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谴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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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官场现形记》(2)

考察艺术上的成败应结合作者欲表现的主题,看其艺术上的表现力是否体现了创作构思。讽刺小说诚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去了文艺底价值”(《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但显而易见,李伯元的创作本旨并不在此。因为《儒林外史》中的那些人,多数本身就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尚多有可同情之处,而《官场现形记》中这些贪官昏官之可憎在于他们的胡作非为完全是在自己清醒自觉的意识支配之下进行的,是纯粹的误国害人的蛀虫,含蓄的讽刺是否足以揭露其劣行和发抒作者的愤怒之情却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官场现形记》的巨大社会影响而一味贬低其文学意味,也不必讳言其显然的缺陷而挖空心思地去寻找小说中“笑”的艺术。因为一部成功的小说,其所运用的叙述方式、人物刻画手法以及语言风格必然与其所表现的思想题材相谐和。诚如胡适先生所言:“他只做到了‘酣畅淋漓’的一步。这书是从头至尾诅咒官场的书。”这里首先牵涉到作者写作此书的态度问题。茂盛的序中称“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但与李伯元交厚者多持异议。其友许伏民认为“南亭盖今之伤心人也,闻其倾吐,无非疚心时事之言,莫由宣泄,不得已著为小说,慷慨激昂,排界一世”。

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接受水平反馈于作者,使小说创作通俗化和商业化,这是近代小说的共同特点。因此,无论从作者的创作动机还是小说读者的结构上来说,都不同于传统的讽刺小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谴责小说)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谴责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吉舒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这一批评极有见地,“谴责小说”一词尤其涵盖精当。对于《官场现形记》的讽刺风格,我们姑且称之为“谴责艺术”,因为它有自己的特点。讽刺是对于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可鄙可笑甚至可恶的事用艺术的笔触提炼概括出来,使人们觉得原来以为很正常很高尚的事情居然是毫无意义的。笑是讽刺文学的本质特征,笑的背后是不尽的回味和深深的思索。而谴责是把现实中人人见之欲唾其面的丑恶荒唐的事情形象地展示出来,让人们认识到眼前心事的极端不合理,并产生强烈的愤怒和改变它的愿望和激情。谴责是嬉笑和怒骂的结合,带给读者的常常是面对荒诞事实的痛心和愤怒,而不单单是笑。《官场现形记》中的许多情节的描写是用作者独有的冷峻笔调刻画而出,如史传中的淡淡几笔却寓褒贬于笔锋,如实况的记录电影,使人如在其侧,亲目所睹,亲耳所闻。《官场现形记》揭露了大多数人所未知未详的为官者的隐秘,因而给人的荒诞之感尤胜于笑声。这种荒诞感得之于近于实录的冷酷的真实和完全隐藏着作者冷峻的观察和描绘,纵然从某种纯文学的角度来看缺少回味的余地,但却并不乏感人的力量,足以激起人的慷慨、激愤和对于现状的思索。如第十二回至第十八回写浙江防军统领胡华若征剿严州土匪,为邀功谎报匪情,却纵兵烧杀淫掠良民。当受害乡民状告作恶兵勇时,首县庄大老爷颠倒黑白,反以诬告之罪胁迫乡民。这一出闹剧,从发兵之初胡统领与僚属内部的尔虞我诈和魏乡绅的敲诈勒索,到最后胡统领浮造报销,冒功领赏,还花一万两银子买来“万民伞”和“德政牌”,而前来为他们送行的却是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的灾民。作者用工笔白描的手法,完全没有浅薄的笑料,也未尝落一字褒贬。这种冷峻的笔调,已然突破了传统讽刺小说的写法,而带有现代现实主义小说严峻描写的意味。

