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走向专门家之路

从“进士”到“留学生”——晚清读书人身份及地位的急剧转变，容易引起认同危机。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科举制度的取消，无疑是头等大事。因其既是教育与学术的转型，也涉及文人学者的安身立命。由“不出如苍生何”的“王者师”，一变而为学有所长的专门家，对于许多读书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实。撇开个人的功名利禄，也不谈“致君尧舜上”的伟大抱负，单是由推崇“通人”转为注重“专家”，也可见学术风气之转移。原有的学派家法之争，比起如此生死攸关的大转折来，全都相形见绌。现代中国学者的“走向专门家”，有几道重要的关卡，值得认真评说：首先是学术与政治，其次是学科与方法，再次是授业与传道，最后是为学与为人。

“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清代学术概论》所描述的困境，并不限于康、梁一派。晚清学界之争论，有政治路线（保皇/革命），有门户家法（今文/古文），有文化理想（中学/西学），更有将三者混为一谈的“求是与致用”——后者因其抽象与含混，跨越不同的时空，成为20世纪中国学界的共同话题。

古代中国的读书人，既是官吏，也是学者，讲求的是政与学的统一。这种知识传统，晚清以降，受到严峻的挑战。1898年7月，严复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批评古来“读书做官”、“野无遗贤”的理想，强调政与学的分离：

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

比起康、章之争论“以经术作政论”的得失，严复将学问政治的分而治之，作为文明开化的标志，似乎技高一筹。针对传统经学缺乏独立品格，沦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弊病，新学之士多喜欢强调“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用贺麟的话来说，便是“学术有了独立自由的自觉”，既可“反对当时污浊的政治”，也“培养国家文化上一点命脉”。

基于此“学为政本”的理念，于是有了“二十年不谈政治”，专注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自我表白；也有了借提倡学术独立，“多少保留了一片干净土”，并进而影响未来中国走向的良好愿望。辛亥革命后，熊十力、黄侃、陈垣等人之退出政界，转而专心治学，既基于其性格与才情，也与其对政坛及时世的判断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蔡元培“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理想更是深入人心，千古传诵的“学而优则仕”的神话，终于被真正打破。

蔡氏本人对其改革大学教育，进而铲除“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颇为自得。倘若此说只是针对满脑子升官发财迷梦的坏学生，评价不会有分歧；一旦涉及政学不分的旧传统，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看看章太炎在“求是与致用”之间的抉择、胡适之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徘徊，起码不会觉得这话题很轻松。所谓“为学问而学问”，在20世纪的中国，虽屡被作为旗帜挥舞，却不是一个普遍受欢迎的口号。除了学理上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如此抉择，与知识者凭个人良知干预时政的愿望背道而驰。

谈论此类话题，必须充分尊重个人志趣，方不至于陷入非此即彼、入主出奴的境地。另外一点同样不能忽视：不同学科的专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亲疏有别，很难一概而论。比如，语言学家赵元任、佛教史家汤用彤与经济学家马寅初、政治学家张君劢，其议政、干政的愿望与能力，本就有很大的差异。不管是否以“通儒”自许，大学者一般都不会将视野封闭在讲台或书斋，也不可能没有独立的政治见解，差别在于发为文章抑或压在纸背。

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很可能各有其合理性。在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中，学科的建设固然值得夸耀，对于学科边界的超越，同样值得欣赏。与“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传统迥异，现代学术讲求分工合作，分途发展。现代学者之专治一科，与清代儒生之专治一经，其含义大不相同，前者所代表的，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拓广，更是知识类型的变化。借助于大学、中学课程的设置，“新学知识”之必须分门别类，这一观念得到了迅速推广。晚清以降的读书人，即使从未踏出国门，其知识结构，也与前人大不相同，最主要的，便体现在此知识谱系的建构。

中西学的并立、文史哲的分家，已经让世纪初的中国人眼花缭乱；这还不算刚刚输入但前途无量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新学科”。面对如此纷纭的局面，有两种趋势值得关注：一是新学科的建立与拓展，如胡适、鲁迅在北大的讲课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小说史略》的开山劈路；一是凭借丰富的学识与敏锐的直觉，挑剔并敲打那似乎牢不可破的学科边界，比如，章太炎便对以“哲学”涵盖先秦诸子不太以为然。对比章太炎、胡适之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描述，不难明白学科的界定，其实与治学方法互相勾连。

谈论治学方法，胡适无疑是最佳例证，因其各种著述，据说均可作方法论文章读。晚年口述自传，适之先生称“‘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简便而又万能的“科学方法”的提倡，从一开始便受到不少专家的质疑；即便如此，“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十字箴言，依然成了流传最广、影响极深的“方法论”。胡氏口诀之广泛流传，表征着近百年中国持久不衰的“方法热”。这一点，远比口诀本身的利弊得失更值得关注。熊十力对此曾有过相当精辟的论述：

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要紧。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但提倡之效，似仅及于考核之业，而在哲学方面，其真知慎思明辨者，曾得几何。思想界转日趋浮浅碎乱，无可导入正知正见之途，无可语于穷大极深之业。

