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国学,用国学:领导者宜读的智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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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国学文化与道德修养(6)

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领导者可以尝试采取“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老子的《道德经》只有五千句,看起来却感觉非常高深,这其实就是立足于人世的原因。这里所说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的“无为”,更不是去要求人们毫无作为,听从命运的摆布,而是在执行管理的过程中,运用让人能够信服的心理管理方法,强调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使每一项管理措施既合乎道理,又能够激发民情。

因此,为了减少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到法中无法,无法中有法;有规定,但却在规定之外,设下许多不是明文规定的关卡;看起来有制度存在,实际上具体的制度条例又找不出来,看起来人们觉得是一种无形的状态,但是一旦触犯了,这些制度便变成了有形。

我们所讲的隐性领导,并不是真正的取消管理,而是让管理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境界,让每个人都成为管理者,都是重大决策的参与者,也是决策的执行者。管理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才能真正使管理者摆脱日常事务,面对未来,综观世界,审时度势,筹谋大计,国家才能蓬勃发展。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孔子说:“能以礼让来治国吗?没有问题。如果不能以礼让来治国,那么要礼还有什么用呢?”

其实礼的本质就是一个“让”字。在行政工作中,善用礼让,能够很好的解决一些问题。因为礼让的获益者,有时看起来是被让的人,但是当礼让成为一种社会美德的时候,礼让的人实际上就是获益者。

【品故事,明心志】

玩弄权术就是玩火自焚

秦始皇死后,赵高想篡夺朝中的大权。他隐瞒了秦始皇的死讯,并假传圣旨,命秦始皇的长子扶苏自杀,并立次子胡亥为太子,紧接着宣布国丧。接着,赵高又扶太子胡亥继承帝位,即秦二世,这样,赵高就掌握了朝廷的实权。

即使是这样,赵高的野心依然没有满足。他想进一步登上王位,却恐臣子未必全都信服他,于是他想出了一条计策。

有一天,赵高献一头鹿给秦二世,他指着鹿说:“这是我献给陛下的一匹马!”

秦二世笑道:“丞相跟我开玩笑吧?这明明是一头鹿,怎么会是一匹马?”

赵高严肃地说:“谁敢同陛下开玩笑!你不相信的话,请问问其他大臣。”

秦二世随即问左右臣子:这究竟是鹿还是马?赵高的亲信和讨好赵高的一部分臣子,都说是马;一部分臣子害怕赵高的威势,也说是马;另一些正直的臣子,有的不做声,有的实说是鹿。赵高暗暗记下了后面这些人的名字,后来借故把他们全部杀害了。

九、从儒家“慎独”思想中学到了什么

“慎独”是我国古代儒家创造出来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一种自我修身的方法。它最先见于《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里所提到的“道”“不可须臾离”之意,就是“慎独”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

“慎独”说的就是人们在自己一个人居住的时候,也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有想法和行为,能够抑制有违道德常理的思想和行为的发生,从而使道德能够时时刻刻地伴随在自己的身旁。而一个人能否做到“慎独”,以及一个人做到“慎独”又能做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坚持自我修身以及在修身中取得成绩大小的重要标准。“慎独”作为自我修身方法,不仅在古代的道德实践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对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之所以说“慎独”自古以来就受到德育思想家们的重视,是因为它作为“入德之方”,在人们的修身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一,有利于增强道德本身在修身中的真诚性。“慎独”是必须以“诚意”为前提的,在《大学》一书中这样写道:“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又说:“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可见,“慎独”离不开“诚意”。古代的朱熹就特别清楚这个道理,他曾经说:“君子慎其独,非特显明之处是如此,虽至微至隐、人所不知之地,亦常慎之。小处如此,大处亦如此;显明处如此,隐微处亦如此。表里内外、精粗显微,无不慎之,方谓之‘诚其意’。”可见用“诚意”来解释“慎独”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所以,只有诚心实意地坚持自我修身,才能把“慎独”落到实处。丢掉“诚意”,“慎独”就是一句空话。

第二,有利于帮助道德本身在修身过程中掌握自己。修身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慎独”最为重要。明末思想家刘宗周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指出,“慎独外别无功夫。”(《中庸首章说》)“自昔孔孟相传心法,一则曰‘慎独’,再则曰‘慎独’。夫人心有独体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从出也。慎独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毕矣。然独体至微,安所容慎,唯有一独处之时,可为下手法”(《人谱类记》)这也就是说,“慎独”是人们修身唯一的下手之处,必须认真地加以对待。罗钦顺也说过:“独乃天下之际,离合之机,毫厘之差,千里之远。苟能无所不致其慎,则天下一矣。”(《困知记》)罗钦顺的话更是突出了慎独的特殊功效。康有为也说:“《中庸》首陈天性之本,极位育之能,而下手专在慎独。”(《长兴学记》)可见,“慎独”在修身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一个人也只有坚持慎独,他的修身才能有真正的成效。

