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

中华文明的开始夏代历史与夏文化的探索商代考古的成就夏、商、周的国家体制春秋战国社会的发展与转型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华夏文明的基本特征与历史地位

如果说龙山时代或五帝时代还只是初露文明的曙光，只能算是中华文明的前奏，那么夏代就应该是中华文明的开始，商周便是中华文明第一次走向繁荣的时期。先秦文献中常常以三代指称夏、商、周，把夏看成是和商周一样的王朝，只是时间有先后，发展水平当然也会有高低。可是夏代没有文献流传下来，所谓《夏书》至多不过是后人的追记。这样所谓夏代实际上也只是一个传说的时代。自从王国维于1916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二文，看到卜辞中的殷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所记基本相同，证明《殷本纪》所记是可靠的。而殷的先公适当夏王朝之世。既然司马迁对殷先公的世次还很清楚，那么他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夏王朝的世次和有关事迹也不会是没有根据的。至于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基本上是从1959年以来才逐步展开的，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般认为，分布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的二里头文化，无论从相对年代、分布地域、发展水平还是某些文化特征来看，都应该是夏文化。在这方面邹衡和郑杰祥有比较详细的研究，但是也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问题还不能认为已经最终解决。

比起夏王朝来，商代的历史就明确得多了。除了有为数不多但十分珍贵的文献史料外，还有超过15万片甲骨卜辞及数量巨大的田野考古资料。这些资料不但使整个商代的历史成为信史，而且对商代文明发展的高度及其丰富内容都可以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周代特别是东周的历史文献已经比较丰富了，举凡政治、军事、哲学、思想、礼制、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莫不有开创性的著作。周代考古也有许多重要的发现，诸如列国都城勘察和诸侯墓地的发掘，大批金文和简帛文书的发现，都极大地充实了周代文明史的内容。

根据历史记载，夏、商和周既不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也不完全是并行发展的不同文化。固然在夏朝时商人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是二者关系密切，地域相邻。据说商汤的重臣伊尹曾经五就于桀，另一位重臣仲虺则是夏车正奚仲的后人。根据文献记载，商灭夏并不是异族的征伐，而是因为夏桀昏庸无道，人民痛苦不堪，而汤行仁政，他灭夏是打着诛无道以拯救百姓的旗号。汤在推翻夏朝以后所建立的商朝，是“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吕氏春秋·分职》），不但全面继承了夏和自己祖先的基业，而且又有很大的发展。周人灭商之前也有自己的国家，但是周文王曾经受商朝封为西伯，成了商朝的地方政权，关系是很密切的。周人的文字就是商人使用的文字，周人的青铜器也是仿效商人的青铜器而发展起来的。至于周人的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等，也应该是在商人的有关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只不过有所损益罢了。总之，夏、商、周三代虽有差别，但是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还是应该视为一个整体，代表中国文明的第一个高峰——上古时期的华夏文明。

这个时期国家的显著特点是分封世袭制，社会上氏族组织长期存在，统治集团则在氏族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为一种严密的宗法制，这在周代表现得特别明显。周初大封建，除了都城附近的王畿之地由王朝的官吏直接统辖外，绝大部分地方都被分封给王室近亲以建立诸侯国。所谓分封，就是把一个地区的土地和人民都授予一位诸侯全权管理，即所谓授民授疆土，代代世袭。诸侯对王室的义务则是要镇守疆土，按时朝觐纳贡，必要时还要率领军队勤王。同样诸侯在自己的封疆内也可以把土地和人民授予亲属和亲信以为卿大夫，卿大夫又可以按照同样的道理封赐家臣。这样层层分封既是一种国体，又是一种政体。由于强调嫡长子继承和大宗小宗的区别，使得这种体制能够把政权和族权乃至神权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能保证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巩固，又能够照顾到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维系广大领域内不同族系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各诸侯国的统治，并使之逐渐华夏化，为往后建立更加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奠定了基础。

分封制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既然周天子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下属，那么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就不能看成只是名义上的或只具有象征意义。在诸侯国内也是一样。《左传·昭公七年》说：“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诸侯以下的情况应该也是一样。除了层层分封，土地还常常作为对下属的赏赐。这样土地事实上成了从天子到以下各级贵族官吏多级所有的公产即所谓公田。先秦文献中常常把公田和私田对举，而且常常和井田制相联系，说明农民是被组织起来的，他们的私田也只可能是按期分配的份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田。这种土地制度还深深地影响到赋税制度和军事制度，农民不仅要服劳役，也还要服兵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整个三代文明就是建立在这些根本制度之上的。

这个时期的物质文明不仅在许多方面是开创性的，而且是光辉灿烂的。例如都城的建设就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可能为夏代都城的二里头遗址面积在6平方公里以上，可能为商代早期亳都的郑州商城有内城和外郭，内城有3平方公里以上，外郭则近20平方公里。新近发现的安阳花园庄商代中期的都城规模甚至更大，而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岗王陵规模之宏大，殉葬人牲之多，也是十分罕见的。到东周时期，随着诸侯国势力的膨胀，他们的都城也得到极大的扩展，甚至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果说以前的外郭城仅是偶见，那么到东周就几乎成为定制。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吴越春秋》），说明都城的居民有所增加，对他们的安全不能不有进一步的考虑。这是都城制度的一个转变。

