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贞观治世(1)
（一）休养生息
唐太宗认为民为邦本、农为政本，决定实施休养生息的重农政策。
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形成和统治政策的确立，深受隋朝覆亡的影响，所以他经常与群臣讨论历代王朝的盛衰成败和治国的方针政策，并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唐太宗对隋王朝覆亡的教训尤为重视，从前代兴亡历史中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常常引用《荀子·王制篇》的一句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用这句话来反复警示自己，告诫子孙，并从中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统治经验，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1.繁衍人口
为了恢复社会生产，唐太宗规劝农民务实农业、发展生产。为了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就必须提倡农民务农，为此，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劝农措施：贞观初年，人口稀少，很多土地荒芜，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去耕种。为了繁殖人口，增加劳力，唐太宗一方面招徕、赎买被外族掠夺的人口，招抚流亡的百姓回到家中务农；另一方面释放宫女和解放奴婢，鼓励民间及时婚嫁。这样，人口逐渐地增加，为经济的复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全国上下经济萧条，国库也很空虚。到了贞观二年，李世民为了减少宫廷开支，接受了中书舍人李百药的建议，一次放出宫女三千人，让她们出宫嫁人。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怨女三千出后宫”的贞观传奇，这是“贞观之治”著名的故事。
贞观元年（627年）二月，唐太宗发布诏令，男的满20岁、女的满15岁没有结婚的，由州县的官府负责帮助他们成婚。那时候结婚是要有聘礼的，有的人没有钱结婚，官府就要命令亲戚资助，亲戚也没有钱的，由当地的富贵人家资助完婚。这一措施的目的在于帮助农民组建家庭，繁殖人口，以便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
2.不违农时，轻徭薄赋
封建社会统治的基础在于小农经济。农业生产能否正常进行，是国家能否富强的关键。农民安定了，国家才能安定下来；农民生活有保障了，国家政权才能巩固；农业发展了，国家才会富强起来。
唐太宗不夺农时，该是农民种田、耕地、收割的时候，绝不耽误农民务农的宝贵时间。每遇四方的使者回朝，唐太宗一定要先问问农田里的谷物长得好不好，关心百姓的疾苦。
贞观二年，京师一带蝗虫大起，唐太宗入禁苑察看庄稼，见到蝗虫，抓了几只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将蝗虫吞下，左右进谏说：“恶物恐成疾。”唐太宗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将数只蝗虫吞下去。贞观三年正月，恢复废弃已达数百年之久的藉（耤）田仪式。在春耕前由天子亲执耒耜，在藉田上施行三推一拨的藉礼，通过这一仪式，倡导举国上下尽力农耕。
贞观五年，曾经发生过举行礼仪与农时冲突的事件。当时礼部官员根据阴阳家选择吉日的建议说：“皇太子即将举行戴冠仪式，二月份是最好的、最吉祥的时间。”可是二月份正值春耕大忙的季节，农民们都忙着耕地、撒种。唐太宗考虑到这一点，宁愿省去繁琐的礼仪，也不违背农时，于是将太子戴冠仪式延迟到秋收之后的十月。可见唐太宗对不失农时的重视。
繁重的徭役和租赋是封建社会农民最沉重的负担，这不仅摧残社会生产而且加深了阶级矛盾。唐朝政权建立以后，唐太宗说：
“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兽，非不得兽，明年无兽。”他把极度剥削人民比喻为：吃自己的肉，肉吃没了，自己也就没命了。因此，唐太宗采取了一些安民措施，让农民休养生息，对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隋朝的时候政策苛刻，统治者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最终亡国了，这些教训一直深深地提醒着唐太宗，使得唐太宗懂得轻徭薄赋的重要性。
此外，唐太宗还完善并发展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均田制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人人有田，这就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3.去奢省费
唐太宗十分强调节俭。贞观初年，他身体力行，尽量克制欲望，采取了一系列厉行节约、限制奢侈的措施。例如，停止进贡珍奇宝物，限制营造宫室，破除了厚葬的陈规旧俗，规定葬制一律从简。在他的影响下，当时有许多臣子都崇尚简约的生活作风，贞观初年出现了一批崇尚节俭的大臣，如戴胄、魏徵、温彦博等人。
唐太宗真是堪称节俭的好皇帝。他要求葬制节俭，首先对自己的陵寝做出了安排，并且亲自制定了陵寝的规格。唐太宗要求自己的陵墓只要建造在山上就行，陵墓的大小也仅仅能容纳棺材就可以。
