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居里夫人小传
——一个新女子的模型
（一八六七——一九三四）
居里夫人（Madame Curie）是镭质的发明者，也是近代一个第一等的科学家。关于她在科学上的贡献与地位，国内的科学杂志上已经有过专门的介绍，不用我多说了。我现在要说的，是她的身世与人格。
夫人原名Marie Sklcdowska，于一八六七年的十一月七日，生于波兰的华沙城（Warsaw）。父亲是一位中产的地主，但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喜爱文学，擅长数学物理，曾做过大学的教授及校长。母亲也是一位奇女子，是一个著名女校的校长。在家庭中，她又是儿女的良师，丈夫的益友。夫人生长在这样优美高明的环境之下，在知识和人格的两方面，便早已得到了一个良好坚固的根基。
在儿童的时代，夫人的嗜好是倾向于文艺音乐的，但对于数学物理，也有同样的欣悦与了解。后来她的母亲死了，她修习音乐的机会便减少了。在十七岁的时候，她离开了华沙，别了她的老父与家庭，到一个富农的家里去教书，以求去分一点老父在经济上的担负。在这个时期之内，她决定了她求学的宗旨——她要到巴黎去专修数学与物理——于是她便开始积蓄她求学时的费用。
在离开波兰之前，她曾回到华沙，同她的老父过了一年快乐的生活。同时，她也在这时去参加了一点波兰青年们的秘密救国工作。这些青年志士们，与夫人一样，都相信复兴波兰的事业，是应该建筑在学问与人格的基础之上的。故他们都愿砥志砺行，到异国去做苦学生。在一八九一年的初冬，夫人乃别了老父，到了巴黎，开始她的苦学的生活。在巴黎的波兰学生是很多的，夫人初去之时，也常常参加他们的工作与聚会，但后来因专心研究科学，便无暇再及此类的活动了。
到巴黎的第三年，夫人在一个家庭宴会上，遇到了一位青年科学家。《我一进客厅》，夫人在她的自述中这样说，“便见一位高高的少年，站在窗前。他有琥珀色的头发，大而清明的眼睛，庄严和蔼的态度，以及一个梦想家的神情。我们谈话之后，他便要求我，允许他常来看我，因为我们的志趣很相同，意见也很一致。”这位青年科学家不是别人，乃是因为研究科学而不愿结婚的居里先生。后来居里先生告诉她，他并不是一个忘情恋爱的人，但他怕女人，因为“女人常用生命与自然的力量，来引导我们向后走”。夫人在写她丈夫的行述时，也说，“他常常对我说，他到三十六岁还不曾结婚的缘故，是因为他不易得到那位梦中的同志，那位能与他同做科学之梦的伴侣。”但在那一夕的宴会上，居里先生居然把他的梦中的伴侣找到了，而且这位伴侣也真能不使他失望。
相识一年以后，这一对科学上的情人，彼此便都明白，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是没有第二个人能代替眼前这一位的了。于是他们便在一个简单的仪节之下，结为夫妇。在普通女人的生命中，结婚虽不必一定是恋爱的坟墓，但却没有不成为学问或事业的坟墓的。但在居里夫人的生命中，结婚却是她生命与学问的开始。这固然是由于他们夫妇的志同道合，但也未尝不由于那所志所道的能超乎平凡。不然，跳舞场中，赌博台上，饮食衽席之间，一个男的或是一个女的，又岂不能一样的觅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
自此以后，居里夫妇便开始去做他们的科学的梦了。关于这梦的奇伟成绩——镭质的发明及其他——我已说过，不在此处记述了。此处且让我来述一下他们两人的梦中生活。
第一，他们所做的，并不是一个柔软的，玫瑰色的梦，乃是一个与环境奋斗的壮健的梦。他们两人都不是有钱的人，而在结婚的第三年，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孩子，于是这位未来的女发明家，除去烹调及家事之外，又须兼做保姆了。但她绝不以此为苦。他们夫妇间的高超情感，能使她享乐一切的工作，无论是科学的或是厨房的，虽然她也未尝不惋惜她的精力与光阴。当他们结婚的时候，有人送了他们一点金钱，作为礼物。他们便把那钱买了二辆自行车，逢星期日或是假日，便双双的骑着车子到郊外去，作一天或是数天的旅行。他们常常采集了许多野花，回来供在瓶中。居里死后的一晚，夫人有这样的几句记载。“在那书室中，他亲自从乡间折来的野花，是仍旧新鲜的开放着，但人是没有了。”这寥寥数语酸楚的回忆，反衬出了多少他们生活的恬淡与和谐！
