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鸦片战争--中西方间的博弈

如果说慈禧出生前的这一系列事件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开篇，那么接下来中国将要面临的危机便可想而知了。虽然一开始人们对此无法预见，但这注定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慈禧出落得越发亭亭玉立，但她并没有意识到将会有怎样的命运等待着她。此时，清朝正经历着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之后被迫与其签订不平等条约，条约约定：一、割让香港给英国；二、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作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三、在关税方面，中国收取的英商进出口货物关税由两国商定；四、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上述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可与地方官公文往来，享受与中国官员同等待遇；五、清政府向英国赔偿2100万银元。

这场战争于1839年年底从广州开始，1842年8月在南京结束，这便是我们熟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而言，这个称谓十分形象。

虽然《南京条约》的签订让中国的鸦片问题告一段落，但实际上，这场战争对于抵制鸦片贸易是没有意义的。

英国政府接管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权时，鸦片对其而言更像是一种甜蜜的负担。

东印度公司从1773年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此后，每年可从中收益200万英镑，并且这个数字仍在不断增长。不论是战前还是战后英国政府都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如此大的收益，但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并不承认应当为中国的鸦片问题负责。于是，英国政府开始搜肠刮肚地编造各种理由为其矛盾的态度辩解。俗话说：“谎话说多就成真话了。”这样看来，英国政府往后的辩辞便显得越发有道理了。

此时，清朝中央与各地方政府都对英国政府输出鸦片的行为进行强烈谴责，并称鸦片为“洋垃圾”。但当时中国社会的事实却是清朝官员私下纵容鸦片走私，清朝普通老百姓都深深沉迷于鸦片，而那些反对鸦片，力求改革的中国官员却被埋没在这些瘾君子中。

在英国政府看来，1839年至1842年间的鸦片战争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实际上，不管鸦片问题存在与否，这场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鸦片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这场战争的真实目的是打开西方国家对中国贸易的大门，并迫使清政府承认西方国家的地位，而不是把其当做天朝属国。但出人意料的是，在战争爆发之前，鸦片问题模糊了战争焦点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中国一直拒绝鸦片贸易合法化，这种状态持续了二十多年，可是，在中国战败后而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并没有英国政府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这一条。如此看来，鸦片战争的真实目的显而易见。此后，鸦片走私迅速猖獗起来，并在广东不断引起事端，中国对外国人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在鸦片战争之前，对于那些被中国人视为野蛮人的西方人，中国人都能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对付他们，宣泄心中的不满。最早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中，除了我们熟知的早期宗教拜访者方济会修士以及旅行家马可波罗，还有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世界的葡萄牙冒险家们。然而，这些葡萄牙人贪婪、奸诈、强取豪夺，由这群恶棍书写的葡萄牙历史足以让整个民族蒙羞。

此外还有葡萄牙的邻居--西班牙。西班牙第一次与中国打交道是在1603年，即他们占领马尼拉30年之后，他们在菲律宾屠杀两万多名中国移民。而此时的中国君主正因朝内危机忙得焦头烂额，已无暇再对西班牙提出任何抗议。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人民对于西班牙的仇恨有增无减，并在小范围内开展了报复行动。17世纪，荷兰向澎湖列岛伸出了贪婪的双爪，虽然其行为不如葡萄牙和西班牙般凶残野蛮，但也轻而易举地将其占领。接着，荷兰企图将澎湖列岛与台湾同中国割裂开，最后反被郑成功驱逐出去。

英国第一次与中国打交道没有离开暴力。当时，东印度公司船队在威德尔船长带领下逆流而上，突破河道上的防守，最终成功在广东捞到了第一桶金。

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西方国家纷纷在广东建立公司，他们在广东立足后，无休止的争吵也开始了，欧美醉酒船员间的相互厮杀接连不断。几次这样的事件过后，中国当局不得不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中国皇帝对西方人的评价在前一章曾经提到过：“西方野蛮人犹如野兽，他们不像老百姓那样能够被同样的条条框框束缚。”现在看来，这样的说法并没什么可令人惊讶的了。在最初的日子，他们在中国相对安分守己，但是随着法、俄、德、美四国的加入，他们开始不断寻衅滋事。

实际上，这里述说的是一场中西方博弈的悲剧。中国在悲剧中扮演的是一个没有信仰、盲目自大、愚昧无知的角色，而外国侵略者扮演的角色虽表面真诚，背地里却狠狠捅了中国一刀。

虽然中国人在与西方“野蛮人”的交往中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虽然他们的骄傲和无知看起来那么的荒谬，但是西方人进入中国前应该对中国进行全方位了解？。

第一批欧洲人给中国留下的印象极恶劣，这给未来中西方的交往带来极大的障碍。与以往的朝代相比，清朝对外国人的排斥感更强烈，对外国人在广东的商贸活动限制更严。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统治者反洋人、反基督教的情绪愈演愈烈。

在康熙帝统治时期，他尚允许北京耶稣会神父对其家庭成员进行洗礼。而到了他儿子雍正帝统治时期，三百座教堂被摧毁，除了长期为他服务的耶稣会会士，所有的传教士都被驱逐出境。嘉庆帝则更为残酷，嘉庆帝的儿子--道光帝，虽不如他父亲般残暴，但在他统治之初，已经视所有的传教士以及外国商人为敌人。

随着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逐步推进，国人对外面世界越发不屑一顾，这种氛围在北京尤其浓重。对于西方国家的不断挑衅，清政府犹如一只蜗牛，只在最初的时候探头出去象征性地张望了两眼，接着便缩回躯壳里。直到道光帝统治时期，这只蜗牛才被迫从躯壳中走出来，并且学会了用盾保护自己。

自此之后，来自西方国家的挑衅就未间断过，道光帝的一生中，与西方的博弈的几乎耗去他人生大部分时间。渐渐停滞的中西方交往，不久之后将要焕发“勃勃生机”。

？对于所有到中国的外国人而言，有一句俗语非常适用，即“入乡随俗”，也就是说，来到一个国家，应该主动去了解该国习俗，知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