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人生与音乐的互映

有些关于音乐的所谓“常识”，其实经不起推敲和追问，但却“以讹传讹”，一直在“坊间”和“市面”中通行。比如，常听说莫扎特的音乐根本不反映他的人生遭遇，这与贝多芬之后的（尤其是浪漫派）作曲家非常不同。据闻，莫扎特的一生（尤其是后半生）穷困潦倒，但这位音乐家却写作了大量欢乐、光明而让人愉悦的音乐。这其中的反差常被作为莫扎特“不食人间烟火”的有力证据。如此说来，“文如其人”这个文艺中的普遍义理用在莫扎特身上似乎全然不适合——按照上述通行的看法，莫扎特与其音乐的关系可谓是“乐非其人”。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前不久，我与女儿丹丹合作翻译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彼得·盖伊（Peter Gay）新撰的企鹅版莫扎特传记，从中更深切地了解到，莫扎特的生平本身即是令后人仰天叹息的跌宕戏剧，而他的音乐不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照出他的生活经验，而且还传达出某种他独有的生命态度。人生和音乐在莫扎特那里其实是紧紧缠绕的，只是人生的琐碎和苦痛，通过莫扎特的音乐被蒸馏成了生命的精华结晶（蒸馏指液体，结晶是固体，搭配不当）。

莫扎特一生，除早年作为神童周游欧洲赢得无限荣耀与喝彩之外，成年之后大体上以不幸居多，罗列起来虽是一些无关宏旨的个人性遭遇，但艺术家的心境和性情其实深受这些个人事件的影响。他们不一定立刻反映在某部具体的音乐作品中（尤其在十八世纪尚无“个人表现”的美学习惯），但无疑会给艺术家的作品底色增添特别的色调。例如莫扎特音乐中特别的小调色彩，往往给他的音乐带来悲凉的感觉甚至悲剧性的维度——不少人聆听莫扎特，耳朵里都会留下这类阴郁色调的记忆；但一旦说起莫扎特，脑海里似乎又很容易忘记莫扎特的这类特质，转而将莫扎特与“光明”“快乐”画等号。

说起莫扎特的那些基于小调式的著名杰作，如果不结合他的生平遭遇，可能就无法解释这些作品中扣人心弦的悲剧情愫究竟源自何处。如1778年，他远赴巴黎求职无果，一同前往的母亲在贫病交加中不幸离世。二十二岁的莫扎特一时手足无措，甚至不敢在信中将噩耗告知父亲。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击，而此时写作的《A小调钢琴奏鸣曲》（K.310）充满了不安和骚动，很难设想这样的音乐笔触会与作曲家当时的心境无关。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已经长大成人的莫扎特自信满满，可惜被困于萨尔茨堡小镇逼仄局促的音乐空间中，无法施展才华。这种受挫感和压抑感，难道没有渗入此时的音乐中？不妨倾听一下两部著名的协奏曲——《第九钢琴协奏曲》（K.271）与《小提琴与中提琴交响协奏曲》（K.364），其中两阕（阕表歌曲或词的量词，用在这里是否合适？）堪称“姊妹篇”的C小调第二乐章慢板，情调凝重、语气哽咽，其表情的深刻性和质量都达到了莫扎特当时的顶峰。

莫扎特与自己的雇主（萨尔茨堡大主教）关系恶劣，最终以一种极富戏剧性的方式决裂：1781年6月，在莫扎特多次请求辞职遭到拒绝后，大主教的管家阿尔克伯爵恼羞成怒，朝莫扎特的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脚——莫扎特就此遭到解雇。他从此定居维也纳，走上“自由艺术家”的不归路。以这样的“暴力”方式争得自己的“自由身”，同时又遭受如此令人不堪的羞辱，莫扎特的内心一定充满愤懑。这不禁让人想到，莫扎特日后那些具有“颠覆”意味的创作，其烈度之所以达到骇人的程度，恐怕和他曾遭受情感重创不无关联：《D小调钢琴协奏曲》（K.466）起始即是乌云密布式的切分节奏涌动和咆哮，给人的感觉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歌剧《唐璜》（K.527）中同样也处在D小调的军官石像音乐，则是整个十八世纪中最让人恐怖的音乐：音区低沉，半音频频，加上乐队的轰鸣和烘托，着实让人感受到地狱般的凶暴和残酷。

