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再谈肖邦

马慧元女士对拙文《肖邦之“绝”》（刊2010年3月12日“笔会”）的回应《关于肖邦的断想》（刊2010年3月28日“笔会”），不仅触及了一些更具普遍性的艺术问题，而且将话题导入意想不到的方向，甚是有趣。这让我想起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关于对话的经典论述——在真正的对话中，主体并不是对话者，而是对话本身，因为对话者受到对话的牵引，事先并不能固定对话的主题与方向（见加氏名著《真理与方法》，特别是此书第三部分开头）。因此，我也想顺势而谈，看看能否在讨论中让话题进一步展开。

关于肖邦为何没有在身后形成学派（“流派”），我原来倒也没有深思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独创的艺术家，身后越难有继承者而形成“流派”，这似已成艺术的定律，不独音乐如此。想想绘画中的八大山人，诗歌中的狄金森，以及建筑中的高迪，好像都似肖邦般独一无二。当然，话说回来，如果深究，所有的艺术家又都不可能是横空出世，而是前承古人，后启来者。正如肖邦尽管很“绝”，但如果没有巴赫、莫扎特，没有意大利歌剧，没有波兰民间音乐的滋养，肖邦依然是不可想象的。至于影响，正如马文所言，这些独树一帜的艺术家，正因其别具一格而对后来者有无穷的吸引力。如八大山人那种奇绝险峻的构图和笔法不仅影响到紧随其后的石涛等人，而且甚至对齐白石这样的二十世纪大师也有直接的启示。肖邦对后人的影响，显然很大也很多。可能最接近肖邦原貌的模仿是早年的俄罗斯作曲家斯克里亚宾，以及早期的法国人福雷（拉威尔的老师）。但同样明显的是，这其中没有一人曾企及肖邦音乐的那种纯净度和精粹度。斯克里亚宾和福雷在音乐史留得青名，靠得是后来摆脱肖邦影响而“另谋生路”。

不过，我在此想提醒的是，这中间存在一个质的差别——艺术家的影响与形成艺术“流派”似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艺术家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多面而多样的，而且因后人对某艺术家的认识之不同会有很多的改变。而艺术流派的形成，则有某些“硬性”的指标，诸如某个创作集体的理想认同，某个地域或时代的共同感召，或是后来的接受者出于艺术理解的某种需要而进行的事后归类与认定。就我们最熟悉的音乐史流派而言，著名的“维也纳乐派”是出于事后的认定，据美国音乐学者与钢琴家查尔斯·罗森的说法，其原因并不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三人有师承关系或他们都曾居住在维也纳这样的外在缘由，而是出于这三人（而且只有这三人）对当时的音乐语言的性质和潜能有共同的高水平理解和运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民族乐派”，其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事人的共同理想和相互扶助，尽管鼎鼎大名的“强力集团”五个人之间，既有追求上的差异，也有艺术上的误解。至于二十世纪的法国“六人团”，那仅仅是个方便的标签而已，并不成为真正具有内在聚合性的“艺术流派”——这六个人（著名的奥涅格、普朗克、米约，加上不太著名的迪雷、奥里克和塔耶弗尔）的差别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此外，我还联想到前些年有热心人曾打出“中华乐派”的旗号，希望借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势头，在新世纪打造可以位列于世界之林的泱泱华夏之乐。但从肖邦的例证中可以见出，在艺术创造中最具恒久价值的，往往是最个人化的创意，而不是集体性的“流派”共同点，或者说，即便是某某流派或乐派，最让人珍视的也依然是这些流派或乐派里的个人创造性，而不是相反。就此而论，肖邦之后没有形成流派虽然让人惋惜或叹息，而其中确有某种命定的必然。

关于艺术家的矛盾性，恐怕也存在某种吊诡——即越是伟大的艺术家，其矛盾性就越深刻和复杂。否则，何以成就“伟大”？如马文所说，“一马平川、一览无余”，那会让人觉得“没劲道”。想象一下，如果没有鲁迅的矛盾和深刻的张力，哪有鲁迅的伟大和持久的魅力？不过，对于后人的理解而言，可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看出这种矛盾性，而在于看出这种矛盾性在每个不同艺术家身上的特殊性质。李斯特的矛盾性显然不同于肖邦，他在尖锐和敏感方面不如肖邦，却比肖邦更为混杂和多面——例如他的血脉中杂耍艺人的游戏和宗教超验的追求之间，就形成难以调解的冲突。最终他的风格没能像肖邦那样形成自成一体的内在完整性，有点“东一榔头西一棒”，作品数量不少，但质量参差不齐。舒曼和门德尔松的矛盾性当然完全不同，前者是太不平衡，后者是太过平衡，因而都影响了各自音乐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勃拉姆斯身上的矛盾性之剧烈，可能超过所有同代人——他要在一个传统不断破碎的时代中竭力保持和维护传统，而且将这种悲剧般的挣扎和纠缠明明白白地写进音乐中。反观肖邦，他的音乐独特处在于，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都被隐藏起来，好像故意引诱听众只是痴迷于其音乐外表的优雅、流畅和自如（当然也并不全然如此，肖邦也有非常“粗野”甚至“暴力”的时刻）。而其实，他的音乐内部饱含着复杂的句法行进，神出鬼没的对位线条，放肆大胆的和声实验和眼界开阔的大范围形式控制。

进一步看，肖邦的出新，不仅在于其匪夷所思的程度和别出心裁的角度，而且还在于其尽善尽美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看，在艺术中求新并不难，真正的困难在于，在创新的同时还达到完美。创新与完美，这本身就是一对非常矛盾的价值。创新，意味着探险和开掘，因而粗糙、生硬和不足都在情理之中；而完美，在音乐艺术中意味着周全、妥贴和无可挑剔，经得起反复的聆听、演奏、解读和分析仍让人不觉厌倦。肖邦不仅同时满足了创新和完美的矛盾价值诉求，而且他解决这个矛盾的频率非常高——在他认可的出版作品中，大多都是极富创意而又完美无缺的第一流杰作（又是一个paradox）。考虑到肖邦三十九岁就因病辞世，其创作盛期也就区区约二十年时间——什么是“天才”？肖邦是这一概念在艺术中的最佳注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