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1892年出生于东京。

芥川龙之介出生后不久，因为母亲生病，不得不送给舅父芥川道章家寄养，后成为芥川家养子，更姓芥川。舅父是没落武士出身，虽有薄产，但还需依靠供职的薪金过活。养父尚喜南画与俳句，居住地区又是江户时代文人墨客萃聚之处，芥川自幼在这样一个文化艺术氛围浓郁的环境中生活，因此熟通琴棋书画。

他自幼聪明、好学善思，但体弱多病，神经异常敏锐，少年时期就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表现出浓厚的文学兴趣。1913年中学毕业，以优等生被优先录取在东京高等学校学习。

大学时代，他更广泛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尤其是19世纪末的西方文学对他影响更深，如斯特林堡、法朗士、波德莱尔、王尔德、爱伦·坡等作家，正如他自己所述：“我也是在19世纪90年代的艺术气氛中成长起来的”（《萩原朔太郎》）。这初步形成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在思想倾向上，他有早期法朗士的怀疑主义思想和波德莱尔的悲观厌世情绪；在艺术观念上，他有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的美学观。他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尝试，参加了“新思潮”文学组织，并是其中得力的一员。后来经文友的介绍加入了夏目漱石的“星期四聚会”，成为夏目的门生。在夏目指导下进行创作，取得了文坛上的名声。

大学毕业以后，在海军军官学校任教。这时期出版了小说集多种，成为当时知名的作家。1919年3月辞去教职，加入“每日新闻”社，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21年3月曾被新闻社委派到中国考察，先后旅行了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长沙、北京、沈阳等地，因身体健康不佳和中国动乱，不得不提前回国。在中国，他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结交了不少中国名士，也目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这些内容都写进了《中国游记》里。

芥川龙之介晚年过着“多事、多难、多忧”的日子。他身体病弱，精神恍惚，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引起思想的恐慌愈来愈严重，加之家族经济的负担加重，使他悲愁难消、痛苦难解，终于在1927年7月24日凌晨服毒自杀。他的死是社会问题。他在遗书中说他“对未来怀着莫名其妙的不安”（《致友人书》），正是因为这种不安的感觉导致出自戕的行为。这体现了一个敏感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动荡不安和矛盾加剧的社会面前的恐惧感和绝望感。

芥川龙之介一生创作了中短篇小说一百多篇，还写下不少童话、小品、随笔、札记、评论、戏剧等等，他为日本人民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苦心孤诣，所以篇篇作品构思奇巧、寓意新颖、俊逸精当，构成一个绚丽多姿的艺术世界，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因之他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短篇小说巨擘”；又由于他的作品奇特、别致、诡谲，所以他又被称为旷世的“鬼才”。他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一些文学评论家把他那个时代称之为“短篇小说全盛时期”。

芥川龙之介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他辞去教职而专事文学事业的1919年为界，前后两期在创作倾向、艺术风格方面，有很多不同。

第一个时期是以历史小说为主，他发挥了自己学识丰富的特长，广采历史轶事、传闻，写出了众多的特色鲜明的历史小说。他的两篇成名作品《罗生门》（1915）和《鼻子》（1916）都取材于日本古代故事文学集《今昔物语》，利用历史的场景，写出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和事。《罗生门》写在古代平安朝末期，灾难横生，京都荒凉，一个被解雇的仆人走投无路，来到罗生门楼避雨，见门楼上尸骨如山，一个瘦弱老婆在拔死人的头发。他本想申斥老妇的不义行为，转念在生死攸关之时无道德观念可言，旋即持刀胁迫老妇，剥其衣裳而去。《鼻子》描写一位寺院方丈，鼻子长半尺，受人讥笑，使他甚为苦闷。他多方求助偏方，使鼻子短如常人状，但又招来更多的人讪笑，这更使方丈不安，以致日夜苦恼，忽然一夜鼻子长如以往，才使方丈安心。这两篇作品，洗练精悍，立意奇巧，而且语言幽默、诙谐，得到夏目漱石很高的赞赏。前篇借用仆人的转念，深刻地揭示人们在生死关头，只为个人打算的自私自利的心理；后者以方丈鼻子受尽别人的嘲弄，披露了人们专以别人不幸而快慰的阴暗心理。尽管作品让人忍俊不禁，但其背后却潜藏着作者的不安和痛苦的心情，他把人情的冷漠看成是人类堕落的深渊。

《戏作三昧》（1917）描写的是封建末期江户时代小说家曲亭马琴晚年的一天生活，通过马琴潜心于完成终生大作《南总里见八犬传》的创作活动，吐露出芥川创作的甘苦，表达了他在艺术上刻意追求和不懈努力的精神。他笔下的马琴是“想表现我内心活动而假托的马琴”（《致边渡库辅书》）。

《地狱图》（1918）也是取材于艺术家生活的历史小说。它描写封建领主大公名下的一位名画师良秀的不幸遭遇和追求艺术完美的精神。良秀与《戏作三昧》的马琴一样，也是一位艺术大师，他自恃艺术高明，不屈从封建势力的压迫，作画嘲弄僧侣和佛陀，就连封建领主大公他也不放在眼里。他和秀丽端庄、温驯善良的女儿相依为命，但女儿不幸自幼成为领主府邸的使女。良秀除作画之外，唯一的愿望是把女儿领出府门团聚。他愿为领主画一幅地狱图的屏风以换得女儿的自由。他为了在创作上有实感，养了鹰、蛇之物，还把弟子捆绑起来让鹰、蛇来咬，使弟子恐慌万状，以便诱发出他的创作灵感。他想目击火烧华贵牛车和车子中嫔妃的凄惨景象，以便作画。阴险的领主答应画师的要求。领主骄奢淫逸，贪图画师女儿的美色，几次下手均未得逞。他借画师的要求，报复画师父女，把画师女儿捆在牛车里，架火燃烧。良秀见之，无限惊愕，但当看到女儿在烈火弥漫当中痛苦万状之时，又触发了他的艺术天性。他随即作画，在完成精美的屏风之后的第二天夜里，就悬梁自尽了。