与萨尔茨堡大主教的决裂也给莫扎特的父子关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一直反对儿子到维也纳“闯荡”，他希望儿子与大主教搞好关系，求得一个稳定而保险的音乐职位。出于保守而精明的父爱，他认为那种“自由艺术家”的“体制外”生活充满不测，危险系数太大。后来的情况果然被父亲不幸言中——虽然莫扎特在维也纳开头几年还算幸运风光，收入颇丰，但后来便每况愈下；加之莫扎特的妻子康斯坦策拙于理财，花钱大手大脚，常常让家中陷入拮据，莫扎特只得不断向朋友写信借债度日。那些留存至今的求救信件，口吻之无望和急迫，阅读起来真是让人心酸。雪上加霜的是，父亲利奥波德不仅对儿子违抗父命与大主教决裂耿耿于怀，也对儿子再次违背父命与康斯坦策成婚感到不快。父子疏离的情感折磨，入不敷出的经济压力，以及长期得不到稳定职位的心理焦虑，还有动荡生活带来的健康损害，致使莫扎特在三十六岁时（1791年）便过早离世，这是音乐史中最令人唏嘘的不幸事件之一。

不出所料，莫扎特逝世前几年所写的音乐中，愈来愈多地出现了隐忍乃至宿命的浅灰色调。被誉为莫扎特协奏曲中最伟大的慢板乐章——《A大调钢琴协奏曲》（K.488）中的升F小调“柔板”是作曲家笔下最无奈、最清冷的心境写照，但彻骨的寒意中依然时有温暖送出；《C小调钢琴协奏曲》（K.491）则以凝练的动机与和声来营造内敛、克制的悲剧，虽有挣扎和搏斗，但音乐中更多是内省式的咏叹和淡定的掌控；两首公认的莫扎特最卓越的钢琴独奏曲均出自这位短命天才的“晚期”，《A小调回旋曲》（K.511）和《B小调柔板》（K.540），都是“哀而不怨”的格调，以举重若轻的走势和精简到近乎吝啬的笔法来勾画人性中的伤与痛；更别提那两首同是G小调的伟大悲怆性杰作《弦乐五重奏》（K.516）和《第四十交响曲》（K.550）。即便是大调式的作品，莫扎特的晚期写作中也充满了小调式的曲折和半音化的阴影，因而给人的感觉总是欢愉中暗藏着不祥，或者反过来——阴郁中又透出一丝光亮……莫扎特的小调式悲情作品在他的创作中并不占多数，但他们往往属于莫扎特最用心、最有质量、最具艺术高度的作品之列。他们是莫扎特悲剧性人生经验的映射，更是对这种人生经验的深化和升华。“乐（文）如其人”——当然，“乐”和“人”两方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镜子式的直白映照，而是复杂、曲折的投影，有时甚至是背反性的变形：如莫扎特居然能够在困顿悲戚的时刻谱写稳健大气的《C大调弦乐五重奏》（K.515）和富丽堂皇的《C大调第四十一交响曲“朱庇特”》（K.551），也正是这种“乐”“人”分离的现象使后人对莫扎特产生了“乐非其人”的错觉。其实，关于人生和艺术之间的复杂关联和矛盾纠葛，哪里是简单的“文如其人”或“乐非其人”能够一语道清的？在这个问题上，莫扎特是一个神秘的吊诡：他的音乐从来没有凸显和明确的生平自传性，但我们却总能从中察觉到他个人的生命状态和心绪状况——如上文所述；但另一方面，即便我们能够在莫扎特的音乐中感受到强烈的个人情感诉求或鲜活的生命流动，它们却又总是带有某种特别的超越性和超然性——所以我们会觉得，莫扎特的音乐具备了远远高于个人的普遍性与共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