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太平天国的兴起(1)
(一)拜上帝会的创立与发展
1.太平天国运动的前夜
鸦片战争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在外忧内患中风雨飘摇、举步维艰。随着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许多主权纷纷丢失,形成了清王朝门庭洞开的局面。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加剧对中国的侵略并设立通商口岸,外国的商品滚滚而来,资本主义入侵一步步加深,中国的小农经济备受其害,濒临破产的边缘,而处于中国门户的东南沿海,情况则更加恶劣,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的清王朝,为了筹集战费和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大肆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民众苦不堪言。鸦片战争后不到十年的光景,劳动人民实际负担比过去增加了好几倍。广东、广西更是受鸦片战争直接冲击,加之连年天灾,饥民四处飘流。天灾人祸使得人民陷入饥饿死亡的困境,他们走投无路,纷纷举起义旗,遥相呼应,进行了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
1840年后的十年间,中国发生了上百次的农民起义。当时,捻党活动在河南、安徽、山东一带,白莲教、天理教主要散布北方各省,天地会势力遍布长江和珠江流域。在两广地区,义军更是蜂拥而起,义旗林立各地。张嘉祥在横山起义,活动于粤、桂边境的钦州、灵山、贵县、横山等地,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陈亚贵联合广东钦州、广西宾州的农民武装几千人在武宣起义,转战各地,一直战斗到太平天国起义。一直以“反清复明”为旗帜的天地会也揭竿而起,转战湘、桂边界。此起彼伏的发难不断地骚扰着清廷与地方官府的统治,山雨欲来风满楼,太平天国运动就在这风起云涌的起义中酝酿并行将到来。
2.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
洪秀全(1814—1864年),原名火秀,又名仁坤,广东花县官禄村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他7岁入塾读书,非常聪明,仅用六年的时间就能熟读“四书五经”。16岁的时候,因家贫失学,帮助父兄耕田,18岁受聘为本村塾师,从此一面教书,一面继续读书。他先后四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取秀才。
但几次到广州,洪秀全耳闻目睹了英国的侵略暴行,清政府的卖国和人民的斗争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撼,渐生忧国忧民的胸襟。1836年,他到广州应考时,在街头得到一本基督教士梁发讲道和散发的传教小册子《劝世良言》,开始接触基督教。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科考失败后,做官的理想完全破灭了,但他志气犹存,曾作诗述志:“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回到家乡后,洪秀全仔细钻研《劝世良言》,开始相信基督教的教义,于当年6月创立了拜上帝会。拜上帝会宣传上帝为“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人人是“天生天养”;“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人人都平等。凡拜上帝之后,“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而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是上帝特派来拯救中国的救主。
1844年,洪秀全和好友冯云山以极大的热忱离开本乡去外县宣传教义,在广西浔州府贵县赐谷村发展信徒。同时,洪秀全着手创制宣传教义的文书,先后写成《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著作,他糅合基督教义和儒家的思想,谴责当时社会的腐败、堕落,劝导世人信拜上帝、学正人、捐妄念,惩富济贫,重现古代“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
《原道救世歌》于1845年写成,1852年刊布,后编入《太平诏书》。这部著作采取通俗易懂的诗歌体,宣传天父是中外古今共同真神,主宰万事万物,人间的一丝一缕、一饮一食都是上帝的赐予,因此,所有人应该只信上帝,不拜邪神,指出“开辟真神唯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劝告人们要切戒“六不正”,即“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等恶劣行为,以树立新的社会风尚;提倡平等,宣称“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用以激发农民群众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情绪。