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自己死后，子孙们大肆地浪费财物为他操持后事，劳民伤财。贞观二年八月，群臣再三建议营建一座高大的台阁，以改善唐太宗的居住条件，但是，唐太宗坚决不允许，这为农民减轻了很大的负担。贞观六年，他想营造一座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但是一想到秦亡的教训，就不再兴建了。还有一次，工部尚书段纶带一名巧匠杨思齐进宫，想制造傀儡戏（木偶戏）道具，用来讨好唐太宗，可是没想到唐太宗不仅没有给他奖赏，反而训斥了他一顿，并且罢免了段纶的官爵。
贞观七年的时候，戴胄去世了。戴胄是非常有名的大臣，他生前是户部尚书，户部尚书掌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所有的赋税、土地、人口等都归他管。可即使是这样，戴胄的家里也非常穷。他临死的时候要在家里举行一个吊唁仪式，要摆个灵堂，但是由于家里没有正堂，房子不够大、不够用，就没有办法举行吊唁仪式。李世民知道后不禁感叹道：我的大臣家里太穷了！于是下令，国家出资临时给戴胄建造了一个庙宇，这样，才举行了吊唁仪式。
还有很多地方官也是这样，工部尚书李大亮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古代的时候，去世的人嘴里面要含一块玉，但是李大亮去世的时候家里却连一块玉也没有，只有几袋米、几丈布。皇帝亲自出席了葬礼，看到李大亮家里如此清贫，也不禁流下了眼泪。
其实，李大亮位高权重，他有很多机会可以为自己置备富足的家业。李大亮是军人出身，打过很多仗，贞观九年的时候，他奉命去打吐谷浑，立下了很大的功劳，皇帝赏赐给他很多财物，但是李大亮把这些赏赐品都分发给部下、亲戚、朋友了，自己却所剩无几。李大亮还做了很多好事，在战争中有很多无人认领的尸体，他就自己出钱把他们掩埋了。他还像养活自己家的孩子一样养活别人家的孩子，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十五人，其他不知姓名的就更不计其数了。在贞观年间社会政治清明的大气候影响之下，这些官员都能恪尽职守，他们这么做也正是体现了贞观精神。
（二）善用人才
1.渴求人才
唐太宗非常渴求人才。他深知，人才是事业的根本，选拔和使用人才，历来是兴邦建国的大事，对此，唐太宗特别重视。他以封建政治家少有的胸怀和气魄，将各类有用的人才收拢到自己身边，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人才群体，对唐代政治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唐太宗求贤若渴，他认为人才到处有，贤能的人世世代代都存在，不是没人才，而是缺少发现人才的眼睛。为了得到人才，他时时关心，处处留意，悉心考察。
武德年间，唐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他收留了刘武周手下一员大将尉迟敬德。过了不久，敬德手下的两个将领叛逃了，有人便开始猜测尉迟敬德也一定会叛逃，于是，没经过请示就将他囚禁起来，并劝秦王李世民赶快杀掉他。可李世民却说：“敬德有心叛变的话，难道会落在他人之后吗？”不但没有杀尉迟敬德，反而把他放了，并且将他招入自己的卧室，安慰他说：“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你不要把这点小小的误会放在心上，我是决不会因为旁人的几句闲话而加害良士的。”临分别的时候还赠送给尉迟敬德很多金银，尉迟敬德被李世民的赤诚相见深深地感动了，发誓要“以身图报”。后来尉迟敬德在历次战斗中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为李唐王朝打天下，为秦王夺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发动官员们议论朝政，一个名叫何竟的官员提出了二十多条独到的建议。这个何竟平时不善于舞文弄墨，唐太宗没有想到何竟竟然这样有文采、有见地，大大地夸奖了何竟，说他是深藏不露。何竟很惭愧地告诉唐太宗，说自己的上书是一位访客马周代拟的。唐太宗一听，非常高兴，立即引见了马周。两个人一见如故，探讨了很多政治措施。后来马周做了官，为唐朝的兴旺昌盛出了不少力，成了有名的“布衣宰相”。
2.知人善任
唐太宗善于了解人才的特点，能够做到人尽其才。他主张用人要取长避短，正确对待人才能力的差异。唐太宗深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不足之处，在使用时要尽量发挥人才的长处，避开短处。
在贞观年间，辅佐唐太宗的文臣武将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竭尽全力为大唐王朝效忠。唐太宗评论长孙无忌善于躲避嫌疑，待人接物聪明敏捷，处理事务无人能及，但领兵打仗不是他的长处；高士廉博古通今，处理事务清明通达，遇到危难不变气节，在朝做官不搞宗派，但所缺乏的是正直进谏；岑文本性情敦厚，文章辞藻华丽，且内容丰富，但是有的时候脱离实际。马周遇事果断，性格忠实正直，评论衡量别人，能秉公直言。当时，这些大臣都认为皇帝的评价非常中肯，符合他们的实际。
贞观初年，唐太宗非常信任房玄龄和杜如晦，让他们共同掌管朝政。
他们的长处是多谋善断，史称“房谋杜断”，而短处是不善于处理繁杂琐碎的事务。太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相才，贞观三年，他们分别擢升为尚书省左右仆射，成为皇帝的重要辅佐大臣。而对于戴胄呢，短处是“无学术”，唐太宗不让他担任学馆儒林的职务，但是基于他忠诚、正直、秉公办事的长处，一度被任为大理少卿。至于李靖、李勣两员武将的才能更是得到了良好的发挥，唐太宗长期让他们握有重兵，驻守边关，为唐朝政权的巩固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唐太宗评价说，李靖、李勣两人，古代的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都比不上他们。在贞观年间，唐太宗对各种人才都能量才而用，使大批的文臣武将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才华。由于唐太宗的“知人善任”，贞观时期人才济济，这些猛将谋臣为李唐王朝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与“贞观之治”是密切相关的。
