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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四海居”轶话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日,“四海居”又开业了。

“四海居”是四十多年前北平南西门里,牛街往南唯一的小饭馆儿。当年南西门那条街,比兔子尾巴长点有限。一个洋线店,一个棺材铺,一个自帮配底的绱鞋铺,一个卖缰绳皮条的鞍具店,最体面的就是这“四海居”。“四海居”有三间门面,土坯灰顶,门前搭了个凉棚;凉棚上悬着个结了红布条的笊篱;棚下土坯砌成,抹了青灰的案子上,摆着带饹馇的榛子面贴饼子,铬烙床子。夏天有大盆的熬茄子,柿子茭。冬天挪到屋里做生意,卖的是羊尾巴油麻豆腐,红白豆腐酸辣汤,斤饼斤面,南路烧酒。附近除去几个菜园子和义地,没多少居民,主要招徕做车行的生意的人。这里不走轿车、大鞍车,即使到了骆驼祥子们掌握城内交通命脉的年月,这附近没见到洋车的也大有人在。这里专走花车和粪车。南西门外不远是草桥,那里的人从明朝以来就靠种花为业。春天出迎春、碧桃;夏天卖芭兰、晚香玉;秋天菊花品种齐全;冬天的腊梅、水仙誉满京华。他们一早把车装满鲜花,赶进城里供给宫内府里,官商大户。剩下零星小盆,卖给佃民百姓。种花要施肥,花农又和南城的粪霸做买卖,下午把成车的大粪拉回去,花车和粪车虽来自一地方,但是两套人马。两套人马进城出城都在南西门打尖,顺便捎点针头线脑。“四海居”不愁没买卖。

“四海居”掌柜何明义只有二十多岁,年轻飒利,孤身一人,收了个徒弟姓刘,叫墩子,习惯上都叫他“小力笨”。小力笨祖上有过钱,全叫他爹吃喝嫖抽败光了。上过几年学,又从他爹那里学了些不安份的念头,本想找个什巧宗发财的,可他爹抽白面冻死街头,娘走了道,他只好由人保荐给何掌柜来当小徒弟。抱着骑马找马的打算,并不想长久地干下去,所以干活、学艺都应付差事。他总羡慕梅兰芳、马连良,认为穷人要发家,唱戏是条抄道儿。南西门靠近陶然亭,常有早上遛弯、喊嗓的艺人和练功的武行师傅到“四海居”歇腿。小力笨伺候这批人最热心,总想揪住条龙尾巴也能跟上天去。人家一来他就凑过去聊个没完,把别的主顾撂下不问。何掌柜为这打过他两嘴巴,可这个背地方招徒弟不易,把小力笨撵走,一个人又招呼不过来,只好忍气将就。

一九四四年,何掌柜上广安门外小井去趸菜,从此没了踪影。头两天墩子还不在意,认为掌柜不定上那个老乡家喝酒误在那里了,乐得落个轻闲自在。到四五天头上,还不见影,他慌了神了。连吆呼声里都带上了哭味:“新出锅的咧,大饼子哎、哎……”正好几个熟识的艺人和武行教师又来喝茶,他就跟他们要主意。有人叫他上牛街巡警阁子去报告。也有人说:“那批狗子都是吃爹喝爹不谢爹的主儿,这几天日本兵正到处戒严抓劳工。何掌柜要真给抓了劳工,巡警们趁机会就把‘四海居’这点生财、房产全捞了去,临了还不定找个什么名义把你小力笨收监灭口。你先支撑着,听听准信再说。”

又过了小半年,何掌柜还没消息。小力笨把能卖钱的东西卖给左近几家邻居,空房子门外加了把大锁,钥匙交给棺材铺于师傅,自己到戏园子去找熟识的武行师傅们求帮。

武行师傅们见他既可怜,又伶俐,把他荐给一个小戏园子打杂:烧水锅,贴海报,早晨免费带他练功。碰上戏班缺人时,唱打狗劝夫缺条狗形,牧羊圈少个羊形,就叫他披上青袍演一出不露脸不出声的角色。后来来了个话剧团,演《陈查礼大破黑猫盗》,到要紧的时候,陈查礼朝空中打一枪,有个强盗应声从半空中摔下来。那时在这种剧团里混的人,多半为了混饭吃,谁也不肯挨这一摔。排戏时剧团就出价,摔一回一碗三鲜面,说了半天没人应。当时小力笨正在台上扫地,听后台说笑得厉害,凑来看热闹,便半玩笑地说:“你要再加两包子,我给你来一下。”那导演说:“走走走,你没地方要棺材本去了。”小力笨一笑也就走开了。走开之后,戏园一个茶房多了句话:“你别小看他,他还真行,大戏班在这儿唱,羊、狗全来过,再过几天就许能来虎形了,他练过功。”导演一听,又追上去找他。从此除了烧开水,贴戏报,一天两场地摔两下,挣四个包子两碗面。

这个话剧团在这戏园演了半个月,小力笨摔了三十多脚。导演看这孩子还机灵,要价也便宜,换个地方还不一定能找个愿意挨摔的临时工,临走就问他愿不愿意一块走。小力笨摔了半个月,看出话剧一点门道:这玩艺不用像唱大戏那样苦练基本功,也没有旧戏班的规矩严。一些穿西装烫飞机头的少爷、小姐认为这是文明的现代艺术,不看这个就透着不摩登,捧这些洋戏子的劲头不比布店掌柜钱庄东家捧杨菊芬、吴素秋劲头小,每场演完总有人围着明星们签字,可小力笨不能饿着肚子为艺术献身,也不能没个发展远景,就跟导演提了两个条件:一是跟他们出去唱话剧,少了贴海报、烧水锅的收入,至少得再加一碗面钱;二是以后得慢慢让他学两出戏,给点张嘴的话干干,不能总摔脚。导演琢磨了一下,答应给增加一碗面钱,可是他得兼当剧团的杂工。至于演说话的角色,那要看他艺术上有没有进步,目前还不行。他认为目前小力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小力笨问:“我哪点不够条件?”导演说:“你这一口北京话就不行。话剧这玩艺儿从上海兴起的,要讲上海腔的舞台话,吃饭得说‘刺放’,好了好了得说成‘奥啦奥啦’,你行吗?得慢慢学着点。”

小力笨应下随团演出,便辞了戏园子的杂差。那导演又叫小力笨换一身行头,说这样破衣烂衫有失艺术团体的体面。小力笨没衣服可换,导演从演出服装里找出一件旧西服裤,一件夏威夷衬衫租给他,一天扣他两个包子钱。

从此,小力笨成了话剧艺员,跑起码头来了。

日本投降的第二年,棺材铺的于师傅正点灯熬油给“暂编第三军”赶着打火匣子。外边喊了声:“于师傅还住这儿吗?”推门进来一个三十多岁,满脸尘土的瘦高个儿。后边跟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于师傅看着这瘦高个有点眼熟,正猜想是那一路的朋友,那人把嘴一咧,露出一口白牙,说:“老玉于)伙计,你不敢印(认)我了?我是‘四海居’何明义呀!”

于师傅两手一拍屁股,骂道:“这个孙子,你还没死,又活着回来了?”

何明义说:“死了一回,到了阴曹地府,阎王问我在阳世三间可还有没了的账目?我说棺材铺于老大还吃了我一碗烂肉面,没给钱,他叫我回来讨债来了。”

这时间于家内掌柜尖着嗓子叫了声:“我的天!”就钻出了门。这屋里两人说说笑儿,洋线铺、绱鞋铺的老邻居就全赶了来,这个一声那个一句问何掌柜好。一阵北京土音,把何掌柜忘了三年的旧习惯又想了起来,马上抖抖袖子,先打个千,又作了揖说:“托福托福,人不该死总有救,日本鬼子抓我上东北,开了一年多矿,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又卖了两年煎饼。他们一投降,我就往回奔。就这路上忒难走了。从鞍山到北平走了半年。”

大家问:“这个小学生是谁?”