作品情节紧凑、气氛紧张。它没有幽默、诙谐的语调，代之以肃穆、严厉的批判。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把批判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大公是扼杀人性和艺术的暴君，他所统辖的府邸就是人间地狱。作品生动有力地勾画了一幅封建社会的地狱图。画师良秀不惜一切，甚至不顾女儿的生命来追求艺术的精美，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至上主义倾向。作品最后以领主的惊慌和屏风地狱图成为传世之宝来结束，指出了社会最有价值的是精美的艺术品，艺术家要不惜一切追求艺术的完美。芥川说过：“人生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某傻子的一生》）。他这种唯美主义倾向，对后来的日本作家颇有影响。自然这种倾向是唯心的，但在当时却是对污浊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抗，而且为了艺术完美而刻意求精，努力于技巧的提炼和纯熟，也是值得称道的。

芥川的历史小说是出色的，它题材多样，形式小巧玲珑，而且立意新颖，代表了日本近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尤其借助历史的装束，演出现代生活的悲剧，寄寓着深刻的哲理，这在盛行自然主义描写的时代以及盛行“白柳派”溢于言表的情感的抒发的文坛上，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1919年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当时社会思想活跃，民意沸腾，反政府的群众活动不断涌现，革命的、民主的力量迅速增强。社会的巨大变动也冲击了芥川的书房，使他从艺术迷宫中走了出来，关注社会的激变。在创作上，他开始脱去历史的外衣，逐渐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描写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现象。第一篇具有鲜明现实倾向的作品是短篇小说《桔子》（1919），它是一幅列车上的即景写生，寥寥几笔，勾画出一幅生动感人的画面。一个乡村小姑娘去城里做佣人，在停车的三岔路口上见到前来送行的三个弟兄，她探身窗口报之微笑，并把手中的几个桔子酬谢了弟兄。贫家孩子姐弟之间的真诚情谊跃然纸上，使人感到社会的光明。在一旁观看的“我”“顿时恍然大悟”，“忘记那无形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作者捕捉到劳动人民的真挚淳朴的情感予以表现，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和对人类的希望。《桔子》是他作品中少有的对生活抱以明快心情的佳作。

继《桔子》之后，芥川又写出表现近代知识青年生活苦恼的作品：《保吉的札记》（1923）、《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1924）、《秋》（1926）以及《玄鹤山房》（1927）等。

《玄鹤山房》以老画家崛越玄鹤死前病榻的生活为中心，揭示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明争暗斗。画家的女儿女婿从不把重病的父母放在心上，而是希望父母早死，家产可以早日到手，并且还防范父亲外室阿芳母子前来干扰财产继承。老画家目睹家庭的矛盾，自叹一生“卑劣”，感到绝望。自缢未遂之后不久病故。作者深刻剖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无不是自私自利者，他们每一个欲念，每一个行动无不牵动个人的私利。只有出身下层的外妾阿芳才真诚希望丈夫病愈，前来尽心侍奉。作品最后写画家死后出殡，作者让一个进步的大学生出场，暗示了旧时代即将过去，新时代将要到来。小说用一幕资产阶级家庭日常生活的悲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作品阴沉灰暗，是芥川自称为“极为阴郁的力作”（《致吉田泰司书》）。

《水虎》（又译《河童》，1927）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它借用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口述，偶入半人半妖的水虎世界的所见所闻，全面抨击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水虎国是异常发达的工业国，“平均每月发明七八百种新机械”投入生产，每月也有大批水虎失业。失业的水虎被瓦斯成批毒死，制成肉食品，倾销市场，以消除水虎罢工反抗。水虎社会也有法律，它以指控罪名为手段，受害者承受精神压力自行暴亡，它也用军警镇压不合时流的艺术表演。水虎国里党派之争尖锐，各党派都标榜自己是全体水虎利益的代表者。执政党受报界政客的指使，报界则受到资本家的支配。统治者还可以随意发动战争，驱使成千上万的水虎去当炮灰，而资本家乘机大作投机生意，大发不义之财。水虎世界在作者笔下，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写照，作者借它影射业已军国主义化的日本，对其予以讽刺和批判。

芥川后期创作有不少的优秀作品，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加强，同时，悲观、厌世的情绪也有所增长。《竹丛中》（1921）借用历史题材，写了一件情杀案，由于供词相异，案情难以辨认。作品的目的不在于制造一件情节离奇、悬念众多的奇案，而是要说明客观真理难以掌握，表露出作家的深刻的悲观主义倾向。

正因为如此，他在晚年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压力，在社会矛盾加剧、革命发展的形势下，终不能弃绝旧物、摆脱旧时代的束缚而自灭。

从日本文学发展来看，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标志着一个时代文学的转换，而他的死则标志着日本近代文学的结束。

他的文名早已超出日本疆界，在世界上享有盛誉。20世纪20年代我国鲁迅先生就曾翻译了他的作品，以飨我国读者；二次大战之后，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人民共享的艺术珍品。日本文学界为了纪念他，每年召开“水虎”忌，还设立了以他为名的芥川文学奖——日本文坛上最高的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