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劝学”与“学隐”
“劝学”与“学隐”
“学在民间”之自信
书院讲学的魅力
救学弊与扶微业
章太炎平生治学，喜欢把话说绝说尽，故多惊世骇俗之论。世人或喜其新奇，或恶其新奇，可难得深入探究其“奇谈怪论”后面的学术思路及良苦用心。太炎先生最令人不解的怪论之一，就是以民国元勋身份而反对新式教育，认定废科举兴学校不但不能使学术日进，反而必定“使学术日衰”；历数文科学校五大弊病后，断言“非痛革旧制不可治”，否则，“世以是乱，国以是危，而种族亦将以是而灭亡矣”。此论不出于墨守古制的遗老遗少，而出于提倡革命的勇猛之士章太炎，自是不能等闲视之。可惜学界对章氏此说或含糊其辞，不置可否；或以之为名士故作惊人之语，不必深究。我以为，章氏之反对学校（新式教育），具体结论可能因言辞偏激而不合时宜，可其论学思路发人深思。
辛亥革命后，昔年力主废科举兴学校的康有为，也反过来斥责学校教育“以智为学而不以德为学”，使得举国上下“人才衰落，志节衰颓，惟求利禄，何知仁义”；此等“旷邈千里，寂然无士”的局面，反不及科举时“学道之风未辍”，“贤者以道德节行化其乡人，其中才以下，亦复有文采风流之美”至此方才明白“昔者科举之以无用为用也”。同样对学校“师欧媚美”，以及新学之士“道德沦丧”很不以为然，可章太炎的批判远不止于此。首先，章氏谈论学校功过，着眼点不在启蒙教育，而在学术发展，故时贤最为热心的幼学、女学以及平民教育等，都不大在考虑之列。其次，章太炎注重学制与学术思想之间的联系，在谈论学校的得失时，是把它与西学联系在一起的，反过来，书院讲塾则是与国学密不可分。最后，章氏之抨击新学堂，关键还不在新学堂作为一种教育形式的优劣，而在政府倡办新学堂这一决策的得失。也就是说，章太炎表面上讲的是旧学与新学，而思考的中心其实是官学与私学的关系。因此，这一思考的意义主要不在教育史上，而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章氏对新式教育体制的怀疑，其实是在思考中国学术传统如何面对（适应）现代社会以及以西学为背景的西方教育制度这么一个重大问题。章氏没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其提出的若干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无数中国学人，并未因时过境迁而自行消解。
晚清国运衰微，上自封疆大吏，下至文人学士，纷纷谋求救亡图存之道，科举与学校之争一时成了热门话题。“果无外惧，百世不易可也”，可到了“岌岌如不终日”的时节，守旧如王先谦者，也都主张以策论代制艺，“充之子史，以博其趣；推之时务，以观其通”。问题是策论虽优于制艺，可是否真是最好的“求才之道”，这一点连主张策论取士者也心中无数：“吾亦非谓策论即兴起人才之本也，思先避制艺之害而已。”传统学制内部改革的路子走不通，只好向西方寻求真理。于是，废科举兴学校的呼声越来越高。从1892年郑观应的“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到1894年谭嗣同的“故夫变科举，诚为旋乾斡坤转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再到1898年张之洞之“西国之强，强以学校……我宜择善而从也”，各家身份地位及政治倾向大有区别，论学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可都承认中国不再是天朝上国，而是随时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不能再死守祖宗家法，唯有“师夷长技以制夷”，才有复兴的希望。
从只承认西方“船坚炮利”，到意识到“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因而倾向于从变科举兴学校入手搞改革，无疑是一大进步。梁启超对这一思潮，有一精彩而简洁的概括：
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目的是“强中国”，关键则在于“养人才”，至于“兴学校”与“变科举”何者为“第一义”，倒也不必强分轩轾，说到底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你固然可以说科举不废，学校难兴，也可以反过来说学校不兴，科举难废——晚清维新志士大致从这两个不同角度论述改革学制的意义。这其中康有为关于“治病”的比喻最为精彩：废科举是“吐下而去其宿疴”，兴学校乃“补养以培其中气”。
戊戌变法前后，章太炎以“以革政挽革命”为“今之亟务”，论政时与康梁大致相同，也以废科举开学校为“昌吾学”、“强吾类”的良策。《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中针对中国“人终以科举为清望，而以他途为卑污庳下，则仍驱高材捷足以从学究矣”这一现状，主张立学会开民智；《变法箴言》则认定“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议院未设，不可以立民主”，显然以兴学校为变法之本；《鬻庙》中干脆主张斥卖“淫祀寺观”以“增置学堂”，当务之急是开民智以救亡图存，故“鬼责无所惧，人言无所恤”。以上三文基本上是呼应康梁的主张，还谈不上独立的政治见解。章氏颇有自知之明，政治上与康梁分道扬镳之后，论及科举与学校之争时也都改弦易辙。《论学会》及《变法箴言》二文固然不曾收入文集，《鬻庙》虽入《訄书》初刊本，但作者重订《訄书》时，也被断然删去。