“小学生?这是个小丫头。晴雪!认识认识邻居,往后还靠大伙多照应。”

那孩子把头上扎的洋肚子手巾扯下来,这才看出是个又白又腼腆的小姑娘。小姑娘鞠了个躬,就躲到何掌柜身后去了。

人们问那小姑娘话,小姑娘只是低头,不吭一声。人们见她害羞,也就不再问下去。何掌柜问大家这两年生意怎样?绱鞋铺掌柜指着于师傅说:“别人都混不下去,就是他的生意好!兵荒马乱,水旱蝗灾,老天爷往回收人呢。”于师傅说:

“别听他说的。人活着连鞋穿不起,死了还用寿材吗?这都是给中央军打的。他们出去剿回共,就得打个几百,几家寿材铺都打夜作。料是他们自己砍的马路上的道树,手工钱又打对折。别的买卖还能赔本赚吆喝,我这买卖压根不兴吆喝着卖,只落个赔本!”

说笑一阵,人们跟何掌柜道过乏,就散了。内掌柜把姑娘招呼到自己炕上睡。于师傅抱了两张草帘了铺在刨好的板上,和何掌柜两人又黑灯影里说了一会话。于师傅告诉何掌柜,房子他存着木材,所以看管的挺好,没坍没漏。只是生财家具全叫小力笨变卖了。应当找小力笨去追回。何掌柜说:“我这命都是捡来的,还要那点钱干什么?先跟左邻右舍借几样家伙,开起张来总有口窝头吃。”

第二天于师傅停了一天工,把房子给何掌柜腾出来,又收拾了一下门窗。何掌柜找绱鞋铺借来口锅,从洋线铺找了把废刀,自己磨快。于师傅又资助他一副案板一条擀面杖。还欠缺的东西,何掌柜到广安胡同破烂市寻摸齐全。买了粮,备下菜,不到十天就重新开张了。临到开市这天,何掌柜才发现原来门上悬的旧匾也让小力笨当劈材卖了。只好叫于师傅再刨块木板,拿着到洋线铺去求人写。洋钱铺掌柜的戴上花镜,蘸饱了笔,举了半天又放下了,为难地说:“我这笔买卖字、画上苏州码儿还罢了,写成正楷挂出去,那不散德兴吗?不行,您另请高明吧!”

何掌柜说:“哎哟,我的老掌柜,在这右安门里外,就您是个圣人了!我马上就点鞭开张了,还找谁去?”

“不行!”洋线铺掌柜把笔举起又放了下来,“还没写呢,我这手就哆嗦了。”

晴雪在一边看了笑起来,问道:“哥哥,要写什么字,这么难?”

洋线铺掌柜说:“他的老字号叫‘四海居’”。说着就撕了张草纸,写下三个小字,又说:“你看,这‘四’字最难写的了!”

晴雪仔细看看,便拿起笔来,蘸了墨,拉过一张草纸,试着一笔一划,恭恭正正的写了起来。字写得不好,可是还方正,刚写完“四”字,洋线铺掌柜就大叫了一声:“高哇!有两下子。”写完“海”字,何掌柜嘴角就挨着耳朵垂了,一个劲地说:“你瞧瞧,你瞧瞧,咱‘四海居’有人!”说是说,但晴雪这字离能挂还差着火候,最后还是洋线铺掌柜把它写成的。

“四海居”新来的徒弟小姑娘会写字,这新闻当天就传遍了南西门大街,以后几家邻居有一搭没一搭地就常来“四海居”转转。看了些天,只见这姑娘擦桌子,扫地,和面,烧火,样样活都不用何掌柜支使!比起当年那个小力笨真是一反一正。就一样赶不上小力笨:姑娘不爱说话,十天半月听不见她说句什么。

人们怀疑何掌柜救人危难是假,捡个不要工钱的伙计是真。这事传到了巡警阁子,巡警以查户口为名,盘问这姑娘来历。姑娘还是问什么都不吭声,只在巡警逼问她是否自愿跟何掌柜来的时她点点头,问她何掌柜是否强迫她为他干活时她摇摇头。何明义是场面上人,马上一人给端来一碗热汤面,每碗底下垫上一叠金圆券。两个巡警才拨开一脸疑云,为姑娘上了户口,问何掌柜她叫什么?何明义说:“晴雪”。巡警也不再问,便写下何晴雪三个字,关系写作“堂妹”。从这以后,就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到“四海居”来闲泡;有要碗面光看不吃的;有只喝茶不吃饭;有人问何掌柜愿不愿意叫姑娘去学戏,业师出二十袋面两匹布,三年效力,再以后挣了戏份归姑娘自己;有人来作媒,说给国民党汽车营长,给何明义挂个司务长的名字,干领饷不到差。何明义虽然一一都谢绝了,可心里就吊上了块石头,成天在小心防范中过日子。姑娘也害怕,从此只在灶上操劳,再不出面招待顾客。幸好不多久北平就和平解放了,两个人才舒了口长气。何掌柜出去趸货敢叫姑娘一个人看摊了,姑娘也敢在大太阳底下露脸了。

北平解放以前,棺材铺的于师傅看到晴雪太招风,暗地里和何明义聊过一回天。

“我说何掌柜,咱们都是本份人,我说句不见外的话,这兵荒马乱的,有闺女的人家还忙着说个人家把闺女打发出去呢,你招这么个孩子来,闺女不像闺女,妹子不算妹子。张飞剃胡子,你唱的是哪一出呢?”

何明义说:“我唱的舍命全交。”

于师傅说:“你跟这丫头的家里到底是怎么个交情?”

“他爸爸是个大夫,我在劳工营里得了一场病,差点扔进万人坑里去,人家把我救活了。”

于师傅““图_figure_0000_0000””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又说:“既这么着,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趁早成个家,有了内掌柜的,你俩就不再是孤男寡女,懂了吗?现在不好,慢慢她大了,北平这地方舌头板子压死人,叫你好心挨一身屎汤子,你多窝囊?再说,这孩子长的水葱似的,也难免给你招惹是非;现在不是已经有人来问行情出价钱了吗?来者不善。你要成了家,由内掌柜照料她,外人也就不敢来找便宜。”

何明义说:“您说的是。可是几年以前您就给我提过亲,我要成家那时候不成了吗,干嘛非等到今天,多了口吃饭的了倒去成家?”

“说的是呢!可你现在成家也不晚呀,你不才三十来岁吗?”

“没什么新鲜的。我穷,养不活家口。”

“现在你不是养了一口吗?人家也没白吃你的!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呀!”

“等我日子混好了再说。”

“我打学手艺起,混了有三十年了,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咱们这样的到什么份上算混好?”

“有日子”。何明义作了眼色,诡秘地说:“我在鞍山的时候,赶上老八在那儿治理了几个月,那叫官清民顺,公买公卖,不打人不骂人。对咱们凭劳力吃饭,小本经营的人格外的抬举。后来中央来了,我又混不住了,这才回来。一路上经过八路的地区,管吃管住发盘缠,还叫我到北平告诉人们别信国民党的宣传,能抗捐就抗捐,能欠税就欠税,等着北平解放。”

于师傅说:“国民党的宣传早没人信了,可八路也不是三天两后晌能来,你就这么熬着打光棍?”