在熊氏看来，哲学乃智慧之学、精神之学，力图解决的是人生之根本问题，故需要拓展心胸，穷究真理。至于考核之业，“只是哲学家之余事”。现代中国的教育体制，使得“学者各习一部门知识”，缺乏通识与悟性，且“无大道可为依归”。于是，一切典籍，皆被“当做考古资料而玩弄之”。熊氏的抗议，直接针对的，正是将“哲学”等同于“哲学史”的适之先生。

批评时贤之于文字训诂中求哲理，表面上接近康有为当初的反叛；可添上一句哲学不是天文学，一转而为对于现代学科建设的反省。在章氏看来，不同学科应有不同的路径与方法，比如，“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将一切学问的评价标准，归结为“拿证据来”，此等融合“科学精神”与“清儒家法”的迷思，颇有以实证史学一统天下的野心。章、熊所争，似乎是胡氏方法的适应范围，实则涉及对文化传统的尊重、对研究对象的体贴以及区分内面与外面（主观与客观）两种不同的言说。从外面描述，与从内面体会，路径不同，得出的结论必然迥异。本来，二者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可由于“科学”在本世纪中国学界的崇高地位，无法实证的“主观之学”明显受到了压抑。

随着现代学科的建立，原有的“师门”与“家法”，作用不太明显。倒是学科之间的隔阂以及由此而萌发的“傲慢与偏见”，构成了学术发展的巨大障碍。围绕学者胡适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一系列论争，凸显了中与西、内与外、史与哲、文与理等不同学术路数的分歧，撇开其中无法完全避免的个人意气之争，不难窥见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各种可能性。

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而言，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废除科举，只是切断了读书仕宦之路：推广新学，方才是转变学术范式的关键。有感于“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清廷只好于1905年“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此前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1903），使得新教育在制度上真正确立；此后的《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1912），规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以设立大学”或“专门学校”，又使得高等教育有可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官办的高等教育固然迅速成熟；大量私立或教会大学的出现，也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完全走出了“国子监”。

本世纪的中国大学，虽有官办、私立之分，但从教育体制讲，全都是“西式学堂”。对比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与1913年的《教育部公布大学章程》，“纲领”有别，学科划分与课程设置，却是大同小异。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大学，由于师资力量及社会风气的影响，所传授的知识以及传授知识的方法途径，会有很大差别，但已非昔日的书院课业所能比拟。要说“西化”，最为彻底的，也最为成功的，当推大学教育。学科设置、课程讲授、论文写作、学位评定等，一环扣一环，已使天下英雄不知不觉中转换了门庭。对于所谓的西方学术霸权，你可以抗议，也可以挑战，可只要进入此“神圣”的大学殿堂，你就很难完全摆脱其控制。

正是有感于此，力主“救学弊”的章太炎、马一浮等，坚持传统的书院讲学，目的是“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以深造自得为归”。不管是章氏国学讲演会，还是复性书院、勉仁书院，就办学的成效而言，谈不上成功；其意义在于昭示中国高等教育的另一种可能性。这一点，不妨引用熊十力50年代的两篇重要文章。在《与友人论六经》中，熊建议恢复内学院、智林图书馆及勉仁书院，直接针对的是“欧化东来，吾固有学术思想，似日就湮废”。并非取而代之，而是补偏救弊，借传统书院来改变西化大学的一统天下局面。熊氏等人所争，表面上只是为了“保存国学”，实则关系重大。《与友人论张江陵》中，熊对张因“恶理学家空疏，遂禁讲学，毁书院”表示不满，理由是：

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界思想锢蔽，而政治制度，何由发展日新？

将教育、学术、政治三者挂钩，特别强调“自由研究、独立创造”的意义，这与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教育理念相当吻合。实际上，20年代初北大、清华之陆续创办研究院，以及20年代末中央研究院的设立，都力图整合中西不同的教育与学术传统。

倘讲具体学问，融会中西，几无疑义。提及安身立命，可就见仁见智，无法步调一致了。古来国人对于学者崇高人格的讲求，晚清以降，不再“理所当然”。在专业化大潮冲击下，立竿见影的知识被推到前台，大而无当的精神被遗落在旷野。从章太炎之表彰五朝士大夫“孝友醇素，隐不以求公车征聘，仕不以名势相援为朋党”，到陈寅恪的强调王国维乃“为此文化所化之人”，故“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都是感慨士风之堕落。历朝历代，均不乏曲学阿世之徒。问题在于，现代社会之倾向于让“学”与“人”脱钩，读书人更加无所顾忌。大学者尚且可以阿谀奉承，“世风日下”的感慨，并非只是属于九斤老太。

陈寅恪之表彰王国维，既强调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会，而示来者以轨则”，更突出其“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同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者的胸襟与情怀，与具体的著述或许关系不大，可切实规定着其学问的规模与气象。正因如此，本书的触角，不限于著作之成败，方法之得失，更希望叩问学者的心路历程。或者说，在思想史背景下，探讨学术思潮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