三代物质文明的集中表现是青铜器。现在知道，中国的青铜时代基本上是与夏商周三代相始终的。江西瑞昌的铜岭、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安徽的铜陵和南陵等地都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大型铜矿遗址，井巷系统和采矿设备都已十分完备。一些都城级的遗址如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早商的郑州商城、晚商的安阳殷墟、西周的洛阳北窑和东周晋国的新田（在山西侯马）等处都发现了巨大的铸铜作坊遗址。制造的青铜器主要有鼎、簋、觚、爵、鬲、尊、盘等包括炊器、食器、酒器、盛储器等通常作为礼器的容器，钟、铙、铃等乐器，钺、戈、矛、剑等兵器，轭、辖、衔、銮等车马器，斧、锛、凿、锯等手工工具，锸、等农具，镜、 带钩等生活用具，以及货币和各种装饰品等，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尤以种类繁多，造型优美，纹饰独特的礼乐器，堪为中国青铜文化的一大特色。

近年来的研究证明，在夏商周青铜文明的周围还有一系列青铜文化。例如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中有大量神人和假面具的造型，还有高大的神树，表现丰富的神话故事；江西大洋洲的青铜器中也有反映神话的内容，同时还有大量的农具；湖南宁乡发现的特大型铙也是别的地方所不见的。它们固然都受到夏商周青铜文明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夏商周青铜文明。至于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内以游牧民族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为主体所创造的青铜文化，其青铜器多武器、用具和装饰品，体量轻巧易于携带，其装饰多用圆雕或半圆雕的鹿、羊、马、骆驼等动物形象。因此中国青铜文明是以夏商周为主体，同时结合不同系统的大青铜文明。只有全面地了解这些青铜文明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夏商周青铜文明的成就和历史地位。

在青铜文化的推动下，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手工业品这时也纷纷涌现。例如原始青瓷器、玉器、丝绸和漆器等。原始青瓷器在商代早期就多有发现，到西周更加普遍。中国瓷器的大发展虽然在唐宋以后，其始原则应追溯到商周时期。丝绸虽然是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肇其端倪，大发展却是在商周时期。至迟在商代就有提花的文绮，还有刺绣，到东周各种织法的丝绸都已面世，花纹活泼流畅。从此丝绸在我国历久不衰，成为中国服饰的一大特色。

三代的精神文明集中表现在一大批古文献资料上，这与作为其载体的古文字（指作为中国主体文字的汉字的早期形式）的形成和广泛应用是分不开的。前面谈到汉语的特点是词根语，单音节词发达，即使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也多是由单音节词组合演变而成的。汉语的这种特点，使得汉字长期保持一字一词，一字一音，而同音字用不同的造形来表达不同的意义，成为以形声字为主体并且将形音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字体系。与拼音文字特别强调发音准确不同，汉字可以用不同的方言朗读。在一个方言众多且发音差别极大的社会里，汉字可以毫无阻碍地起到沟通思想和传递信息的作用，甚至不同族系的人都可以比较容易地认识以至借用为自己的书面语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长期传承而不中断，并且有很强的亲和力，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汉字的推广无疑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代在天文、历法、算学、医药、哲学、史学、文学、音乐等许多方面都有开创性的成就，成为后来有关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

历法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由于农业的发展使得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历法。传说最早有所谓黄帝历和颛顼历，后来又有夏历、殷历和周历。孔子提倡行夏之时，可能那时是夏历和周历并用。直到现在民间还是喜欢用夏历，它是一种改进了的阴阳合历。传说为夏历的《夏小正》成书虽晚，也可能反映夏历的基本精神。至于殷历则由于甲骨文的研究而有较多的了解。殷历也是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用干支记日，一年分春秋两季并划分为十二个月，多余的天数设闰月来调整。由于历法还不十分精密，需要根据星象来进行调整，因此观象授时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