何明义说:“快了,您没见中央军在这右安门外挖战壕了吗?那儿一挖战壕,离八路来就不远了。”

于师傅笑着点点头。

何明义又说:“不过您刚才劝我的话,也实在不能马虎,天天有人来打丫头的主意,弄得我连生意也做不好。我想求您跟大妈说说,晚上让她跟奶奶作伴去。”

于师傅有个老妈,今年七十二了,腿脚硬朗,精神麻利,可就有点特别脾气:爱清静怕麻烦,看不上儿媳妇。她在棺材铺后院起了个小房,分灶另过。房里搭着两张铺,有一张是于师傅的姑娘未出阁时睡的。一家人中奶奶只和这个孙女投缘。两年前孙女嫁出去了。老太太还不让拆这铺,说预备她归家时再住。去年这个孙女自己生了孩子,没空住娘家了,这铺一直空着。

于师傅听说何明义要让晴雪姑娘和老奶奶同住,打心里赞成,可他不敢替老太太拿主意,便说:“我瞧她那天高兴,跟老太太商量商量,她那脾气你也知道……”

这天何明义正打烊封火,晴雪在屋里归置家伙,老太太手里拎着二两羊肉从北边过来。何掌柜看见,连忙站起身,说:“大妈硬朗,买羊肉去了?这么大岁数了,跑趟牛街还不当事,您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老太太立住脚,说:“晴雪呢?”

晴雪在里屋应了一声,忙出来冲老奶奶鞠了个躬,说:“奶奶,坐下歇歇。”

老太太问:“你哥不是说让你跟我作伴去吗?他怎么又改了主意了?嫌我老婆子脏?嫌我老婆子穷?怕我把姑娘带累的奸懒馋滑传老婆舌头?”

“哟,大妈,敢情您是气恨我哪?”何掌柜一边赔笑,一边打躬,“我这等您的信儿等不来,都快急转筋了。我还想八成是晴雪没这份福气,担不起您老管教。这南西门里外八里,谁不知道大妈麻利,大妈痛快,大妈手巧,大妈嘴稳。狗熊他二姨经大妈您一调理,也变成俊丫头,巧媳妇,担财担事的女豪杰!”

“你甭跟我耍贫嘴!孩子跟着我,反正不致于委屈成这个样儿!瞧这裤褂鞋袜,你把孩子打扮成康小八了。丫头别管他的闲事了,跟大妈吃炮羊肉去!”

原来老太太看着晴雪长得秀气,干活勤劳,不爱多说话,心里早喜欢上了。于师傅跟她说打算让晴雪来作伴,她当时并没答应,她清静惯了,怕添个人麻烦。可从孙女嫁出去以后,一到晚上空得慌,也惹她心里烦躁。琢磨几天,她决心让姑娘先搬来试试,不行再赶她走。她想好了并没对他儿子说,今儿格这么一数落,就既通知了何明义,也择清了自己的责任。

晴雪住进去没几天,老太太就打下叫她长住的主意了。这姑娘不光文静,手勤,有眼力见儿,最难得的是她认字。老太太打年轻就爱听说书。老了,出不去了,就弄了几本小说让孙女念给她听。打孙女一走,就绝了这门艺术享受。晴雪进来时,打扫房子捡到一本“安东诚文信书局”出版的《绣像全图大字足本十二寡妇征西》。她打开看看,觉得半懂不懂又很有趣。老太太看她瞧得出神,便拍了下大腿,说:“哟,我忘了,你会写匾就会认字了。你别念哑巴书,念出来让我也听听。”晴雪脸一红,说:“有的字我认识,可念不出来。”老太太说:“你念不出来我教给你。别看我不认字,这书我可听熟了,哪一段说什么我全门儿清。你念个头儿我就知道下边是怎么回事,念吧!”

晴雪天天给奶奶念书,把扔荒的文化教养又恢复了一些,并且长了挺大学问。最难得的是在老奶奶纠正下,改掉了她的怪里怪气的口音,练说一口嘣响溜脆的北京话。老奶奶由喜欢到疼爱,不断地指点晴雪拆褂子,改裤子,教她学针线。没几个月,何明义替她从估衣铺买来的几件衣裳全翻改过来,这才变成个地地道道、干干净净的北京小妞儿了。

北平和平解放了。于师傅收拾了棺材铺,参加建筑公司当了模板工人。又过了一年多,北京开始了大建设。“四海居”一带列入第一批改建地区。这里要盖建工局的宿舍楼。

于师傅好说。自己就是建筑公司职工,把旧房子交出去,等公家分一套公房住就完了。旧房子评价多少,并不计较。小洋线铺就麻烦了。人家是营业铺面,占了房没地方做买卖。洋线铺掌柜只摇头,不说话。内掌柜是个泼妇,三句话不合适就撒泼打滚,连哭带叫。谈来谈去,给他挑了几个地方搬迁,多花了几倍的房价,弄得工作人员精疲力尽才算办成。轮到“四海居”时,建工局多了点心眼,决定先请于师傅这个老邻居来,请教他动员工作怎么做。

于师傅说:“他也是门面房,不先给他找好出路也是没法动员。”

让他往哪儿搬?建工局原先有几个方案,便一件件往外抖落:“让他搬到牛街南口怎么样?”于师傅说:“那是回民自治街边上,去个做大教生意的,出了人命怎么办?”“搬到珠巢街南口?”于师傅说:“一出门就是坟地,过了坟地是监狱,他的贴饼子熬土豆卖给谁吃?”“南半截胡同怎么样?”于师傅说:“门前有南来顺馅饼饺子。”建工局的干部笑了:“你这口气好像‘四海居’有你的股份。”于师傅说:“有个人情份,我跟何掌柜有通家之好。我说的话何掌柜不能驳我,所以不负责的话我也不敢说。”干部问:“你说怎么办好?”

于师傅说:“咱们现在不是还招工吗?招木匠、瓦匠,招伙伕不招呢?”

这一句话提醒了人们。就有人提议:如果何明义让房,可以招他来工地当饮事员。

于师傅说:“真叫他来参加工作,我也还得费几句口舌去说服他。不过你们放心,这人要真来了,我保证是个好手。他算什么成份我不知道。若论资本,他可没我当时打棺材的资本多。我一口好棺材能换他全部家当。只要合政策,我就去说服。”

负责这事的人就打了报告给局领导。那时刚建国,还没兴起划圈的办法,领导人在报告上写了一个字:“要!”

于师傅得到大令,就去找何明义。

这些天南西门小街上人心惶惶,谁也没心思做生意。洋线铺搬到城外关厢去了,绱鞋铺掌柜的儿子在长辛店铁路大厂做工人,把老夫妻接走享清福去了。何明义早早打了烊,和晴雪数着毛票零钱说闲话。

何明义说:“现在公家要用这地方,按洋线铺的例子,公家照顾的挺周到,可是我打算换个地方,就把饭馆收了,挑担卖青菜去,那样就不用你再忙活了。你复习一下功课,接着上学好不好?”

晴雪摇摇头,说:“为什么不开饭馆了?现在解放了,生意好做了,应该努力干哪。”

何明义说:“我不能这么耽误你一辈子。”

晴雪说:“我心甘情愿,您不开饭馆了,我就在家伺候您。”

何明义说:“我又不七老八十,怎么让你伺候?要不找人给你说个媒,出嫁吧!”

“您嫌我了吗?”晴雪站起身来,两眼不安地闪动着,“我做错事了吗?”

何明义说:“你说到哪儿去了?这些年还是你帮助我的份多。”

“不不不!我的命是归您所有的。您别赶我走!我为您干什么也心甘情愿。”

何明义说:“你都十八了,怎么还说孩子话?”

“我是真话。佛爷听得见,我一辈子要报您的恩也报不完,您留着我吧。”说着晴雪就擦眼泪。何明义赶紧劝她说:“小心别人看见。晴雪,要图你报答,我就是个小人了。我这辈子也被人救过,现在我想报答也找不着人家。你爸爸救我的时候,我是叫人扔到万人坑里的活死人。他图我什么呢?况且……”

刚说到这儿,有人敲门。何明义使个眼色,晴雪立刻躲进了里屋。何明义开开门,见是于师傅,这才把心放下。

于师傅一进门,手指着何明义的鼻子,问:“你说,怎么谢我吧?”