第二，在学校的设备上，他们两位也是得不到什么便利的。他们没有自己的试验室。最初居里先生的工作室，是在一个课室外的过道上。后来学校给了他们一间破屋，作为他们试验镭质的场所。那屋遮不住风雨，赶不出暑热，“在寒冷的冬天，一个旧而小的火炉，只烘暖了围近它的那一点面积。”他们没有仪器，除了几件简陋的管子与量杯。这时他们对于镭质的研究，已经不能不分工了。居里先生研究的，是镭的性质，而夫人研究的，却是采取镭质的方法。她终日用极细的头脑，做着极笨重的工作。有时她须用一个和她一样长的大铁棍，不住手的搅动那烧着的流质，至于数小时。有时又须把那试验过的物质，大量大量的往屋外倾倒。他们没有助手，也没有仆人，但他们绝不以为苦。他们不曾嚷着，“设备不周，供给陋劣，我们不能工作”这一类的话。他们一天一天的做去，一步一步的试验，终在一八九八年，获到了那个惊人的发见。
我们看了这两位天才夫妇在这时期的生活，第一个感想是，天才是不受环境支配的。有天才的人，即使在陋屋破桌间，也能作惊人的科学发明；即使在黑暗囚室中，也能有奇伟的文艺创作。虽然优良的环境，比了恶劣的环境，有时更能帮助天才的成功，但环境的恶劣，也决不能作为一个人生失败的借口与推诿。
我们的第二个感想是，天才虽然不受物质环境的支配，但精神上的恬静与慰乐，尤其是夫妇间的契合与协作，却是成就天才的一个重要条件。居里夫妇的简陋的物质环境，与他们的伟大发明，即是一个证明。假使在他们中间，缺少了一个精神上的和谐——从兴趣，人格，及天才的相同而得到和谐——这个霄壤悬殊的环境与发明，是不容易发生关系的。不信，且看居里夫人自述的一段。
我们终日在试验室作工，吃的是学生们所吃的简单饮食。在我们那个破陋的棚子中，照临着一个伟大的安静。有时在等待一个试验的时候，我们两人便来回的走着，谈谈现在，又谈谈将来。有时我们觉得冷了，便在小火妒的旁边，饮一杯热茶，这便能使我们重新振起精神来。我们在这样的遐想中生活着，像做一个完美的梦一样。
我看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那位八百余年前的大诗人，李易安居士的结婚生活。我们且看她的自述。
“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钱半千，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后屏居乡里十年，……每获一书，即共同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鼎彝，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复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见李著金石录后序）
这两位天才女子，生时不同，国籍不同，教育与志趣，也各不相同，而两人在学问上及家庭中的生活，却有这样一个极相似的精神。她们像显示奇迹一样，给我们看到一个完美的人生，看到一个夫妇结合的最高意义。
我们的第三个感想是，一个人若欲成就他的天才，他对于他的事业与学问，必须先有一个虔诚与专一的信心。社会的浮华与虚荣，乃是扰乱这个信心的最强仇敌，故他们是很可厌的。关于这一个意思，居里先生说得最痛快。他说：
最痛苦的是，我们不得不在我们所生活的褊狭社会中，作种种的让步。要是一个人的让步太少了，他必得受到摧残；要是让步太多了，他又成为一个没有骨气之人，他将看不起他自己。我现在已不能如十年前的坚定了。在那时候，我以为……一个人是不应该对于他的环境让一步的。我甚至相信，一个人不妨发展他的过失，犹之发展他的美德一样。（见夫人著《居里传》）
