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何谓信仰(7)

人类信仰意识的发展与人们对于信仰的研究有密切的联系。在人类信仰的自然意识时期，不可能有对于信仰的研究。而随着人类的信仰意识从自然的无意识时期发展到反思意识的时期，人们就提出了许多关于信仰的疑问。疑问是思考的开端，人们对信仰的思考和研究正是从信仰问题的提出开始的。随着信仰问题的深化，人们对信仰的思索也不断地深化。但总的来说处于关于信仰对象的反思阶段时，思想家们对于信仰的研究还是比较初步的，这些研究也大多数集中在信仰对象上，尤其是宗教思想家们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宗教信仰的对象（神）上，这样就不可能深入揭示信仰的奥秘。因为信仰的对象之所以成为信仰的对象，并不是由于其本身的本质所决定的，而是由于人把自己的信仰投射到了它的上面，把它变成了信仰对象。一块石头就是一块石头，只有人们在崇拜它时，它才成为信仰对象。离开了人的信仰需要、信仰活动而去考察石头，只能算是一种地质研究或矿物研究，与信仰研究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要真正揭示信仰的奥秘，还必须把信仰研究的重点放到信仰主体上去，或进一步放到信仰主客体的联系中去。粗略地估计，也许可以说我们是处在人类信仰意识发展的反思意识时期，或从关于信仰对象的反思向信仰主体的反思的转变的阶段。思想家们对于信仰的研究日益从突出围绕某个或某些神灵而进行的信仰研究，转向从人本身、人的需要、人的精神活动，以及人的社会活动等方面去探寻信仰的根源。即使是一些关于信仰对象的研究，也是联系着信仰的主体，联系着人本身以及人的社会活动来进行研究，这就大大地拓展了信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13．信仰与“信”

我们现在使用的“信仰”一词，最初来源于佛经，但在近代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学者们把“信仰”一词对应于西方的信仰概念，从而使它成为一个通用的流行的理论概念。这种情形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没有信仰精神和信仰概念。尽管中国历史上没有像西方那样激烈的宗教信仰的冲突，从而没有像西方那样集中的关于信仰的争论，但中国人也有信仰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信仰的精神和相应的表达信仰的概念。在儒家的许多重要概念中都这样那样地包含着“信仰”的涵义，如“信”、“忠”、“敬”、“诚”等，它们可以说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概念，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信仰的相关概念。它们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共同揭示出信仰的完整内涵。

“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体现了信仰的不疑精神或执着精神。“信”频繁地出现于中国古代的各种文献中。

《论语》中就数十次地提到它，后来的圣贤和文人也多有阐发。信是四德（孝悌忠信）之一，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还是五材（勇智仁信忠）之一等等。

“信”是一个与信仰很相近的概念，二者之间既有一定的区别，又有联系和相通之处。其不同之处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外延和范围不同，二是侧重点不同。

“信”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抽象概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多样化的涵义。中国古人认为，在社会生活所有的领域中都要贯彻信的原则。君臣之间要有信，官民之间要有信，夫妻之间要有信，朋友之间要有信，人神之间要有信，人与事业之间也要有信。在这里，“信”具有相信、信任、信实、信用、信守、信靠、信仰等多种含义。相比之下“信仰”一词内容确定得多，范围也狭窄得多。可以说，“信仰”是一个比“信”更为具体的概念，它的内容更为确定，对象更为专一。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所说的“信”是一个比我们现在所说的信仰更为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含有信仰的意思，而且也包含有一些并不属于信仰的内容。

尽管在“信”中也包含着信仰的含义，但在古人的用法中，其着重点则不在此，而在于人际关系中的信用、信实。可以说，“信”

主要的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一种道德准则，意思是说话做事要诚恳守信，讲信用，值得别人信赖。在这里，人与人的信任并不具有某种神圣性，而是一种平等的、可以相互对待的关系。地位相同的人之间自然要讲信用，地位不同的人之间也要讲信用。而且这里指的主要是地位相近和相同的人之间的关系，如朋友之间、国人之间。

《论语》中有“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的反省，在《大学》中则把“信”

与一些带有明显尊卑色彩的道德规范加以对比：“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当然，传统的“信”有时也用于人与神之间，表示人对神的态度，比如着名的《曹刿论战》中就认为对神要“必以信”，但这主要的不是人对神的信仰和崇拜，而仍然是指对神要讲信用，许诺给神的祭品要按时献上，不要失信于神。相比之下，信仰则侧重于尊卑两极之间的关系，如人与神的关系。