何明义忙问:“什么事要谢您?”

于师傅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好去处。”

何明义又问:“怎么回事?”

于师傅说:“公家收了这房子,你打算怎么办?”

何明义说:“还是做买卖呗,无非换个地方。”

于师傅说:“以前咱不明事理,雇个伙计,收个徒弟,情有可原。以后,这事还能干吗?这可叫剥削!”

何明义说:“从小力笨走,我可没再雇人。在东北我学过八路军的政策。所以回北京之后,我没追着小力笨叫他还我卖家具的钱,我只当补给他两年的工钱了。这剥削的名义咱沾不上。”

于师傅说:“以后呢?你不能拖累晴雪一辈子,她还年轻,得奔奔前途。要开饭馆,又不是你一个人能忙活的。”

何明义说:“这我想好了,搬家以后我挑担卖菜去,让她上学,再不,给她找个婆家……”

正说着,里屋就传出来哭声。于师傅问:“谁?晴雪吗?怎么啦?”

何明义刚要解释,晴雪从屋里冲了出来,鬓发散乱,满面泪痕,到于师傅面前跪下就磕头。于师傅慌忙说:“这是从哪说起,这是怎么回事?”

“于大爷,我没别的亲人。除去我哥就是您了。现在解放了,人人都高高兴兴,你们别再把我往苦里推。我哥要赶我,我还指望您帮我说情呢,您可不能再出馊主意。”

于师傅笑了起来:“你在里屋听见我出什么馊主意了?”

晴雪说:“您说叫他别拖累我一辈子,叫我自个奔个前途。我不要别的前途,我这辈子就是伺候我哥,照应我哥,除去这儿我哪儿都不去!”

于师傅笑道:“好,你的心思我知道,你放心。我就当个保人,这一辈子让你照顾何掌柜一辈子,你起来吧。”

晴雪又磕了个头,说:“以后我就靠您保住我了。”这才起来。

于师傅说:“解放两三年了,你们光守着这个小买卖,世界大事一点也不知道。何掌柜,我告诉你,现在咱们可要建设社会主义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种地的要成立集体农庄,做工的要当领导阶级,生意买卖以后就全是国家的买卖跟合作社。以后人人都要过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牛奶面包、像苏联电影里那样的日子了。买菜都上蔬菜公司。这社会主义的大道早晚要走。晚走不如早走,我比你们早走了两年,这好处可就大多了。”

何明义说:“您说说怎么个好处?”

于师傅说:“当了工人,就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干活就是为革命了。你没见报上都称呼工人老大哥吗?世界上就两老大哥,外国的老大哥是苏联,中国的老大哥就是工人。体面不体面?为革命干活比为自己做小买卖强不强?”

何明义说:“这道理我在东北也听干部讲过,不过他们讲的跟您这还有点不一样。再说第二条吧。”

于师傅说:“一给公家干活,你就是甩手掌柜了。货源是宽是窄,行情见涨见落,都不用你操心,你就死心塌地干你的活。把活干好,干漂亮,到月头拿戳领钱。理发有理发票,洗澡有洗澡堂,半个月一场电影,一个月一回大戏,象棋扑克工会发,围裙手套公家给,参加学习还发一份书本铅笔,你说这叫什么日子?”

何明义说:“这天下的好事不都落在头上了吗?”

于师傅说:“要不怎么要革命呢?”

何明义问:“就一点不如意处没有?”

于师傅说:“也有两条:一是不像自己做生意那么自在,上边有人管着,下边有人比着,干活歇气儿都有准时候。当领导的也不是个个都好脾气,碰到脾气不好的训你几句你得听着。二是开会学习太多,不许打盹,还得发言,不发言人说你不进步,发错了人家又批评。”

何明义说:“这头一条我不怕。咱干的就是受气的买卖,什么尅没挨过?管他当官的怎么训,反正八路军不兴打人骂人,这不算什么。就这第二条邪虎。我自己做买卖爱说什么说什么,不爱说话的时候我就闷着。没话找话说,这可太难为人了。”

于师傅说:“其实呢,像你们这年轻人,学习学习还有好处。我不爱学习,还觉着一点不学习也不行呢!就拿今天来说,你左问右问,没把我问倒。这还是沾了学习的光。”

三说两说,何明义接受了于师傅的建议,当机立断:“明儿我就摘‘四海居’的招牌,跟你上工去。”

于师傅说:“别忙,真要去,还得办些手续。这叫参加革命,不是到私人买卖家吃劳金。我先回家吃饭,晚上再来跟你细说。”

何明义说:“我是开饭馆的,您为我办事,倒回家去吃饭,成心骂我怎么着?”

他也不等于师傅同意,就到后灶上挑火做饭。

屋里剩下晴雪一个人了,于师傅就问她:“何掌柜一上班,用不着你帮工了,你打算怎么办?”

晴雪说:“我给他做家务。”

于师傅说:“建筑工地不比工厂,盖一批房子搬一回家。离家远了,就要住工棚去,有多少家务给你做呢?”

晴雪说:“那我给他看家。”

于师傅说:“现在解放了,妇女都出来参加建设,你没见连我老伴都出去当临时工了吗?挣钱多少还在其次,要紧的是给国家做点贡献。你对何掌柜感恩不忘,这叫有良心。可你想想,光是何掌柜一个人对你有救助之恩吗?”

晴雪说:“还有于奶奶跟你们一家。”

于师傅摇头说:“那不值一谈。前几年你还小呢,就因为你,巡警大兵、流氓地痞三天两头上‘四海居’来找麻烦,要是不解放,你长到今天这岁数,何掌柜要保护你保护得了吗?”

晴雪脸红了,把头摇了摇,低下去。

于师傅说:“依我说,你闲下来,准备准备功课。现在各个部门都招人,各行各业的学习班也有的是,找合适的考它一个,自己有一技在身,既对国家有用处,自己也有了安身立命的路子。下班回家里住,挣钱交家里用,何掌柜看着比你围着他转更高兴。”

晴雪低着头,说:“我害怕,怕一出去……”

于师傅拦住她,说:“告诉你实话吧,你跟奶奶说了你的身世之后,奶奶第二天就告诉我了。”

晴雪“啊”了一声,两眼惊慌的看着于师傅,嘴唇光哆嗦,说不出话来。

于师傅说:“你别害怕。你想想这两年多以来,我坏过你的事吗?”

晴雪摇摇头。

于师傅说:“我就是看着你跟何掌柜都是好人,都是老实人,都是可怜人,我才把事放在心里,暗暗想法帮助你们。今天这步棋,我也想了两年了,现在才遇上机会,你放心,我叫你出去参加工作,准有把握对你没害处,现在也还是说说,你先琢磨着,真要找工作,怕也不是一两天的事。”

晴雪深深点了点头,长吁了一口气。何掌柜吆呼晴雪摆桌子,晴雪冲于师傅使个眼色,跑进灶屋端菜去了。

于师傅在何明义这儿吃过不止一次饭,知道他们的规矩。所以他和何明义对着脸喝酒、吃菜,晴雪站在一旁伺候,他并不介意,也不拉晴雪一块吃。他们吃完了,晴雪把桌子收拾干净,进灶屋自己去吃饭。于师傅就和何明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等晴雪吃完饭,于师傅这才说:“你先回去给你大妈送个信,说我在这边吃了,还有点事跟你哥商量叫他们别再等我。”

晴雪给他们沏上壶酽茶,这才离去。

何明义守他师父订的戒条,“卖酒人不自饮”,一向不动杯中物。今天想到以后自己就不卖酒了,心里既轻松又沉重,就开戒喝了两杯,这时满面通红,脑袋发晕。

于师傅问道:“老何,咱们是好朋友不?”

何明义说:“天地良心。”

于师傅问:“咱们够交情不?”

何明义说:“老佛爷在上。”

于师傅:“那你有的事为什么一直瞒着我?”