3.君臣坦诚
唐太宗能良好地处理君臣关系。他提倡君臣之间坦诚相待，不要互相猜忌。唐太宗深知，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思考问题难以面面俱到，作为君主必须尽可能地集思广益，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所以，治理国家，巩固封建政权，不能只靠皇帝一人，而要靠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地方官吏的尽心尽职，全力为朝廷服务。要使天下得到良好的治理，君臣两个积极因素缺一不可。事实上，唐太宗对大臣们是非常信任和器重的。唐太宗曾对侍臣说：“我身为帝王，身系天下安危，但是要做一个好皇帝，我还得依靠各位臣卿，所以我们要同心协力把国家治理好。事情如果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只管说出来，不要隐瞒。如果我们君臣之间互相怀疑，不能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实在是国家的大害啊！”纵观贞观二十多年中，唐太宗与臣属们关系密切、和谐、融洽。特别在前期，能直接鼓励大臣当面指出他的过失，并能知错则改，这种态度大大减少了唐太宗决策的失误。唐初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比如说贞观二年，唐太宗和臣僚们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重大社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讨论中，唐太宗让臣僚们各抒己见，互相磋商，大家都以平等的身份进行论辩，不以势压人，而是以理服人。整个讨论，气氛相当宽松。最后，再依据多数人的意见来决策国家大事。
这种活跃的政治局面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史称“贞观君臣论政”。这次政治大讨论，为“贞观之治”的开始奠定了基础。此后，君臣之间这种共同切磋的情况更多，“君臣论政”成为贞观时期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
（三）虚怀纳谏
1.从谏如流
从古到今，一提李世民，大家就能想到一个词——纳谏。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说是从谏如流，他不是唯我独尊地发号施令，也不是目空一切地独断专行，而是广泛地听取大臣的意见，虚心地接受有益的建议。大臣们对他也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积极进谏。
进谏的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上到国家军事大事，下到君王一举一动，有的进谏甚至还涉及到李世民的私生活。那么进谏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李世民多是言听计从、虚心接受。可是很多进谏之言非常逆耳，连一般人都很难接受，作为一个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帝王，李世民是怎样接受这些谏言的呢？
大臣们又为什么敢于向皇帝进谏呢？那是因为唐太宗深知纳谏的重要性。贞观二年，他问魏徵何谓明君、暗君？魏徵说：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此，唐太宗深表赞同。群臣的犯颜直谏，形成了贞观时期的良好政治风气，在封建社会实属罕见。
历史的教训让唐太宗明白了纳谏的重要性。唐太宗生于隋文帝末年的太平之世，却长于隋炀帝在位的动乱之时。他目睹了盛极一时的隋王朝土崩瓦解，隋王朝的惨剧在唐太宗的记忆中久久挥之不去。隋炀帝独断横行，犯了过错也从不理会，所以才导致了国家的灭亡。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时刻刻警示着唐太宗和他的臣子。
贞观四年（630年）六月，李世民为了巡狩的方便，下诏令征发人力修复洛阳的乾元殿，一个名叫张玄素的大臣上书劝谏。张玄素说：“修复乾元殿并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陛下您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隋炀帝就修了很多的宫殿，还修长城、修运河，可是最后呢，隋朝灭亡了，这些宫殿又有什么用呢？所以陛下应该珍惜民力，注意节俭，少做这样的事情。”
这一席话言词尖锐，让一向善于纳谏的唐太宗也产生了抵触的情绪，问张玄素说：“你认为我连隋炀帝都不如，那么我跟夏桀、商纣比呢？”张玄素坚持说：“如果陛下还是坚持要修乾元殿的话，国家一定会出现祸乱。”
这句话打动了李世民，他反而笑了。不仅收回了修宫殿的命令，还赏赐了张玄素。
唐太宗虽然是一代圣君，不过也有犯错的时候，但是在群臣的劝导之下，他往往能比较坦率地承认过失，改正过错。唐太宗从谏如流，对确属自己的过失或者可以不做的事情，常能采纳臣下的谏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