另一方面,小说中也不乏一些颇富有幽默意味的情节。如自诩读过大半本“泼辣买”,却只会说一句“亦司”洋话的哨官龙占元,洋人无论说什么他都接一句“亦司”(Yes),结果却惹来一顿马棒,被打得头破血流(第三十一回);又如出使国外的温钦差,穷京官当惯的,太太不肯忘本,到了国外已然自己浆洗衣衫,晾在使馆的绳子上,“裤子也有,短衫也有,袜子也有,裹脚条子也有,还有四四方方的包脚布”,外国人见了不懂,说“中国使馆今天是什么大典?龙旗之外又挂了些长旗子、方旗子,蓝的、白的,形状不一,到底是个什么讲究?”这些诙谐的小品同样包含着巨大的否定力量,也显示了李伯元过人的讽刺才能。

《官场现形记》的人物塑造和小说结构方面是多为人所诟病的。前人对《官场现形记》指摘最多之处莫过于认为“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及其“联缀话柄,以成类书”的结构方式。然而细读全书就会发现,《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他的画廊式的人物塑造和链式的章回结构也决定于其再现性的性质。

《官场现形记》的人物塑造是类型化、脸谱化的,确是明显的缺陷,不过同它出现以前的近代小说相比,由于取材多有原型,因而多数人物还是具有一定典型性的。作者始终抓住所有大小官吏追求金钱的共同本质作为贯通全书的主线,同时也并没有全然忘记他们的个性,从而以一系列漫画式的人物形象异常真实、深刻和集中地表现了官场中排挤倾轧的现状,实际上也一定程度地避免了“千人一面”的弊病。如同样是在谈武汉的赃官,但他们贪赃的手法却五花八门。何藩台明目张胆地将各种官缺分等出售,却因分赃不均而胞弟三荷包大打出手(第五回)。相比之下,傅钦差的手段则隐蔽得多。在表面上他“清廉”得出奇,一件布袍子、一双破鞋、一串木头朝珠、一顶发了黄的破帽子,便是他的全部行头。他一接任浙江巡抚,便声称“力祛积弊,冀挽浇风,豁免办差,永除供亿”,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杭州的大小官吏争买旧衣,打扮得“如一群叫花子似的”。但其实他“骨底子也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做一次副钦差,就贪了五十万两(第十九回至二十回)。身为高官的华中堂则更为高明,据说他“最恨人家孝敬他钱”,但送他古董顶喜欢。他暗中开了个古董铺,行贿者必须买他的古董他才受贿,一件古董周而复始地不知就为他带来多少银子(第二十五回)。又如那些不学无术的昏官,同样也昏得千奇百怪。“洋务中出色能员”毛纳新深得制台赏识,然而他的洋务本领只有两样:一是能背诵过了时的《江宁条约》;二是会把辫子剪成短发(第三十五回)。南京候补道田小辫子,为显示自己的“才能”,搜肠刮肚地写给制台一个条陈,其中三条却是:一不准士兵吃饱,打仗必然勇敢;二是把士兵的眉毛剃去一条,便于捉拿逃兵;三是给你士兵“一齐画了花脸”,可以吓退洋兵(第三十一回)。这些看似荒唐的人和事,尽管不无夸张和过火的形容,但是这种官僚制度“最腐败、最堕落的时期——捐官最盛行的时期”,的确是“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无不必备”(惜秋生《〈官场现形记〉序》)。