何明义一下酒醒了一半,直勾勾的看着于师傅。

于师傅说:“你别急,朋友之间,讲不讲没关系。我也不爱打听人家私事。现在你要参加革命工作,我可得告诉你,工人阶级可讲究对党对国忠诚老实。我们去年开展了个忠诚老实学习,谁都得把自己瞒人的事交待清楚,交待了组织上也不小看谁,倒是更信任些。”说着,于师傅从挎包里掏出一张白纸来,铺在桌上,说:“上工之前,得先填一张表,写清个人历史,社会关系。这表上可不许说瞎话。你能填不能填?”

何明义有点急了:“我跟您认识这么多年,我偷过谁,抢过谁,有什么事瞒人的。”

于师傅说:“青雪的爹妈是什么人?跟你是什么个关系?晴雪怎么跟你上北京来的?你照实说过吗?”

何明义像打得鼓鼓的轮胎,滋的一声撒了气,软绵绵地坐在椅上了。呆了半天,才说:“我是可怜这孩子,怕给她招灾!”

于师傅说:“你是不是觉着中国就你一个好人?解放前你瞒着还算有理,现在是新中国了,人民政府怎么样你心中有数呵!你参加工作我是举荐人,可你家里怎么回事我说不清,我怎么向公家担保?”

“其实,也没啥,我告诉您!”

“晴雪的父母是什么人?”

“是日本人!”

晴雪的父亲叫小林幸次,是鹿儿岛人。父亲死得早,跟着哥哥忠一生活,哥哥是陆军部的参谋。幸次在中学时参加过世界语协会,受到些左翼思潮的进步影响。幸次受到了警务部门的注意,把情况告诉了他哥哥,为了断绝他和左派集团的联系,忠一命令他去满洲求学。他到大连考上了南满医大,毕业时已是“九一八”以后了,征召到关东军去当军医。关东军到开原剿共,和东北抗日联军作战中幸次受伤昏死过去。等他醒来,抗日联军把他俘虏了,交给卫生队。卫生队长叫人把他抬回了密林营地,放在一个桦木枝子搭的马架子中。幸次醒来后,发现受伤处用灰色的绑腿扎着。一个大汉端着一碗开水冲的鸡蛋羹正望着他。

看了这环境,他自言说:“我到了什么地方?”

那大汉欣喜地把碗送到他嘴边,说:“你昏了一整夜了,先喝了这碗鸡蛋羹再说话。”

幸次说:“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

大汉说:“你做了中国军队的俘虏。”

幸次便闭上眼,把头扭过去,叹了一口气。叹完气他才觉得这大汉是在用日语跟他交谈,不由得惊奇起来,又睁开了眼,问道:“你是日本人吗?”

“中国人。”大汉说,“你的上两班同学谷正仁。小林幸次先生。”

幸次不记得有这么个同学,便狐疑地问:“你们抓到我想把我怎么样呢?”

谷正仁说:“放你回去。”

幸次说:“有个条件,先要我提供日军活动的情报是吧?”

“我们不强迫。你随便。”

“我什么也不会说。”

谷正仁说:“我们也不想问,我就想叫你把这鸡蛋羹喝了。你怕有毒药,我可以先喝一口。不过,我们只有这两个鸡蛋,我喝了你就少一口,恐怕支持不到你往回走那么远。”

“你别以为我胆小,毒药又怎么样?拿来我喝。”

幸次把碗拿过去,一昂脖儿喝光了,问:“我可以走了吗?”

谷正仁说:“不行。”

幸次说:“审问吗?动刑吗?”

谷正仁说:“让你看看我们的军队,你回去可以当情报报告你的上级。”

谷正仁叫进两个人来,抬起用桦枝做的简陋的担架。

这马架坐落在大森林的深处。树下散乱地坐着几个年轻的军人,有的在用钢盔煮什么,有的在整理一卷卷的灰布绑腿。大汉领着担架上的幸次走了几十步远,在一棵横倒的枯树后边,草地上什么也没铺,躺着几个伤号。有两个年轻军人在给他们上药。靠着枯木,坐着两个轻伤号;两人手捧着军帽,用手抓东西吃。

谷正仁伸手也从军帽里抓了一把黑褐色的东西,递给幸次:“你不怕喝毒药,大该也不怕吃这个,试一下看。”

幸次伸手捏了一点,又苦又涩。实在难下咽。但他闭上眼,使劲一吞,还是咽下去了。

谷正仁又让担架抬到躺着的伤员旁,从一个年轻人手中要过上药的药罐。把药罐送到幸次面前说:“刚才那东西很难吃,如果加上这个,味道就好一点了,敢试试吗?”

幸次带着敌意地把药罐抢过来说:“不就是外伤药吗!看来你确实是个大夫,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入口,什么东西不可以入口,我吃给你看!”

幸次喝了一口,咸得发苦。他立即辨出是盐水。他扔下罐子,说:“怎么样,戏弄够了吗?”

大汉说:“你太无理了,不应该把罐子扔掉,糟踏了我的药!盐是我唯一的药!你没看见我的伤号空口吃树叶野草却不肯喝一口这盐水吗?”

幸次有点恍惚了。

“小林幸次军医!”谷正仁突然暴怒地喊道,“你回去告诉你的上级,我们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跟你们作战!这样的军队你们能战胜吗?我们一直要把你们的脊梁骨扭断,赶出我们的国土,不信就走着瞧!我要你的情报?你们的话不值一个屁!滚!把他抬走,抬到他可以自己爬回去的地方!”

担架走了几步。幸次要求停一停,他招手要那个谷正仁过来。谷正仁尽管怒气未消,还是过来了。幸次说:“请原谅,我是个军人,我只能执行命令,我个人与中国没仇!”

“日本军队有什么权力在中国土地上执行命令?”谷正仁压了压火,用缓和一些的口气说,“幸次先生,你曾经是进步过的,你懂得什么叫侵略?走吧!”

当担架抬到距一个镇子不远的地方,他叫抬他的人停了下来,并且要求他们把他身上缠的灰布绑腿冒险解了去。他看着那两人带着担架走远,才困难地往那镇子上爬……

幸次军医失踪了一天一夜,被中国老百姓送回来了。关东军司令部把他关到监狱医院审查就医三个月,始终不相信他没有被俘,可又没有证据,让他提前复员了。但不准他回国,限令他到抚顺地区的开拓团去报到。他报到后,在抚顺城里开了个私人诊所,和开拓团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不久生下了晴雪。晴雪七岁时,幸次的妻子染上流行病,几天就去世了。他带着晴雪过了不到两年,又娶了满铁的一个女职员由起美和子。

由起美和子也是个孤儿出身的人,富有同情心,但是头脑简单。她和幸次相处得很好,因为她爱护晴雪。但在重大的事情上幸次不和她商量,嫌她目光短浅。

一九四四年冬天,幸次到郊区一个开拓团的居留点去行医,回来时天晚了,他坐在一辆从中国农民那里租来的马车上。那个中国人不会说日本语,一路上只是不断的吸烟、咳嗽和吆喝马。路上静悄悄的,又黑又冷,幸次缩着肩膀坐在车上,觉着连五脏六腑都冻僵了。而同时许多单身日本人遭到报复杀害的故事纷杂的从他冻僵的心底冒了出来,使他有一种隐隐的恐怖。正在这时候,马车“吱”的一声,停止了。幸次疑惑地问:“什么干活?”

马车伕并不回答,走到路边去小解。

他觉得自己也想小解了,便困难地从车上爬下来。

收拾衣服后,为了消除那种恐怖感,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车伕一支。那车伕感谢着掏出了火柴,就在这一刹那,从右边山坡下,传来一声轻微的,可是清楚的呻吟声。马车伕不由得把手停住了,忙说:“别抽了,咱们走吧。这地方不素静。”

幸次问:“这是什么地方?”

