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佛教绘画的中国化过程

佛教绘画作为一门重要的佛教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在中国的历史很久远，它的发展过程是先接受了印度佛教艺术的形式，之后和中国传统绘画相结合，逐步融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从而逐步中国化，到了它的发展后期逐步走向世俗化甚至庸俗化。佛教在完成了中国化的同时，也完成了佛教绘画的中国化过程。

中国佛教绘画从其存在形式基本上可分为石窟绘画和寺庙绘画两大类，此外还有一些卷轴画（是一种画在纸或绢上的艺术作品）等。佛教卷轴画有汉地传统绘画风格与吐蕃传统绘画风格（唐卡）两种形式，前者较多表现汉地净土信仰题材，特别注重于“阿弥陀佛来迎”场面，体现了西夏在继承唐代绘画基础上的独特性；后者的构图、色彩、造型等内容，皆可从12世纪前后的西藏唐卡中找到源头，但由于社会动乱，古老的唐卡已不多见。西藏唐卡构图严谨、均衡、丰满、多变。画法主要以工笔重彩与白描为主，大家较为熟悉的唐卡，如《六道轮回图》《四大部洲及风火水土图》《天体日月星辰运行图》《香巴拉图》等，构图更是变化无穷，从地球天体、藏历历法、十二属相纪年、四季变化、人类轮回、天堂地狱无所不有，它不仅给人以艺术享受，而且使人增长知识。唐卡最常见的尺幅是条幅形，底边留有很大的空白，尺寸一般长为75厘米，宽50厘米。除条幅形唐卡外，还可以看到横幅形唐卡。这种唐卡大幅的长约1.1米，宽约3.5米。根据制作唐卡所用材料，可将唐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丝绢制成的唐卡，叫做“国唐”；另一种是用颜料绘制的唐卡，叫“止唐”。 萨迦寺保存有一幅叫做“桑结东厦”的唐宋时期的唐卡，上画三十五尊佛像，其古朴典雅的风格与敦煌石窟中同时期的壁画极为相似，据说是吐蕃时期的作品，是极为罕见的一件珍贵文物。宋代的唐卡，在布达拉宫保存有三幅，其中两幅是在内地订做的。帕玛顿月珠巴像的下方有藏文题款，意思是说江村扎订做这幅唐卡赠送其师扎巴坚赞。扎巴坚赞是萨迦五祖的第三祖师，公元1182年继任萨迦达钦。另有一幅贡塘喇嘛像，他的这幅近乎写生画的唐卡，也属宋末的作品。还有一幅米拉日巴的传记唐卡，主要描绘米拉日巴苦修的情节，构图朴实。莲花网目观音像，画面不求工细富丽，而以清秀的色彩渲染主题，堪称元代的代表作。明清两代，西藏的唐卡艺术也随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时的西藏唐卡，一是数量明显增多；二是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画派，这是西藏绘画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西藏绘画艺术更趋成熟的表现。大体说来，前藏的唐卡构图严谨，笔力精细，尤擅肖像，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后藏的唐卡用笔细腻，风格华丽，构图讲究饱满，线条精细，着色浓艳，属工笔彩的画法。唐卡凝聚着藏族人民的信仰和智慧，记载着西藏的文明、历史和发展，寄托着藏族人民对佛祖无比崇敬的情感和对雪域家乡的无限热爱。

石窟绘画和寺庙壁画是中国古代佛教绘画的主要遗存，所以仅对石窟绘画和寺庙绘画作主要论述。寺庙壁画由于历代寺庙的大量被毁和重修，宋、元以前的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只能从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大概了解各时代作品的艺术特点和成就。石窟绘画由于地处远离城市的地方，所遭受的破坏相对来说较小，所以仍然保存着历代大量绘画作品，这是非常珍贵的，它们成为我们研究佛教绘画艺术的最为直接的资料。说到佛教绘画，不得不提到佛教雕塑，它们二者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可以说，二者属于一个不可分离的有机体—佛教艺术体系。所以，同一地域、同一时代的绘画与雕塑在风格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的问题，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说法。由于史料和佛经的不同记载，有的说秦始皇（前259—前210）时期就有佛教徒到中国传教；有的说汉武帝时佛教才传入中国，但这些说法都未得到证实，一般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的起始年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明帝是一个佛教信徒，他命使者前去古印度求法，公元67年，使徒带着西域僧人摩腾、竺法兰和大量佛经以及佛像回到洛阳。明帝为他们建立了寺院，就是现在洛阳的白马寺。摩腾、竺法兰在寺中翻译出佛经《四十二章经》，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寺院和最早的佛经。佛像也在这时传入中国，所以说，中国佛教绘画是和佛教同时存在的。