不过，章太炎不喜欢新学堂，并非意气用事，故意与康梁划清界限。即便在附和康梁攻科举倡新学时，关于学会的功能与作用，章太炎与康梁的看法实际上颇有距离。“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对学会“闻见易通”这一基本功能，双方没有什么争议；只是在政府与学会的关系上，双方意见很不一致，实际上已隐伏着日后分手的危机。康有为提倡学会，是借民间之力辅助政府办学：
盖政府之精神有限，不能事事研精，民会则专门讲求，故能事事新辟。
着眼于替政府“补天”，康有为当然希望政府能对学会给予支持，尤其羡慕泰西之立学会，“自后妃太子亲王大臣咸预焉”。在康有为心目中，学会只是政府办学的第二途径，是一种专业性的学术团体（如农学会、矿学会、商学会），“有一学即有一会”，便于师友讲求疑义，切磋学问，可以作为学校的补充。也就是梁启超说的，办学应该：
学校振之于上，学会成之于下。
而章太炎之倡学会，首先针对的则是政府的愚民政策：
呜呼！昔之愚民者，钳语烧书，坑杀学士，欲学法令，以吏为师，虽愚其黔首，犹欲智其博士；今且尽博士而愚之，使九能之士，怀宝而不获用，几何其不为秦人笑也？
正是基于对政府办学诚意及能力的怀疑，章太炎才力主民间“搜徒索偶，以立学会”。不是政府“精神有限”，故办学不力；而是办学的责任与权利本就在民间，不待政府的提倡与奖励。
政府不能任，而士民任之。
这才是章太炎立学会的本意所在。此等“豪俊成学之任”，推其本意，乃民间“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者”，符合“古之明训”。以民间的“学会”（书院、讲习会）与官府的“学校”抗争，章氏此后论学、办学的基本路向，在此已露端倪。
章太炎第一篇公开批评新式学堂的文章《与王鹤鸣书》写于1906年，这并非偶然。科举与学校之争，在晚清绝不只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章太炎即便对学校不以为然，也不会在科举未废之时为其辩护——其时攻击学校很容易为顽固的守旧派所利用。百日维新虽然以流血告终，可康梁等人主张的新政实际上仍在悄悄实行，变科举开学堂更是大势所趋。1901年张之洞等奏请递减取士名额，以学堂生员补充；1903年张百熙等奏请每年递减三分之一的科举取士名额，以便“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到1905年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清政府诏准自丙午（1906）科起停办科举，至此，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被完全废止，这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政治史上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此前历代虽不乏对科举制度的尖锐批判，可没有能够取而代之的教育体制；如今以西式学校来取代科举取士，无论在野在朝，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就在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后不到四个月，严复撰文历数从设京师同文馆以补旧学之不足到“一切皆由学堂”的经过，然后断言：
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
其实，当时文人学士对废科举开学校的“结果何如”多有议论，维新派、革命派大致上都持肯定态度，只是可惜此等好事乃由政敌来完成。章太炎的思路却颇为奇特，昔年之攻击科举，如今一转而为挑剔学校的诸多弊病。因为在他看来：
虽然，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
兴废除弊，固是大好事，可浅学之士“以相诳耀，则弊复由是生”，此尚在其次；救偏除弊，不免矫枉过正，难得平心体会弊中之利、偏中之正，也难得警惕由此产生的新偏新弊，这才是最要命的。科举未废，倡学校可以救偏除弊；科举已废，则必须正视此救偏之“偏”、除弊之“弊”。章氏有时为抨击学校之弊，颇有以为其不及科举者，不过此乃激愤之语，当不得真。章学诚认定“风尚所趋，必有其弊”（《文史通义·说林》）；其后学章太炎也不例外，断言“大抵成气类则伪，独行则贞”。循此思路，褒贬是非时不免严于气类已成风尚所趋者，而宽于日趋衰落者；因为“衰则少伪”，起码在人格上，固执己见胜于趋炎附势。
针对“学校虽劣，犹愈于科举”的时论，1906年，章太炎作《与王鹤鸣书》，表达他对学校“使学术日衰，乃不逮科举时也”的忧虑：