面对如此多的人物和纷繁复杂的故事,《官场现形记》承袭了《儒林外史》的小说结构,“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七人俱讫,若断若续”。对于此书的结构上,胡适认为:“大概作者当时确曾想用全副气力描写几个小官,后来抵挡不住别的‘话柄’的引诱,方才改变方针,变成一部揭露官场的社会风俗史。这是作者的大不幸,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不幸。倘使作者当日肯根据亲身的观察,或亲属的经验,决计用全力描写佐杂下僚的社会,他的文学成就定会大有可观,中国近代小说史上或许又会增添一部不朽的名著了。可惜他终于有点怕难为情,终不肯抛弃‘官场’全部的笼络记载,终不甘用他的天才来作一小部分的具体描写。所以他几回想特别描写佐杂小官,几回都半途收缩回去。”以现在的小说理论来看,他的批评不无道理,然而他的推测未必成立,纵观全书五十五回的内容,李伯元并非将小说创作停留在“联缀话柄,以成类书”的浅薄水平上,作者的创作原旨是整体性的。整部作品在地域上遍涉了当时中国十四个省域中的十一个,所写的官吏囊括了从一品大员到不入流的佐杂小吏各个品级,文的、武的、正途的、军功的、捐班的、保荐的、假冒的无所不包。显然李伯元是以全面再现清廷官场的整体面貌为己任,有意识地统摄全局的宏大视野来描绘一幅纤毫毕现的晚清官场的百丑长卷。这种创作的思想并非偶然,除去模仿之外,还与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有关。

总之,《官场现形记》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以严肃的态度、宏大的构思,和对社会清醒而深刻入骨的观察,诚实地描绘了他所看到的现实社会,塑造了诸多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在继承传统讽刺小说叙事方法和表现手段,以诙谐的语言尽情揭露鞭挞罪恶之都的同时,也初步具有了现实主义社会批判文学的冷峻描写,对近代小说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开拓。

(四)作品中人名的引申寓意

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常利用人名的谐音来揭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晚清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了极致。这部小说中谐音的人名有(人名后面括号内的数字指小说的回目):

施步彤——实不通(1)

胡理——狐狸(2)

王仲荃——望周全(4)

刘瞻光——留沾光

魏翩仁——为骗人(7)

胡鲤图——糊里涂(10)

周应——照应(11)

胡华若——胡划拉(12)

单逢玉——善逢迎

魏竹冈——为竹杠(17)

傅理堂——富里堂(19)

贾筱芝——假孝子(22)

贾润孙——假顺孙

萧二多——小耳朵

白韬光——白叨光

黑伯果——黑八哥

刘厚守——留后手

胡周——胡诌

时筱仁——是小人(23)

包信——报信(26)

王博高——王八羔(27)

史耀全——死要钱(28)

潘金士——盼金使(29)

胡筱峰——胡小疯

赵尧庄——招摇装(32)

湍多欢——图多欢(36)

瞿耐庵——屈乃安(38)

贾世文——假斯文

卫占先——为占先(42)

区奉仁——偶逢迎(43)

随凤占——随风站

申守尧——伸手要

秦梅士——罄没事

学槐——学坏(43)

钱琼光——全穷光(46)

萧卣才——小有才

卜琼名——剥穷民(47)

黄保信——谎报信

胡鸾仁——胡乱认

盖道运——该倒运(48)

刁迈朋——刁卖朋(49)

尹子崇——银子虫(52)

梅漾仁——媚洋人

梅蔚——没味

劳祖意——老主意

蒋大化——讲大话(54)

搭拉祥——遢拉样(56)

单舟泉——善周全(57)

赖养仁——赖洋人

窦世豪——都是好

甄守球——真守旧(58)

萧心闲——小心闲

潘士斐——盼是非(59)

这些谐音人名大体可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贪财如命,如史耀全即死要钱,魏竹冈即为竹杠,尹子崇即银子虫。

二是寡廉鲜耻,如魏翩仁即为骗人,王伯高即王八羔,刁迈朋即刁卖朋。

三是颟顸昏庸,如胡鲤图即糊里涂,施步彤即实不通,黄保信即谎报信。

四是猥琐寒酸,这主要是指一些低级官员,如钱琼光即全穷光,申守尧即伸手要。

五是崇洋媚外,如梅漾仁即媚洋人,赖养仁即赖洋人。

从这些被赋予种种贬斥意义的名字可以看出,作者李宝嘉对晚清官场的厌恶失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现行的文学史著作都将李宝嘉归入改良主义者的范畴,然而在读过他的《官场现形记》之后,恐怕很少会有人相信这样一个龌龊没落的政权还有什么改良的希望、存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