佛教初传入中国时，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大多数中国人是不能接受的，人们仅把它列为和中国的神仙传说一样的地位，故而佛像雕塑和绘画仅仅是一种装饰品。而到东汉末年以后，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逐步发展起来，佛教绘画才真正起到宣传佛教思想观念的作用。但佛教绘画的迅速发展应该是在六朝时期才开始的，这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历程大致是相应的。

佛教绘画传入中国后得到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是印度佛教艺术直接或间接地长期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长期持久的改造，从而使佛教艺术逐步中国化的结果。正是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推动，才使佛教艺术在中国历史上显得灿烂辉煌。

印度佛教艺术对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方面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直接引入。当时一些中国僧人及其他使者去印度求法和印度或西域僧人来中国传教，带回一些艺术品；另一方面，印度佛教石窟艺术自西向东逐渐传入，也形成了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北宋时期，不断有中国人去印度求法，也不断有印度的僧人来到中国传教，这些活动一方面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佛教艺术不断地进步、更新以至繁荣。这些活动如明帝求法，接下来有确切记载的还有：三国时期康僧会到吴地设像传道；六朝时期法显和尚去天竺回来时带来大量的佛经、佛像；公元518年，胡太后（北魏宣武帝皇后，孝明帝的母亲）派两位僧人去西域取经，他们到达犍陀罗国，把铜摹造雀离浮屠仪一躯和释迦四塔变带回中国；最为著名的是唐朝贞观年间（627—649）的玄奘取经，唐太宗重视佛教，派僧人玄奘到佛教发源地去取真经。唐僧离开长安，一直西行。一路上饱受艰险磨难，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到达天竺国（今印度）并取回了真经。他曾带回七尊佛像，这对唐代的佛教艺术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从此，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弘扬、传播。此外如鸠摩罗什、达摩等来中国传教，虽然主要是佛经的讲解和佛理的传播，但对佛教艺术的发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这些中印佛教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的具体事实，可以很好地说明印度佛教艺术对中国佛教艺术的影响作用。这对中国佛教艺术的各种形式树立了规范，在这样的规范基础上中国佛教艺术才得以发展和变革。

印度犍陀罗艺术传播很广，从印度东北地区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新疆并向内地发展。其主要的艺术形式就是石窟，石窟艺术从西向东虽然已被逐步中国化，但其蕴含的印度佛教艺术的基本内容却与中国相同。中印两种文化艺术的融合创造了如云岗、龙门、敦煌等石窟杰出的艺术作品，也影响了中国寺庙的绘画艺术风格，它们两者之间是相互共生联系、相互发展的。

印度佛教对中国佛教艺术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是有所差异的。在六朝时期，印度的犍陀罗艺术发展到了如日中天的时候，所以中国这一时期的佛教绘画艺术深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成就最为杰出的就是北魏时期云冈石窟。到了唐代，印度却是笈多时期艺术的繁荣时期，所以这时候的中国佛教绘画艺术则更多地体现了笈多艺术风格，唐代那种博大、高贵、而不失典雅的气质，是唐代社会欣欣向荣的体现。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活力固然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不断吸取印度佛教艺术成就的结果。

宋代以后，佛教在印度本土已经失去地位，曾经辉煌一时的佛教艺术也已经日益暗淡下去，从印度吸取艺术创造的活力已经不可能，而且佛教自身在中国的发展也已经失去往日的辉煌，佛教艺术的交流活动从此中断。从此，佛教绘画艺术开始了真正的中国本土化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