科举废，学校兴，学术当日进，此时俗所数称道者。远观商、周，外观欧、美，则是直不喻今世中国之情耳。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凡朝廷所闿置，足以干禄，学之则皮傅而止……今学校为朝廷所设，利禄之途，使人苟偷，何学术之可望？
这里批评的实际上不是学校作为一种教育体制的优劣，而是其由于得到朝廷的提倡而可能成为新的利禄之途。
科举制度最为人诟病的是使举子“求富贵而废学业”，“乃至嗜利无耻，荡成风俗，而国家缓急，无以为用”。时贤认定救弊之法在开办学堂，教授对国家有用的新学。可学子必须衣食有着，方才谈得上研精穷本，这也是人之常情。于是，劝学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由朝廷出面赐以利禄。既然中国人“最重科第”，“诸生有视科第得失为性命者”，康有为建议朝廷因势利导，用奖励出身的办法来提倡译书与游学，比如“凡诸生译日本书过十万字以上者，试其学论通者给举人。举人给进士，进士给翰林，庶官皆晋一秩”。梁启超的办法更直接，所列兴学校养人才的“上策”，实为学校毕业与科举出身同等待遇：
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
这一主张符合大多数举子心理，而且短期内确实能见成效，故被清廷接受。1898年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建立京师大学堂，而由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即规定，“大学卒业，领有文凭作为进士，引见授官”；因为据说“前者所设学堂，所以不能成就人才之故”，“由国家科第仕进不出此途，学成无所用”。百日维新失败，可康梁办学思路仍被沿袭，1903年公布的《学务纲要》规定“毕业升等奖给出身”：试官依据学生考试成绩和平日品行，“分别奏请赐予各项出身，分别录用”；1905年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也不忘添上一句：“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这一制度的实行，对中国教育体制顺利地从科举向学校过渡起了很大作用。正如梁启超所预想的，由于进学校也能得到出身，故“天下之士，靡然成风”；至于是否真的“八年之后，人才盈廷”，那可就难说了。以奖励出身劝学，固然使学校的兴办省却许多阻力；可这么一来，学校和科举又有什么区别，不都是“利禄之途”吗？
前人批评科举取士表面上是“以利禄劝儒术”，实际上则是“以儒术殉利禄”（章学诚《文史通义·原学下》）。今人“以利禄劝新学”，又何曾能逃脱“以新学殉利禄”的命运？章太炎对清廷之如此兴学大不以为然，认定以“宫室舆马衣食之美”来“导诱学子”，只能使学子失却求学真意，但求报偿，“趣于营利转甚”。张之洞因斥巨资倡新学而享大名于晚清，章氏对此豪举殊无好感，就因为：
以其豪举施于学子，必优其居处，厚其资用，其志固以劝人入学，不知适足以为病也……以是为学，虽学术有造，欲其归处田野，则不能一日安已。自是惰游之士遍于都邑，唯禄利是务，恶衣恶食是耻，微特遣大投艰有所不可，即其稠处恒人之间，与齐民已截然成阶级矣。
发展下去就是“遗其尊亲，弃其伉俪”，故“人纪之薄，实以学校居养移其气体使然”。谴责都市生活、学校教育的毒害，使得原本淳朴的“乡邑子弟”，一旦“负笈城市”，即变得慕富贵患贫贱，此说与70年代借以将读书人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颇为相近。不过，章氏的着眼点在于强调学子“淡泊明志”的自我修养，而不是主张朝廷可以让学子饿肚皮；学术发展的希望，在民间的自我努力，而不在官府的提倡奖励。
作为政治家，康梁热衷于走上层路线，希望从上至下推行其改良方案，故一切系于朝廷的“诏令”。而终其一生，章太炎基本上是个在野的思想家，对官场始终没有好感，对朝廷兴学的诚意及效果抱怀疑态度，对“暴政”与“利禄”对学术的双重摧残有深刻的体会，故对康梁将振兴学术的希望完全系于朝廷的自新很不以为然。章太炎曾评述有清三百年学术，主要尺度是入仕与否，对谋得一官半职的学者颇多微辞。而朱鹤龄等“学虽浅末，然未尝北面事胡人”；江声“亦举孝廉方正，皆未试也”；陈奂等“以布衣韦带，尽其年寿”，此等“嘉遁之风”大为章氏所赏识。只可惜由于清廷改变策略，“以殿试甲第诱致其能文章者，先后赐及第无算”，士子逐渐醉心利禄，“嘉遁之风始息”。对清代此类专心学术无心仕进的朴学家，章氏称之为“学隐”，并给予很高评价。魏源为李兆洛作传时曾讥讽乾嘉诸先儒“争治汉学，锢天下智惠为无用”，太炎于是针锋相对：
吾特未知魏源所谓用者，为何主用也？处无望之世，衒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反是，欲与寇竞，即网罗周密，虞候迦互，执羽龠除暴，终不可得。进退跋疐，能事无所写，非施之训诂，且安施邪？
将“学隐”作为“进退跋疐”中别无选择的选择，这话讲得相当沉痛，非切身体验，难得有此平情之论。如此“低调”，高人不愿言，烈士不屑言，伪君子更不敢言，可历史中人就这么点选择的自主性。