第三,有利于提高道德本身修身的自觉性。《淮南子·说山训》说:“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行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这就是在告诉我们,君子在修炼道德的时候要努力做到“不为莫知而止休”,这正是突出了一种自觉性的品格。所以程蒙端也说:“幽隐细微,必慎其几,是曰慎独。”(《性理字训·学力》)可见,要做到“慎独”就必须在“幽隐细微”的地方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毫不马虎。这也就是要做到《中庸》所要求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人们在实行道德自律的过程中,要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扩充到人所“不睹”的地步;要把唯恐失德的心理扩充到人所“不闻”的领域。只有这样,人们修身的自觉性才能达到应有的境界。

唐代着名思想家李翱曾指出:“不睹之睹,见莫大焉;不闻之闻,闻莫甚焉。其心一动,是不睹之睹、不闻之闻也,其复之也远矣,故君子慎其独也。”(《复性书·中》)这里所说的“其心一动”,指的是道德主体刚出现欲望的时候。在李翱看来,道德主体刚出现欲望的时候,就是“不睹之睹、不闻之闻”,而“慎独”必须在这个时候下工夫。南宋的朱熹将这一思想阐释得更透彻,他指出:“独者,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己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慎,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四书集注·中庸注》)意思是说,“慎独”要求道德主体对于“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事,“尤加谨焉”,以便“遏人欲于将萌”,使其不滋长于隐微之中。显然,其突出的仍然是主体在修身中的自觉性。

第四,为人们区分忠与奸提供了一个评判的标准。明末着名思想家李二曲认为,能不能坚持“慎独”,是区分忠与奸、人与禽的重要标志。他指出:“众见之过,犹易惩艾;独处之过,最足障道。何者?过在隐伏,潜而未彰。人于此时,最所易忽,且多容养爱护之意,以为鬼神不我觉也。岂知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舜、跖、人、禽于是乎判,故慎独要焉。”

上面这四点,就是我们发现的“慎独”作为自我修身方法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只要按照“慎独”的要求去做,人们的道德自律就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到底是高到一个多么高的境界呢?李二曲曾经描述过这个境界:“暗室屋漏一如大庭广众之中,表里精粗,无一或苟。明可以对人对天,幽可以执鬼执神。”也就是说对道德主体这么高标准的要求,无疑有利于把道德建设引向崇高境界。也正因为如此,刘少奇曾经主张把“慎独”作为共产党员修养的方法加以运用。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这说明“慎独”作为自我修身方法,在当今社会,仍可为我们所用,没有过时。

我们民族一直都有着“慎独”的优良传统,很多清正廉洁的官员都能以“慎独”自律。相传,我国东汉时有一位清官叫杨震,他在赴荆州任刺史的途中,经过昌邑县。当时,昌邑的县令王密知道这个消息后,想用厚礼报答杨震的知遇之恩,因为王密能够担任昌邑县令,是由于杨震的举荐。于是王密深夜怀里藏着十斤的黄金去报答杨震。杨震说:“别人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说:“这些钱别人是不会知道的,您就收下吧。”杨震说:“怎么会别人不知道呢?天知,神知,我知,你知。”于是王密怀着惭愧的心走出了杨震的房间。杨震以“四知”自警自诫,拒受厚礼,可以说是“慎独”的典范,他的事迹在我国历史上传为佳话。其人被奉为清官,写入正史。

可见,领导干部如果能够“慎独”,就可以抵御贪欲的想法,堂堂正正的做人做官。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说:“君子把智慧都用在了行义之中,而小人则把智慧都用在了追名夺利中。”

孔子的这句话是对社会的一个客观描写。社会永远是由不同道德层次和智慧层次的人组成的,而行政工作肯定是要面对和针对不同道德和智慧层次的人们,而行政的本质就是要凝聚民众的心,带领大家做正确的事情,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品故事,明心志】

树大招风

范蠡是越王勾践的谋臣,他曾与以“卧薪尝胆”出名的越王勾践一起同甘共苦,最终打败吴王,因此而被任命为大将军。然而就在位及高位的时候,他却留下了“官大有险,树大招风”的话而销声匿迹了。

据《史记》记载,他后来到齐国,与儿子共耕农园,积聚了田产有数十万。齐王看中他的才华,想请他出任宰相,他却答道:“在野有千金之财,在位有宰相之名,以匹夫而言,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了,然而过度的荣华却容易形成祸根。”说完,便将财产分赠邻人,搬到陶地去住,改名陶朱公开始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