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古希腊文学大家(1)

荷马

荷马，古希腊盲诗人，相传是古希腊两大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是否确有其人以及他的身份、出生地等，一直是西方学者有争论的问题。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荷马可能是公元前8、9世纪时一位朗诵史诗的盲艺人，他根据口头流传的篇章，整理了这两部史诗。

《伊里亚特》写由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骗走了斯巴达王后海伦，引发希腊联军讨伐特洛伊的10年战争。史诗集中描写第10年希腊英雄阿基琉斯和伊利昂城主将赫克托尔之间的决战，以赫克托尔的死告终。其中阿基琉斯是一个理想的部落英雄形象。

《奥德赛》则写战争结束后，希腊主将奥德修斯返乡途中的海上冒险和机智地维护自己的财产并与妻儿团聚的故事，它的形成比《伊里亚特》稍晚，反映了奴隶制度萌芽时期的生活场景，体现了对私人财产的捍卫，并通过奥德修斯之妻佩涅洛佩的贞洁、勇敢来提倡新的家庭道德规范。

两部史诗的结构巧妙，布局完整，塑造了众多英雄人物，也被称为“英雄史诗”。基本主题是热爱现实，肯定人的奋斗精神，强调对人生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史诗的语言也很有特点，尤其比喻丰富多彩，贴切生动，被称为“荷马式比喻”。此外还常用重复的手法，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

伊索

伊索，约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寓言家，传说本是一个奴隶，因擅长讲寓言故事而获得自由，常出入吕底亚国王的宫廷。公元前5世纪时，伊索的名字已被希腊人所熟知，希腊寓言开始都归在他的名下。

今天流传的《伊索寓言》，是后人收集改编的，共有300~400个小故事。伊索寓言大部分是动物故事，这些故事通过描写动物之间的关系来反映当时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如《狼与小羊》、《狮子与鹿》、《狗和公鸡与狐狸》、《两个锅》等；也有一些总结了人们的生活经验，教人处世和做人的道理，如《龟兔赛跑》、《狐狸与葡萄》等。

伊索寓言形式短小精悍，比喻恰当，形象生动，对法国的拉封丹、俄国的克雷洛夫、德国的莱辛等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埃斯库罗斯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出身贵族，曾参加马拉松之役和萨拉米之役，抗击侵略，老年时，因为和雅典人发生冲突，曾两次赴西西里。

他是古希腊悲剧的创始人之一，与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合称为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他出身贵族，共写了70部悲剧（一说是90部），生前得过13次奖，死后还得过4次。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波斯人》、《普罗米修斯》三部曲、《阿伽门农》、《奠酒人》等7部。

埃斯库罗斯对悲剧艺术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增加了第二名演员，使对话成为戏剧的主要部分；简缩了合唱队，使戏剧结构程式基本形成；还创造了舞台背景，并使演员面具基本定型。但他的作品人物形象单纯高大，是理想化的性格，并且一般是静止的，缺少发展。抒情气氛浓郁，诗句庄严。由于他在悲剧发展阶段对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贡献，故被称为“悲剧之父”。

埃斯库罗斯在政治上拥护民主派，他的悲剧中处处流露出民主精神。《波斯人》写波斯水师在萨拉米之役的覆灭，是现存的唯一以当时的现实为题材的悲剧，显示雅典的民主制度优越于波斯的专制制度。诗人认为，希腊人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他们是自由人，为保卫祖国的自由独立而战；波斯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波斯国王骄傲自大，受到神的惩罚，还因为波斯士兵是被奴役的人，在杀头的威胁下被迫作战。《七将攻忒拜》中的波吕涅刻斯是一个攻打祖国的叛徒，诗人用他来影射雅典僭主希庇亚斯，希庇亚斯曾在马拉松之役企图借波斯兵力复辟。

但是，埃斯库罗斯思想上存在着矛盾，他有时用贵族眼光来看待当时的现实。他在《报仇神》中劝雅典人不要随便修改法律，表示他不同意民主派对元老院的改革；他在《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中流露了调和寡头派和民主派的愿望。政治上的矛盾也反映在宗教方面。诗人把神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他一方面在《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中赞美神的公正；另一方面又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对神抱敌视态度。他一方面相信命运的威力，认为连神也不能逃脱命运的摆布，另一方面又相信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人应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埃斯库罗斯的思想矛盾反映了雅典早期民主派的特点，他们在政治经济上一向采用适当节制贵族，适当满足自由民愿望的改良措施；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力图使先进思想和传统观念调和起来。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充满了昂扬的战斗精神，常常有欢庆胜利的收场，表明他对民主制的胜利满怀信心。恩格斯曾经称他为“有强烈倾向的诗人”。

埃斯库罗斯最重要的作品是《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曲《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公元前479~前478）。悲剧取材于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的神话。开场时，宙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派威力神和暴力神用铁链把他钉在高加索山上。河神俄刻阿诺斯来劝他和宙斯和解，被他谢绝。普罗米修斯表示，“宙斯的王权不打倒，我的苦难就没有止境。”他知道，如果宙斯和某一位女神结婚，她将生一个比他强大的儿子，把他推翻。赫耳墨斯奉命来逼迫普罗米修斯把这个秘密讲出来，他坚决不讲。他说：“我不肯拿我这不幸的遭遇来换取你奴才的命运。”随后，天塌地陷，普罗米修斯被打进深渊。第二部曲《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已失传，据说，在剧中，宙斯为了摆脱他父亲克洛诺斯关于他将被推翻的诅咒，同普罗米修斯和解了。第三部曲《带火的普罗米修斯》也已失传，据说是描写雅典人对普罗米修斯的崇拜仪式和火炬游行，表现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信心。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希腊悲剧中主题最崇高、风格最庄严的作品之一。剧本用全宇宙来影射小小的雅典城邦，把民主派和寡头派表现为超人的神明，把民主斗争提升到关系人类命运的高度，表现了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高尚精神和雄伟气魄。全剧富于哲理和肃穆气氛，感情汹涌澎湃，体现了雅典民主派的自豪感。

