丢失一只皮鞋这种事并非此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您的意思是，您丢失了一只皮鞋吗？”

“哦，亲爱的爵士，”摩梯末医生叫道，“它只不过是被放在别的地方了。等您回去以后一定能够找到的。您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小事来麻烦福尔摩斯先生呢？这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