三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而臻于鼎盛。这个时期各诸侯国都在酝酿深刻的改革：废井田开阡陌，履亩计税，设郡县，改革世袭官制，加强君主集权等等。社会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乡校的设立和士人的兴起，打破了文化教育完全由官方垄断的旧传统，开始出现私人讲学，学术思想也空前活跃起来。首先创办私学的是孔子，他提倡有教无类和诲人不倦，并且很重视因材施教。他的门徒号称有三千人，其中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孔子虽然相信天命，但着力研究的是人世间的问题而不大愿意谈鬼神。他提倡周礼，主张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当政者要节用而爱人，反对苛政暴政。孔子思想的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是仁，仁者爱人，做人要有仁爱之心，把人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孔子自称是述而不作，但在整理和传播古代文献典籍方面还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据说经他删订过的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籍，后来被视为儒家经典而流传至今，成为研究商周时期历史文化的最重要的典籍。孔子和以他为首的儒家学派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受到推崇而发挥极大的作用，他本人则被尊崇为至圣先师，成为上古时期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比孔子稍后的墨子和他创立的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期和儒家一样被视为显学。墨子主张兼爱，爱无差等。延伸到国家关系上就反对相互攻伐即非攻。他的尚贤比儒家的选贤举能更为彻底：“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要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均见《墨子·尚贤》上），反对贵族的世官世禄。他的节葬和非乐等主张也是和儒家思想相对立的。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连绵不断，各国国君和贵族为了寻求富国强兵乃至统一天下的方略而争相礼贤下士，养士之风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士人的队伍空前扩大，他们著书立说，各成一家。除儒、墨外，还有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及兵家、名辩家和阴阳家等。即使在同一家内也分成不同的派，所谓“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儒家中最有名的孟子和荀子就属于不同的派。可谓学派林立，群星灿烂，大师辈出。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不分国界地到处游说讲学，而当权者也多不主一家，允许各家之间相互批判和论争，从而形成了我国学术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的盛况。各家的著述容或有短长，但都有理有据，自成体系，处处闪烁着华夏文明的光辉，不但是整个中华文明的重要财富，也是对世界文明史的伟大贡献。

三代在精神文明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前面谈到的以外，在史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也都有开创性的成绩。

先秦古籍中多次引用《夏书》，其中有不少内容是今文《尚书》中没有的。《尚书·多士》中谈到“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大概夏、商时期都已经有了官方的典册文书。到了西周，除了《尚书》中的周书以外，《诗》中的雅、颂有不少可以看作是商、周及其祖先的史诗。到西周晚期，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先后设史官修编年体的国史，有的卿大夫也编家史，可惜这些书都没有流传下来。到春秋末年，孔子主要依据鲁国的国史新编了一部《春秋》，除非常简练地叙述史实外，还包含有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所谓笔则笔、削则削，寓褒贬、别善恶，以至于使乱臣贼子惧。《春秋》之后出现了一系列历史著作，其中有号称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梁传》和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还有《世本》和后来发现的《竹书纪年》等。这些大部分是私人著作，体裁不一，有编年体、传记体、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等，其中以《左传》所记史事最为详实。《竹书纪年》自夏殷周写至魏哀王，《世本》自黄帝写至战国末年，已带有通史性质。由于这时期历史撰述不拘体裁和形式在多方面的实践，为后来史学的大发展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商周是文学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主要的文体是散文和诗歌。春秋以前，《尚书》的一些篇章和某些铜器铭文可以视为最初的散文，文风古朴简练。到春秋战国时文风为之一转，特别是《左传》和诸子的一些著作，语言渐趋通俗化，记事条理清晰，形象生动，常常引用神话寓言和历史典故，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诸子中的庄子更是具有极高的文学天才和驱使语言的能力，他思想豁达，感情奔放，气质浪漫，文章如行云流水，不可遏止，成为后世散文的范本。这时期诗歌的成就集中表现在《诗经》和《楚辞》上。《诗经》是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类。既有王室庙堂的乐诗，又有各诸侯国的许多民歌。当时有一种采风制度，采集反映民间生活和风俗的诗歌再经过文人加工便成了《诗经》中的国风。《诗经》多为四言体，能够配乐歌唱，是中国诗歌的开山之作。战国时期，在南方的楚国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楚辞》的骚体诗，其代表作是屈原的《离骚》。这首诗长达337行，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篇幅最长的个人抒情诗。《楚辞》是一种与《诗经》不同的诗体，其中大量引用神话传说，思想丰富，文采华丽，感情奔放，富有浪漫色彩。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个时期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由于考古学的发展，人们对当时的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开始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当时在音乐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周人礼、乐并重。前举《诗经》和《楚辞》很多是可以配乐歌唱的。许多音乐还跟舞蹈结合在一起。孔子是很懂音乐的，他特别喜欢韶乐而不喜欢郑声。他在齐国听韶乐听得入神，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可惜那些音乐没有曲谱留下来，只可以从乐器组成情况约略推知一二。例如湖北随州发现的曾侯乙墓中随葬了用于庙堂的整套乐器，包括编钟、编磬、鼓、琴、瑟、笙、排箫和篪等。编钟、编磬都挂在架上，俨然一个演奏室的样子。编钟上有错金的乐律铭文，其音域极宽，达到五个半八度。中心音域的三个半八度12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可以演奏各种复杂的乐曲，令当今音乐理论家为之惊叹。可是曾侯只是一个小国的国君，就能够达到如此的气派，于此可以想见当时音乐景况之盛与水平之高。

上面的叙述说明，夏商周时期的华夏文明，不论在物质方面、制度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有了开创性的成就和相当的发展，而且是一代比一代前进，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其中最重要的当为多元一体格局的奠立和中华文明基本特质的形成，从而为往后更高水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大地上，大约在一万多年前出现了农业，这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奠定了长远的基础。伴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逐渐变化。到了公元前4000年前后，社会所有层面的变化其积累似乎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此后，原本简单、平均、平等的氏族社会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文明史的正式开始。先夏大约两千多年的时间，显露出中国文明的曙光。这个阶段，大致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在考古学上，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晚段和铜石并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