车伕打个冷战,说:“平顶山。”

幸次觉得一股冷气穿透了他的脊背。

平顶山在一个矿坑不远处。日本军队在这儿制造过一次大屠杀惨案,把一个镇子上几千名男女老少全用机枪扫射死。然后埋上黄土,在上边铺了一条公路。从此山右侧的一条小沟就成了丢弃“特殊工”尸体的所在。在虎列拉流行的季节,这里一天能扔上百具尸体,泼上汽油烧毁。幸次亲眼看见过这场面。

他爬上了车要走。这时呻吟声又来了,而且比上一次更清楚。幸次从药箱中摸索出手电筒,说:“来,我们看看去。我是医生,听到这种叫声不能掩耳而过。”便从车上又跳下来。

车伕并不懂他的话,可从他的语气明白了意思。用绳子把马腿绊了一下,随他顺着声音摸索着往右山沟里寻去。转到右侧沟中,幸次打开电筒一照,尽管知道这里是“万人坑”,可仍然吓呆了。

那时暴行还在继续,山沟里不仅抛弃着白骨,还丢弃着刚刚失去生命的人体。就在离尸体堆几十米远的地方,一个满身血污的人,间歇的发出了和死神争斗的声音。

幸次走近那人,用手摸摸那人的胸口、鼻孔,又翻开眼皮拿手电照了一下瞳孔,忙对车夫说:“你的背着他,上车去,他活着。”

幸次到午夜才赶回家。他叫开门,叫车伕把昏迷的人背进他的诊疗室。美和子和晴雪习惯地帮他拉开灯,弄好诊断台,拿来听诊器。病人放到台上,她们才看出是个中国人。

幸次拉开抽屉,抓出几张钞票塞给车伕,那车伕收下了。幸次把晴雪叫过来,说:“你替我翻译一下,告诉他,这件事不要说出去,救人要救到底。”

车伕听了晴雪的翻译,把钱从腰里又掏出来,放在幸次的桌上,鞠一躬,说:“先生,我也是中国人!谢谢你,你是大大的朋友!”

车伕走了。幸次并不理会美和子疑惧的脸色,招呼她拿药,拿注射器,拿暖水袋……

半个钟头之后,病人长长地呻吟了一声,睁开了眼,看了看周围,先还冷漠,随后那眼神紧张起来,充满了敌意。

病人无力地问:“你们是谁?这是哪儿?”

幸次叫晴雪来翻译,说:“你别问我们是谁,我们也不问你是谁;你别问这是哪儿,我们也不问你从哪儿来的。好不好?”

病人问:“那你到底要叫我干什么呢?”

幸次说:“按我吩咐的接受治疗。”

病人怀疑地说:“你们日本人……”

幸次说:“就像中国有坏人一样,日本也有好人。”

病人不再说什么,只好听天由命。

这病人并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病,只是因为疲劳过度,营养不良和重感冒发高烧,被劳工营的日本人怀疑是传染病,和其他确已病死了的人扔在一起,任他去冻死。

幸次把他藏在后院,让他扮作雇来的工役,调养了个把月就脱险了。由起美和子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丈夫这种冒险行为,虽然不敢反对,可总是流露出厌烦和恐惧。看到病人已经没有危险。她就催促丈夫让病人离去。丈夫说:“救人要救到底,把他放出去,不出三天他就会被人认出来抓住。应当托一个满铁的人把他秘密送走。”美和子问:“送到哪里?”幸次说:“离开抚顺就行,当然越远越好。”美和子找来一个日本司机,姓藤田,说这病人是她家雇用的杂工,把良民证丢了,怕抓劳工,要离开抚顺,请他帮忙。藤田常找幸次看病,人也善良,答应把人藏在机车中带出去。

相处一个多月,病人和大夫谈话都要通过晴雪当翻译。吃饭、喝水也是晴雪送来,病人与晴雪相处得就亲切起来。这天晚上,吃过饭后,大夫拿了几张钞票,一套旧衣服,喊晴雪一道来到了后院。

病人有点奇怪,忙问:“有什么事吗?”

幸次说:“你好了。我这儿并不安全,我不能再留你。今晚上我托人把你送出抚顺去。我没什么可送你。这一套旧协和服,你穿上便于在火车上掩人耳目,几十元钱,救你燃眉之急。”

病人说:“中国人讲究有恩必报,你把名字告诉我,有一天我混好了决不忘你。”

大夫说:“不必了!中国跟日本,咱们两国人恩恩仇仇的账麻烦得很,你我个人之间算什么?快走吧!”

病人换上了衣服,由晴雪领着悄悄到车站外一个道岔上。晴雪把他交给了藤田。病人拉住晴雪的手,说:“小妹妹,我叫何明义,山东人,在北平做生意。告诉你爹,将来有一天我会报答他。”

日本天皇在广播电台发布投降诏书之后的几天,伪满洲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的大混乱。在东北一些地方,这混乱最先往往是日本侵略者自己豢养的特务、流氓起的头,随后伪满国军又接受国民党政府委令,以“维持治安”为名,把混乱推向高潮。至于普通的中国百姓,他们仇恨满腔,自发地找那些民愤极大、罪恶昭彰的异族统治者清算血泪账的事也是有的。但他们对普通的日本居民却是极为宽容恕道,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情。伪满军队到处以查户口为名抢劫。美和子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她要幸次带着全家步行往安东方面走。幸次摇头,说那里也很混乱,不如等中国的正式军队到来,那时自会对日本人有个安排。他把晴雪头发给剃光了,换上一套硕大的男人衣服,美和子刚生下的小儿子勇男才八个月,离不开妈妈。美和子无法伪装成男人,只得往脸上涂些炉灰,成天蓬头垢面,尽量装得老丑一些。家里有些金银细软,她认为放在哪里都不合适,心想军人再野蛮也不致搜查抱孩子的女人的身体的,便卷在腰带中缠在身上。美和子忘记了这批“满洲国兵”是日本军官统带的。日本军官在扫荡时曾纵容他们的一切禽兽行为。有一天,伪军闯进幸次家,把幸次和晴雪关进后院,单独在前屋搜查美和子。伪军走后美和子抱着孩子来告诉幸次,缠在腰带上的财产全叫满洲国军抢走了。

幸次浑身颤抖,抡起胳膊打了美和子一个嘴巴,把自己关进诊疗室再也没有出屋。

天暗以后,晴雪不安的来敲他爸爸的门,问道:“爸爸,要吃饭吗?”

幸次没好气地说:“你跟妈妈先吃吧,我吃不下。”

晴雪说:“妈妈出去了,半天了还没回来。饭是我做的。”

幸次这才急忙跑出来,前后院看了看,问晴雪说:“你妈没说上哪儿去?”

晴雪说:“她说上高岛先生那儿去借一瓶酒,因为你生气了……”

“糊涂女人,这时候还借什么酒!你快把她找回来!”

高岛的杂货店与幸次的诊所隔着两条街。晴雪到那里天已全黑了。高岛先生说,小林太太并没有来过。晴雪急忙往回走,刚拐到主要马路上,从右边来了一群人,把她卷进了人流中。这是一群日本人。男的背着背囊,女的背着孩子,中间夹杂着被搀扶的老人,急急忙忙往辽河方向走。两边还不断传来催促声:“快走,快走。”晴雪好容易挤出人流,走到路的另一边,一个满洲国军官举起手枪,指着她喊道:“上哪儿去?”