《原道醒世训》于1845年写成,1852年刊布,后编入《太平诏书》。作者揭露了当时中国的黑暗现实,谴责“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批评相凌、相夺、相斗、相杀的世道人心和国家、地区、族群之间争夺的现象;根据“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提出“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宣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憧憬唐虞三代“天下为公”的大道,号召群众起来反对“陵夺斗杀”的旧世界,变“乖漓浇薄之世”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为实现“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举选尚德”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社会而斗争,而实现的途径就是皈依天父上帝,“循行上帝之真道……力遵天戒,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这篇文章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摆脱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强烈愿望。
《原道觉世训》于1847年完成,1852年刊布,后编入《太平诏书》。在这篇文章里,强调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人人当拜上帝。同时,把社会划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势力。革命势力的代表是“皇上帝”,反动势力的代表是“阎罗妖”。作者指出封建帝王就是“阎罗妖”,谴责佛老之徒“造出无数怪诞邪说,迷惑害累世人”,说明崇拜偶像,正是惹鬼,指出所有牛鬼蛇神,皆“阎罗妖之妖徒鬼卒”,“自秦汉至今一二千年,几多凡人灵魂被这阎罗妖缠捉魔害”,号召群众站在“皇上帝”一边,去反对“阎罗妖”,“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唯恐不速者也”。这实质上就是发出战斗号召,反映了与清朝统治对抗的政治决心。
1847年7月,洪秀全和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设立拜上帝会总机关,他利用基督教某些教条和仪式,根据起义的需要,结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制定了上帝教的十款天条和宗教仪式,叫做天条书,用来组织群众的纪律。十款天条即:崇拜皇上帝,不好(广东方言,不可)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之名,七日礼拜颂赞皇上镇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劫抢,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接着,洪秀全基于“独一真神上帝”“不得拜一切偶像”的宗教信仰,同冯云山和洪仁玕撤去本村塾中的孔子牌位。拜上帝会到处捣毁庙宇菩萨,教人只听上帝命令,“不从清朝法律”,很巧妙地披着宗教外衣,以宗教信仰掀起宗教斗争,又从宗教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拜上帝会以桂平紫荆山区为中心,西到贵县,东到平南、藤县,北到武宣、象州,南到博白、陆川以至广东信宜,在这几个州县星罗棋布的农村里面,迅速发展。他们“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
随着形势的发展,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群众加紧起义的准备。他们制定圣库制度,规定人人不得私有财产,全部财物归入公库,按需要分配,以保证起义成员生活和战争的需要。韦昌辉、胡以晃、石达开、周胜坤、余廷樟等献出全部家资充起义经费。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等分别在紫荆山区金田、花洲、奇石、陆茵等处秘密制造武器,石达开也在白沙圩地带开炉制造枪炮,准备时机成熟的时候,动员各地教徒到紫荆山区集中。由于影响不断扩大,拜上帝会与当地地主团练、清军屡次发生冲突,斗争日剧。其间,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形成领导核心。1850年7月,洪秀全发令号召各地会众到金田村“团营”(集结队伍加以编排训练),团营指挥部设在金田村,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主持。
此后的四五个月内,平南、象州、陆川、博白等地数以千计的会众,扶老携幼举家奔赴金田。到了11月,团营人数已达一万多人,其中主要有:紫荆山区的基本群众三千人,由秦日纲率领的贵县龙山银矿矿工等千余人,由石达开率领的贵县客家农民三千人,由黄文金率领的博白等地会众两千人,由蒙得恩率领的平南会众、赖九率领的陆川会众等几千人。金田“团营”期间,拟定了军事编制,实行男女别营,军队的旗帜、衣帽、腰牌有一定的规格,军队的纪律简明而严格;同时赶制武器,筹集军费和物资,为武装起义在军事上作了周密的筹划。