强调“处无望之世”，即便像戴震那样“揣其必能从政”者，也都宁愿选择“学隐”，这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章氏之推崇“学隐”，只是为了反清。章太炎论学确实有明显的反清和反官府的倾向，他之赞赏江藩所著《国朝宋学渊源记》“适可以嗣《春秋》，方太史也”，除了作者本人“没世未尝试府县廷，韦带布衣，以终黄馘”外，更因此书“所录止于穷阎苦行，排摈南方诸浮华士。而仕满洲一命以上，才有政治声闻，即弃不载”。章氏以为，读书论世，“当心知其意”，着力探讨作者留在纸背的“微言难了者”，江藩之“不录高位者一人”，真正用心是鄙视“媚于胡族得登□仕者”。可江藩的自述并非如此，有鉴于学有所成的达官贵人已“具载史宬，无烦记录，且恐草茅下士见闻失实，贻讥当世也”，故专门选录“或处下位，或伏田间，恐历年久远，姓氏就湮”者，本无章氏所表彰的种族意识，最多是偏爱在野之学。章氏其实也明白这一点，讲完满汉之争，归结点还是官民之别：
故知学术文史，在草野则理，在官府则衰。
强调“学在民间”，突出民间社会在学术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章太炎的一贯主张。至于赞赏江藩之表彰“穷阎苦行”，与斥责阮元之“录诸显贵人”，则是有感于世人的官本位思想。学者学术成就的高低，与其官职大小本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可居高位者容易沽名邀誉，一时间也能够转移风气，史家常被此类表面现象迷惑。
官府有钱有势，占尽天时地利，何以提倡学术反不如民间？就因为以权势利禄为诱饵，易以召诳世盗名之徒，难得赴艰苦卓绝之任。“学隐”之所以值得尊敬，并非因其政治倾向，而是因其不以“荣华”、“酒肉”为意，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而政治上的节守与学术上的节守两者是相通的，耐不得寂寞者在官为学均无大成。“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这并非只是“士以气节为先”之类的道德说教，学术研究讲究“明征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偷惰”，非淡泊之士，何以深入堂奥？
在此意义上，康梁靠奖励出身来提倡学术的设想，颇有饮鸩止渴的味道。这一点，严复、王国维、蔡元培都有所反省。严复同意“学成必予以名位，不如是不足以劝”的说法，不过反对授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理由是：“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严复还只是从政学殊途的角度来反对以官爵奖励学者，王国维则断然否定“今日上之日言奖励学术”。因为“今之人士之大半殆舍官以外无他好焉”，朝廷的决策只能助长“以学问为羔雁”的倾向，故“以官奖励学问，是剿灭学问也”。王国维还只是发表发表意见，蔡元培则有能力将其教育主张付诸实施：1912年1月，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废止奖励出身；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又屡次在演说中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不该有“养成资格”或“做官发财”的念头。
相对于严、王、蔡诸位，章氏对清廷以官爵奖励学问的做法更为深恶痛绝，攻击也更加不遗余力。就因为章太炎评人论世，本就喜从道德操守落笔，实在不能容忍此种明目张胆提倡“为利禄而学术”。1906年出狱赴日，章氏首先提倡的便是“百折不回，孤行己意”的“神经病”性格，以及“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的革命方略。因为在他看来，革命之成功与否，系于革命党人之道德水准。“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增进国民道德虽则标举知耻、重厚、耿介、必信四者，其中心其实只是“忘情于名利”。只有忘情于名利，才能谈得上“悍然独往，以为生民请命”。搞政治是如此，做学问也不例外，都以忘情于名利为第一要素。“且道德之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评论历代学术，章氏于是多注重其道德操守。
所谓“若夫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则可以无大过”，此虽是老话，可章氏真的以是否知耻来评论历代学术，倒也时有新意。比如《诸子学略说》中批评儒家积极入世，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五朝学》中赞叹“五朝士大夫，孝友醇素，隐不以求公车征聘，仕不以名势相援为朋党，贤于季汉，过唐、宋、明益无訾”，立说不见得精确，可有发人深思之处。更重要的是，将利禄与操守作为对立的两极，要求真正的学者远离权势利禄，站在代表利禄之源的官府之外来从事学术研究。这当然是有感而发，不能不牵涉到其特殊的学术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