晴雪说:“我回家。”

“混蛋,回到队伍中去!”旁边的大兵捣了她一枪托,把她推进了人流中。她踉跄了几步,险些没有跌倒。一个中年人扶住了她,那人说:“走吧,孩子,再出去他们会开枪的。这是报应,谁让我们喂这些狗的!天皇说了,我们要忍人所不能忍……”

这队伍是从北方远处被驱赶到海滨城市去的。在路上露营了一夜,第二天到了沈阳。在沈阳车站每人发了几张煎饼,围在广场中等候火车。晴雪忽然在一群忙碌的铁路工人中发现了藤田。她找个机会,装作上厕所,一绕弯,冲进工人群里,抱住了藤田的胳膊,伪军只以为是一个小孩跟司机相识,也没过问。原来藤田还在开车。伪军要用火车,缺了司机不行。

藤田问她怎么卷到这个队伍中来了?晴雪哭诉了经过。藤田说:“要赶快离开这队伍,难民营里的情况可怕得很,你是个姑娘……”

晴雪说:“我跟着你吧。”

藤田说:“不行!我天天都住在值勤室里,不能带人。”

“你帮我回抚顺去吧!”

“去抚顺不通车了,路上很危险,最好找个熟识的中国人家里躲一躲,老百姓心眼好,不像这些满洲国军。”

“你有相好的中国朋友吗?”

藤田拍了一下脑门,说:“喂,你记得在你家养病的那个人吗,就是我送出抚顺的何明义。”

晴雪说:“记得,记得。”

藤田说:“我在鞍山见到他了,他在卖煎饼。我的车一会儿就去鞍山,我把你藏在司机室带走。我知道他卖煎饼的地方。”

何明义只能讲幸次是怎么救他的,藤田又怎么把晴雪送到他那儿去的,别的事他不清楚。

他说完之后,于师傅问他:“就这么点事,你为什么不敢说?”

何明义说:“以前说了怕晴雪受欺侮,我保护不了她。现在又怕别人疑心我跟日本人拉拉扯扯,失了中国人的骨气。”

于师傅说:“我早知道这件事,我就没这些想法。”

何明义问:“您怎么知道的?”

于师傅说:“晴雪跟奶奶无话不谈,我能不知道?连你不知道的事我还知道点儿呢。”

何明义问:“您把这事已经告诉工地的领导了?”

于师傅说:“这是你的事,用得着我多嘴吗?我就劝你注意,对政府对公家不能隐瞒私情。”

于师傅留下登记表,叫何明义明天填上,嘱咐他在个人历史栏里要把收养晴雪的事填明白,后天他领着何明义上工地报到去。

何明义自己不会填表,要叫晴雪替他写,怕晴雪有顾忌,第二天晴雪来后,没提填表,先摆出个架式要和晴雪先谈心。岂不知昨晚于师傅回家已和晴雪谈过了。晴雪虽然极不愿意把她的身份公开,但相信于师傅决不会安心害她;也知道这层纸早晚非捅破不可,所以反倒比何明义还爽快。她说:“您不用细讲,于大爷全告诉我了。我就给您填吧。”

表上许多项目,晴雪是知道的:“姓名”、“年龄”、“民族”,她问也不用问。“婚否”这一项,她认为也不必问。只写到籍贯、历史这些,她才问一句填一句。填好之后,她从头到尾念了一遍,何明义逐项点头,转过天来就拿这份表去建筑公司报到了。

新工人报到,工地负责人照例都要亲自见见面,谈谈话。别的工地上,这事多半由工地主任来做。若是工程技术人员,则由主任工程师来做。这甲字工地有点例外,一律由支部书记齐大远来接待。倒不是齐大远揽权,他办这些事,是补工地主任尚可用的不足。尚主任虽然身兼施工工程师,可是他不认字,也不大会说整齐话。这人在旧社会一直干营造厂,是监工、把头出身。私营营造厂和国营建筑公司合并的时候,他正主持一个工地的施工。按着合并的某些规定,他顺水行舟就当了工地主任;并且由于团结旧技术人员的政策,正式评为工程师。

齐大远就和尚可用两人一起接待了何明义。头一天于师傅已经先口头汇报过了,齐大远粗粗的看了那张表,便放在了一边,请尚主任谈谈工作。

尚主任五十来岁,已秃了顶。他讲话前先用手摩挲一下头顶,然后说:“来了好好干,国家不亏待人,现在这工地,可不是以前起锅伙了,人家交多少钱得给人吃多少钱的东西,别想从伙食费里抠钱,亏了有国家顶着,挣了可不行。挣了工人闹意见,我可答复不了。”

何明义说:“是,上头不是有班长吗,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就是了。”

尚主任说:“也别光听班长的!他是卖腌萝卜出身的,做菜什么也舍不得放,就舍得放盐,能把人咸死!他叫你多放盐,你可别听。”

何明义忍住笑答应个是,觉得这主任挺没架子。

尚主任说:“我没有说的了,让书记再谈吧。”

齐大远告诉他工地上的制度,工作上的要求和各项待遇。说头三个月试用,按临时工发钱;过了三个月,按技术能力,工作表现再评等级。“四海居”的房子要拆,给他安排到工棚里暂住,以后大楼盖好,头一批就让他搬进去。并说明现在尚主任全家和他自己也住在临时工棚里,何明义来了都是邻居,以后有事可以随时交谈,问他这么做有什么意见。何明义说:“上边想的比我还周到,我有什么意见?要说工地的规矩,这比我小时候学徒宽多了,不算个事。我一定卖力气干。”

齐大远说:“你妹妹的事,我们问了有关单位,人家作了详细回答。”

何明义心捏紧了,身子往前一趋,瞪大眼睛,说:“是是,我听政府的。叫我怎样我怎样。”

齐大远说:“她是中国生中国长的,从十几岁跟你一块生活,又跟日本没任何联系,我们看作是你的正式家庭成员,是中国孩子。”

尚主任说:“她算中国人,明白不,不是外宾。”

何明义说:“懂,咱求的就是这个啊!”齐大远说“不过这孩子究竟还有点特殊,长大以后,因为这点血统关系,也许还要为中日友好多尽点力,咱们要多照顾点儿。以后你生活要有困难,尽管跟组织上提。有入学招工的事,咱们跟有关单位联系,尽量优先录用。眼下北京不少单位招学徒,你们商量一下,要愿意去,我们给联系。”

何明义先听到,“这孩子究竟有点特殊”,心想:“完了,还是得受辖治。”等听说下文,高兴得心都要蹦出来了,连连说:“我谢谢,我谢谢。咱们政府就是好,我保证,这孩子不会没良心。”

齐大远谈完,叫通讯员领何明义到工地、食堂去看看。

通讯员领着他看完工地,便绕过一片脚手架,又来到个大工棚前。这个工棚,比右安门城楼子还大,顶上虽也挂了洋灰瓦,四面墙全是苇箔抹灰的。他们从中间一个门儿进去,就看见靠墙根放了十几张白木圆桌,两张又长又宽的长桌,几十条板凳。工棚东头有个戏台,西头是半截木栅栏,开着一个个小窗口,有点像前门西火车站卖票的票房子。通讯员告诉何明义,这里逢礼拜五晚上演电影,月初演一场戏,前不久鸿巧兰在这儿演的是《二兰记》,两千块钱一张票,工会出一千自己出一千。平常是食堂,建筑工人蹲着吃饭惯了,有桌子也没人用,所以不打桌子了。那一排窗口是卖饭口,工人凭饭票打饭,分甲乙丙三等。何明义问:“什么人吃甲等,什么人吃丙等?”通讯员说:“大工匠、工程师吃甲等;他们钱挣的多,买饭票不算细账。农村来的合同工、学徒工吃丙等。学徒工挣的少,吃不起好的。合同工吃的起可舍不得吃,想攒下钱回家盖房娶媳妇。书记、工长、二三级工吃乙等,他们舍得吃,可钱不富裕,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明义问:“伙房的人吃饭怎么算?”通讯员笑道:“贱年饿不死厨子,你们交六万块钱,随便吃!”说着,通讯员领他从卖饭口旁侧一个小门进到后边伙房里去。