(二)金田起义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寿诞这天,他率各地集结而来的会众在金田正式誓师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为太平军,向清王朝宣战,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革命拉开序幕。
1月13日,建号太平天国的第三天,全军废止清朝的剃发制度,全体将士蓄发易服,头裹红巾,离开金田,沿大湟江东下,攻占距金田二十余里的商业重镇江口圩(即大湟江口)。江口圩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活动余地大,便于转移。太平军一面发动群众,对地主富户开展清算斗争,补充军需;一面依江择险,布置防务。太平军又与天地会武装取得联系,罗大纲、苏三娘等部两千多人愿意遵守太平军纪律,认同拜上帝教教义,集体加入了太平军。
太平军在江口圩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使清政府赢得了调兵遣将的时间。钦差大臣李星沅从桂林急忙赶到柳州,提督向荣也带兵赶到桂平,共集结桂、黔、滇、楚、粤、闽清军万余人,堵截住太平军的东路。然而,由于太平军准备充分,战术运用合理,仅用两千兵力战胜一万多清军,向荣惊呼“官兵大半心寒”。
3 月10 日,太平军乘敌人混乱之机主动撤出江口,经新圩、金田直入紫荆山,兵分三路西进武宣。在迫近武宣时,新任的广西巡抚周天爵恰恰赶到这里,接着向荣的军队也绕道赶至武宣。此后两个月,双方相持于武宣城郊。清军内部发生矛盾,周天爵、向荣意见不一,清兵又贪生怕死,钦差大臣李星沅连急带气,病死于军营。清廷又派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新的钦差大臣,再调广东清军前来增援。
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县东乡正式登基称天王,立幼王,建军师,设百官,号召四方。需要说明的是,按拜上帝教的礼制,天上地下只有天父皇上帝可称“帝”号,凡间统治者的最高尊号只能加到王,洪秀全也只称天王而非天帝。同时,确立了五军主将制度: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五军主将分别统领一军。
太平军编制以军为单位,其兵制是仿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制度。它的编制,每军设军帅一员,军分前、后、左、右、中五营,每营设师帅一员。每师又分前、后、左、右、中五营,五旅帅分统。旅帅下分一、二、三、四、五五个卒长统带。每卒长下分东、西、南、北四个两司马统带。每两司马下分刚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五个伍长统带。每伍长下分冲锋、破敌、制胜、奏捷四伍卒。计军帅统率师帅5员,旅帅25员,卒长125员,两司马500员。每军官员、伍长、伍卒共13155人。军帅之上设有监军、总制。出征的时候,再派大员统率数军出战。
起义之初,洪秀全还颁布了五条军纪,要求太平军严格遵守:1.遵条命。2.别男行女行。3.秋毫莫犯。4.公心和睦,各遵头目约束。5.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这五条军纪虽然简明,但对增进太平军的团结和加强战斗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因此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此后,在该军纪基础上不断完善,制定了《太平条规》,又称《太平营规》,其中包括“定营规条十要”和“行营规矩十条”两部分。内容规定定营时官兵要恪守天令,熟习天条,分别男营女营,熟习鼓角号令,不得徇私包庇,不许越营误公,不许隐藏兵器,不许讹传将令。行营时必须装备整齐,听令杀敌,不得率乱行列,不许入乡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等,显示了起义军的严明纪律。
太平军在武宣虽打了几次胜仗,但经过数月的战斗,粮饷、食盐、火药都日益缺乏。5月,太平军突破清军防线,离开东乡北击象州。6月,在象州打败清军向荣、乌兰泰(副都统)的追兵,杀敌三百多人。7月,太平军与清军在紫荆山西之双髻山作战失利,被迫突围。洪秀全于茶地下诏,要求全国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杨秀清负责全军的军事指挥,经过一系列整顿,太平军战斗力大为加强。9月,太平军分三路自新墟出发,经五峒山东至平南县之思旺、官村一带,清军副都统乌兰泰部纵火焚掠新墟,提督向荣率部尾追,也到达官村,扎营数十座。太平军在冯云山、萧朝贵等率领下,乘敌立足未稳,突袭劫营,大获全胜,阵斩千总杨成贵,缴获大批军火、器械、粮草、服装等军用物资。乌兰泰见势不妙,止兵不前。向荣部全军崩溃,只得收拾残兵,退入平南县城,托病月余不出,自言是其从军数十年来从未有过之大败,并因此丢了提督顶戴。这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官村之战后,太平军乘胜北上大旺墟,沿大同江水旱两路直指永安州。
(三)永安建制
经过九个月的战斗,1851年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今广西蒙山县)。此后三个月内,永安周围无大的战事。太平军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整顿队伍,补充给养、火药。在永安,洪秀全颁布军律、历法,制定官制,分封诸王,太平天国初步建立了政权,史称“永安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