在一般人的眼光看来，这岂不是一个怪物的口吻？但这个意见却是与居里夫人的意见完全一致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科学是最神圣的，是最值得尊敬虔拜的。他们的爱情，也是因为能建筑在这个圣坛之上，方才有了价值。假使他们但知道趋承社会的意向，或是应付社会的肤浅要求，他们还能有伟大的成功吗？后来他们的发明为一般人士接受之后，他们的名誉更一天高似一天，而他们的痛苦也就随着来了。居里夫人对于这个情形，有这样的几句记载。
因为我们的发见，可厌的声名便起来了，它扰乱了我们在试验室的安静工作。后来我们同B cquerel三人，分得到了诺贝尔奖金之后，我们的工作便更为人所注目了。有时竟至绝对没有早安。访问的，要求写文章与讲演的，每天都来打断（我们的工作）。（见夫人自述）
但除去诚意的不愿枉费时间与精神于无谓的酬酢之外，这两位夫妇却并不是什么怪物。他们敬爱道义的朋友，喜欢恬淡简朴的生活，爱乐天然的景物。对于社会与国家的事业，他们也能尽力相助，绝不漠视。故他们对于镭质的采取与施用的方法，完全公开，逐使镭质的制造与治疗，成为一件对于社会的重大贡献。而在欧战初起之时，巴黎的危亡迫于旦夕，夫人却又只身来往巴黎，把镭质迁移到安全之地。又亲到前线去，为伤兵施用镭质的治疗，为医生看护讲解施用那治疗的方法与手续。但这都是后话了。
在一九○六年，居里先生的名望正如日到中天的时候，一夕在朋友处走回家的途中，他突然的为一个汽车压死了。这晴天的霹雳打在夫人的身上，最初是但见全世界都变为黑暗。但慢慢的，她记起她的两个女儿，和他们夫妇两人同做的梦了。她又记起了他丈夫常常对她说的话，“即使他死了，我还当继续的做我的工作。”这一句话给了她一个再与生命奋斗的勇气。后来巴黎的科学院，又决议使她补充了她丈夫在巴黎大学的教授席。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因为那里是从来不曾有过女教授的。在一九一一年，夫人又独自受到了一个诺贝尔的化学奖金。一九一二年，巴黎大学又创立了一个镭质研究所，请夫人做了那里的主任。
在这样繁忙，这样艰巨的工作中，夫人却不曾忘了她的两个女儿的教育，和她对于她们的责任。那时居里的母亲是早已去世了，故他的老父久已搬来和他们同住，并且帮助他们抚育这两个女孩子。居里死后，夫人的研究及教授的工作，便更加繁重起来，她的女孩子的教养责任，也就更加移到了那位老翁的肩上。夫人对于儿童教育的见解，是很不平凡的。她主张儿童不必多读书，但却应该注重科学的观察，与文艺的嗜好，尤应该锻炼身体，与天然接近。她因老翁喜爱乡居，故他们不久便全家迁到巴黎的郊外去住。不幸老翁又在一九一○年死了，于是夫人便与同志们组织了一个试验学校，大家亲自参加教授的工作，使儿童们能在文艺与科学两方面，得到平衡的发展。经过了二年的这样的训育，她的两个女孩子便居然很年轻的进入了大学。她的大女儿对于科学尤有兴趣，故她不但得到了一个好助手，还得到了一个青年的同志与伴侣。
一九一四年，欧战突然开始。德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侵入中立的比利时，不到几个星期，巴黎便可以闻到敌人的炮声。于是夫人奉了政府的命令，把她试验室中的镭质，亲自携带到法国的临时都会Bordeaux去。但她并不愿离开她的职守，她把镭质放到安全地点之后，仍即日回到了危在旦夕的巴黎城。此后三年之中，她的生活便大半消磨在伤兵的医院中，如我上面所说的了。
现在夫人是已经六十五岁了，却仍在做着那镭质研究所的主任，不断的为一班青年科学家做着领路的工作。她受到了全世界的敬仰，为地球上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伟大女科学家。但她却仍是那样的简朴，那样的谦和，那样的恬淡韬晦。我们因此明白，她的成就已是超出了她丈夫的期望，她所做的梦，也已不是科学所专有的荣光。因为她所给我们的，不但是一个科学上的伟大贡献，并且是一个更为伟大的人格，一个完美高尚的人生模型。
一九三三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