何明义干了二十年饭馆,还没见过这样的伙房,一溜七八口大锅,旁边还有小火口,红白案加在一块够十来个人。蒸馒头的蒸馒头,剁菜的剁菜,通讯员从灶上把班长罗师傅叫了过来,给他俩介绍了一下。罗师傅说:“欢迎,欢迎。书记已经说过了,何师傅是老手艺人了,来了就管红案的小炒吧。”何明义客气说:“我手艺不行,以后请班长多关照。”罗班长说:“革命同志,别说客气话,我是军队里伙伕出身,干粗活行,细活得靠你们手艺人。报到了吗?”通讯员说:“书记说从今天起就算上工了。”罗班长问:“家安排没有?”何明义说:“还没有。”罗班长说:“先搬家,安置好了再干活,不忙在一两天上;搬家人手不够说一句,咱们炊事班去给你帮忙。”通讯员说:“书记跟主任都商量好了,他跟木匠于师傅一块搬,我们办公室的人去,不用你们了。”

何明义并没听主任和书记同他谈搬家的事,心中纳闷,也不好问。参观完食堂,通讯员领何明义穿过一片工棚区,到南边铁丝网外,比较清静的地方。这里也有几排工棚,隔成一户户单间;门口放着炉子、小孩车、菜篮;门前立了几根柱子,柱子上扯了铅丝,晾了些小孩尿布,大人的工作服、床单、毯子之类。靠头上,有个小院,这时正有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和一个三岁的小男孩抱了些劈材、烂纸从小院出来往工棚这边走。通讯员就招呼说:“熊同志,全搬完了吗?”那女同志笑着站住脚,说:“搬完了,谢谢大家。我又去老住处,把劈材、废纸的捡吧捡吧。”通讯员介绍说:“这是熊兰同志,在服务学校当书记,咱们齐书记的爱人。两口子都是书记。”又对熊兰说:“这就是何师傅。”熊兰点点头,说:“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还请何师傅多帮助。”何明义从没见有身份的人对他这么尊敬过,忙说:“您多帮助,您多帮助。”通讯员就把何明义领进了那个小院。

这小院是遗留下还没拆毁的一个家庙,清水墙兽脊瓦。粉白影壁,正房和东西厢房各有三间,正房锁着,东厢房一个妇女在那做活计,西厢房敞着门,里边空空的,扫得很干净。通讯员领何明义到西厢房里看了看说:“支部齐书记原来住在这儿,今天腾出去了。”

何明义说:“还要来人?”

通讯员说:“就是给你腾的嘛!”

何明义觉着不会听错,可还是又问了一句:“给谁?”

“给你”。

何明义简直懵了,忙说:“为什么?是不是于师傅替我吹牛了?我就是个做饭的,我有个地方就行,我……”

这时对面屋的女人放下针线过来了,笑嘻嘻地说:“听说你有个妹子,这外边的筒子房太杂,上边怕不方便,我原来说我们搬的,可齐书记不让。新社会嘛,越是领导越有个谦让劲。”

何明义说:“这我可不敢当,我是个草木之人……”

通讯员说:“甭客气了。你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后天咱们去两辆车,连你带于师傅全搬过来,反正是暂住,等那边房子盖好你们就都搬走。”

何明义从工地出来,简直都不认识东西南北了。鞍山在八路军管理时他呆过,觉着不错,可还没像这样。他觉着今天像来了个就地拔葱,跳起来几十丈,自己一下子到了云彩上,原来这才叫新中国。

熊兰虽搬到大工棚去了,何明义搬来后她却常来照看晴雪。晴雪要出去当学徒,熊兰问她学什么工种?晴雪说:“跟我哥干了几年饭馆,我觉着学上灶就挺不错。”熊兰的服务学校有烹饪专业,暑假时,她就叫晴雪去报了名;因为她知道晴雪的情况,和学校商量一下,优先录取了她。晴雪在“四海居”有过点实践经验,又喜欢这个行当,自然进步就快,一连几期都评上了三好学生。老师、同学从来没把她另眼看待,她自己也从没设想还能有什么另外的生活方式,渐渐的,幼年时代的苦难记忆淡漠下去了。只有一点她不能忘:没有何明义,她不会有今天。

晴雪因为手艺学得不错,毕业后留在学校办的“实验饭店”当了见习厨师,是红案上的主要操作人。学校组织老工人给学生上阶级教育课,实验食堂的人也参加。老工人在哭诉旧社会的苦难时,谈到日本侵略者带来的灾难,听了令人发指。熊兰怕她感情上有距离,找她谈了一次话。晴雪说:“我有什么接受不了的?我还想上台去控诉呢!”她讲了何明义在东北遭的苦难,还讲了她亲眼看到的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熊兰对她的政治觉悟很高兴。从此,熊兰和晴雪的感情又深了一步。

晴雪的技术在内行中间渐渐有点名气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长成了个瓜子脸,双眼皮,皮肤细白,嘴唇圆润艳红的漂亮姑娘。她不得安宁了。三天两头有人来关心她的生活。似乎每个人都有义务把一个好男人或是自己介绍给她候选,热情的、渴慕的信件一封接着一封寄到她名下,甚至直接塞进她的提包里。

她选了十几封信,下班后,拿着去找熊兰同志。

熊兰原是清华学外语的学生,解放前参加了地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时齐大远是燕大文学系学生,是地下团委的领导人,他们一块搞学生运动,一块读毛主席、刘少奇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写的论述青年修养的小册子,培育了感情的萌芽。北平解放,从学校出来参加工作时,她和齐大远都抱定一个愿望: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北京市委把齐大远分配到建筑口,把她分配到服务系统,各自都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做起政治工作来。一九五〇,熊兰入了党,当年就和齐大远结了婚。

熊兰工作,居住都在工人和基层干部的圈里,也一心要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可她的朋友仍然在知识分子中。这使她很困惑,也很苦恼。搬到“四海居”宿舍以后,她周围仍是工地同住的那几位老邻居。但和有的人就密切些,有的人想亲密却无从下手。她和康世纯夫妇并不常来往,但偶一交谈,互相就都有话说。她关心尚主任的妻子,却不知找什么话来谈心。尚大嫂是尚主任的合法妻子,连政府都承认,可她受另一个女人的气。老尚在旧社会生活上荒唐,至今需要把工资的百分之八十拿去供养另外一个人家。尚大嫂和孩子的生活却要靠她为毛衣厂打毛衣,为电器厂挑云母片来维持。熊兰一心要帮助尚大嫂,却不知怎么做。她教尚大嫂到法院去告老尚,至少要他交出工资的一半。可尚大嫂说:“这是旧社会的不良风气造成的,能全怨他吗?你看,他当个主任,天天拣工人扔的旧鞋穿,拾地上的烟头抽,够惨的了,我还能再捅他一刀吗?算了,我只当他死了!”可并不当他死了。老尚偶然来一回,她还用自己苦挣来的钱给他打酒炒菜。尚大嫂营养不良,常生病。她去看尚大嫂,坐在床边半天找不出话来说,因为她觉得关于老尚的事外人说不出口,不谈这个谈别的,又不能使尚大嫂宽心,她只能买斤苹果劝她吃苹果。可于大妈端碗热汤也到尚大嫂家来了,进门就骂老尚是“王八蛋”,说他叫他“小妈”迷了心窍,良心喂了狗!居然把尚大嫂骂笑了,热呼呼的吃了热汤面,病好了。

熊兰和晴雪却是有话可谈的。

晴雪把那一堆信交给她,说:“这些人真讨厌,你不理他们,反映你骄傲,脱离群众;你给他个好脸,他就写信来了。您说我怎么办?”

熊兰说:“好办,你找定一个,宣布你准备结婚,这些人就偃旗息鼓了。”

晴雪说:“我不想结婚。”

熊兰问:“为什么?”

晴雪低下头拧辫梢,不吭声。

熊兰问:“找不到合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