普罗米修斯在赫希俄德的《神谱》中本来是一个小神，经过埃斯库罗斯的塑造，他成了一位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伟大的神，成了民主派的化身。他憎恨不正义的神，宁可承受亿万年的苦难也决不向他们屈服。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堪称不朽，他从古到今都获得进步人类的称赞，马克思称他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宙斯在剧中是个新得势的神，他敌视人类，甚至企图毁灭人类，是人类的公敌。他在普罗米修斯的帮助下推翻他父亲而获得王位，但他恩将仇报，对他的战友进行迫害。他不讲信义，残忍暴虐，专制横蛮，荒淫邪恶。在宙斯的形象里反映出雅典当日的僭主。除了攻击宙斯而外，诗人还讽刺河神的怯懦，挖苦赫耳墨斯的奴根性，所以马克思说，希腊众神在《普罗米修斯》中“悲剧式地受到一次致命伤”。

《普罗米修斯》的剧本结构简单，动作很少，独白和合唱队的抒情诗在剧中的比重很大，普罗米修斯就象是酒神颂歌中的回答者，剧中出现的人物向他提问题，他回答问题并抒发他的感触。宙斯在剧中始终没有出场，但他的淫威无处不在，他的无形的形象比有形的形象更有力。

埃斯库罗斯的其他名剧是《俄瑞斯忒斯三部曲》（公元前458年），这是现存的古希腊唯一的三部曲。第一部《阿伽门农》是古希腊最出色的悲剧之一。阿伽门农出兵特洛亚时，曾经杀死他的女儿伊菲革涅亚祭神，他的妻子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想为女儿复仇，串通她的情人埃癸斯托斯在阿伽门农得胜回国时把他谋害了。第二部《奠酒人》写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回国为父报仇，杀死他的母亲。第三部《报仇神》写俄瑞斯忒斯在雅典法庭受审，雅典娜女神宣判他无罪。剧本结束时，雅典人欢庆城邦的保护神雅典娜的节日。这个三部曲的主题是描写父权制对母权制的胜利和进步的法治精神对血族复仇观念的胜利。

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悲剧的真正创始者，恩格斯称他为“悲剧之父”。他使悲剧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备的形式。他首先采用三部曲的悲剧形式，每部既能独立存在，各部之间又有紧密的联系。据说，布景、庄严的舞蹈、高底靴和轻飘鲜明的服装都是埃斯库罗斯首先采用的。

埃斯库罗斯的人物都是巨人式的，但一般说来，他们的性格固定不变。他的悲剧富于抒情气氛，不大注重情节的戏剧性。他的风格庄严崇高，词汇丰富，但有时显得堆砌。

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蛙》里对埃斯库罗斯推崇备至，认为他的悲剧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他的作品在19世纪受到广泛的重视。据说，埃斯库罗斯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欧里庇得斯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5？~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出生在雅典领土阿提卡东海岸佛吕亚乡，贵族出身。他学习过绘画，热心于自然哲学，与苏格拉底和一些诡辩派哲学家交往，被称为“剧场里的哲学家”。他晚年由于反对侵略战争，对神抱怀疑态度，以致不见容于雅典当局，到马其顿国王宫中做客，后来死在那里。他大约写过92部悲剧和萨堤洛斯剧，现存有《美狄亚》、《特洛亚妇女》、《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希波吕托斯》等18部悲剧，得过5次戏剧奖。

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反映了奴隶主民主制发生危机时期的雅典社会。他主张维护民主制的一些重要原则，认为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应一律平等，人人都应有发言权，他也同样谴责僭主。但他和前两个悲剧家不同。埃斯库罗斯热烈拥护民主制，索福克勒斯对民主制的信心已发生动摇，欧里庇得斯则深切体会到民主制所产生的严重弊端。他受到诡辩派进步思想的影响，对于雅典城邦对外侵略、对内压迫的政策，对于当时的妇女地位和宗教意识都发生了怀疑。他说神是“古老的谎话”，甚至认为，“奴隶身上只有一件东西不体面，那就是奴隶这名称。”在欧里庇得斯看来，决定人的命运的不再是神，而是人自己。欧里庇得斯在某些地方超出了奴隶主民主制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但他也没有完全摆脱旧思想的束缚，仍旧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宗教观念。

欧里庇得斯和其他的悲剧家一样，也借用现成的神话和英雄传说的情节进行创作，但他改变了这些传说的性质。希腊众神在诗人笔下失去了神性而无恶不作；古代的英雄也失去他们的庄严而变得厚颜无耻、自私自利；特洛亚战争也失去了英雄主义的色彩而成为野蛮残酷的侵略战争。这种不同的处理，一方面是由于诗人的意图在于托古喻今，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诗人对理想化了的传说发生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