在“信”与“信仰”两个概念之间除了有不同之处，还有相同、相近和相通之处，否则前者就不会成为后者的相关概念了。

首先，在“信”和“信仰”中都包含有相信、可信、确实的涵义。这一点从字面上就可看出来，双方都带有一个“信”字，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汉语的“信仰”一词。信仰是一种相信，即对那种能成为信仰对象的客体的相信，信也可以说是一种相信，它既是相信别人，又是使自己值得别人相信。同样，在信和信仰中也都具有“可信”、“确实”的含义，因为相信的依据就是可信。二者都要求人的心诚，要求人内心相信和真诚无欺。可以说，信和信仰都是在相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概念。

其次，在“信”中也以萌芽的或简单的形式包含有信仰的意思。

信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尽管其主要的含义或内容的侧重点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美德，但在信字的许多其他用法中，还表现出某种与信仰相近甚至相同的意思。比如“信”有时也指人对事业和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坚定持守，指对更高的人格或事物的依赖之情。在《论语·子张》中，孔子的学生子张说：“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意思是，固守仁德不坚决，信仰道义不虔诚的人，没有什么生存的价值。在此，“信”

指的是对道德理想和价值的追求和践履，也就是信仰。这一点甚至从朋友之信中也可以看出来，因为在中国古代，所谓朋友并不单指人际关系密切的人，而主要指志同道合、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的人，所以在朋友之间的相互信任中也具有某种共同信仰的潜台词，就像两个基督徒之间的相互信任常常源于对耶稣的共同信仰一样。

再次，在“信”的引申和发展中，有向“信仰”概念转变的可能和意向。信字的某些用法与宗教中的信仰有相近之处。在《论语·颜渊》中，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这句话与基督教旧约《圣经·赛亚书》中所说的“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不只是字面上的，而且也是内涵上的。孔子说的“民无信不立”指的是人民对政府、君主和国家的信任，这种信任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就是一种信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就有对皇帝、对国家的信仰，我们不论把它看作是皇帝崇拜还是看作爱国主义，都是一种中国式的信仰。尽管这种信仰与西方人对于上帝的信仰有很大不同，但都是信仰。

上面这种巧合可以看作一个提示，它提示出“信”字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向信仰接近和转变的意向和趋势。这也可以从中国佛教中对信字的用法上看出来。在佛经中，“信”也是个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对佛经的信仰，即对佛教教义的坚信不疑和追求。《大乘义章》中说：“于三宝等净心不疑名信。”这里，三宝指的是佛、法、僧。这句话的意思是，“信”就是对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教教义、宣扬佛教的僧人的深信不疑。《华严经》中说：“信为道元功德母，增长一切诸善法，除灭一切诸疑惑，示现开发无上道。”

这是讲信仰的重要性。佛教认为，只有具备了对佛教根本原理的坚定不移的信仰，才能除去一切杂念，并经过不断的修行，使内心清净，一意追求真谛。

最后，从根本上说，“信”作为一个与“信仰”相近的概念，是信仰的执着和固守精神的体现。信字在古代就有固、持、守等的含义，体现的正是信仰的坚定性。“信守”、“守信”等的说法表现了这一点。《左传·文公元年》中说：“信，德之固也。”东汉学者班固在《白虎通义》中也有“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的说法。这种“专一不移”之“诚”不就是信仰的执着精神吗？

14．信仰与“忠”

“忠”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一种影响深广的道德规范和人际关系准则。忠的本义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无私的态度，它要求不论是对人还是对事都要尽职尽责。像“信”一样，忠也是一种较宽泛的概念，是一种广泛的道德原则，但不同的是，它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地具体化和确定化，定格于君臣关系，并专指臣对君的单向性关系。在《论语》中孔子就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说法，但还没有仅仅局限于此，到战国中晚期，尤其是在墨子那里把双方负责之忠变成单向效力的政治伦理原则。后来的韩非子干脆把忠君作为唯一正确的价值选择。

不论从最初含义还是从后来的含义来看，“忠”都是一个与信仰相近的概念，尤其是其后来的明确含义更是如此。它实际是体现了信仰的献身精神。

首先，“忠”作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而且具有极大稳定性的感情和态度，不仅与信有相同之处，而且与信仰有相同之处。就其发自内心而言，它不能被强迫，就像一个人的信仰不能被强迫一样。就其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而言，它是颇为执着不渝的，就像一个人的信仰是执着不渝的一样。而且忠是专一的，针对着明确的对象，从对一个对象的忠诚变成对另一个对象的忠诚，是相当困难和费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