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国学文化与道德修养(2)
第一，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国共产党优良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党从她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也就形成了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优良的传统。
第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特别强调以人为本，而对人的要求就是应该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这才是一个人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第三，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了参考的标准。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是一个社会、国家能否和谐的重要因素，而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以共同的价值尺度，引导和帮助我们自觉约束自己，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儒家的礼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更有着重要的现代价值。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对礼学的最好诠释。礼学不仅能够促进当代社会的发展，而且还能够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更为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说：“一个孝顺父母，尊重兄长的人很少会犯上。一个不喜欢犯上的人就不会去忤逆为乱。君子治国应该抓住根本，这样社会秩序就会和谐，而孝和悌就是仁的根本。
在治理社会中要推行仁政，首先就要抓住“孝”、“悌”这两件事。孝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无私的社会关系，充分运用这种关系去治理社会，社会就会稳定和谐。
【品故事，明心志】
人不可貌相
刘备在进入四川之前，蜀地是归刘璋管辖的。但是刘璋是一个无能、懦弱的人，所以他的手下知道四川迟早会落入他人之手，于是他们早就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
张松就借去许昌的机会向曹操求助，而且他还藏着一张四川的军事地图，如果曹操看得起他，他就把四川拱手送给曹操。
张松这个人在四川很有名气，但是相貌丑陋，身材矮小。曹操一看他是这个样子，就特别不高兴。而张松也是一个傲慢的人，一气之下把曹操手下辱骂一顿，地图也不献了，直接去投靠了刘备。
曹操是一代雄主，求贤若渴，可是却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一念之间犯下了大错。
三、仁爱思想与人民精神文化的和谐
“仁爱”是孔孟以及儒家思想文化的基础和精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仁爱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对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必须弘扬“仁爱”思想，而我们对孔孟仁爱思想的大力弘扬，就是让传统文化现代化，成为建构当代人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人文资源。
“仁”在《论语》之前的很多典籍中都出现过，而孔子对“仁”作了更理论的概括和升华，形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孔子“仁”的思想包含爱人、敬、宽、信、敏、惠等多种内涵，但是仁爱思想依旧是孔子仁学最基本的含义。
孔子非常注重仁爱思想的理论建设，他的仁爱思想立足于修身，而他的仁爱思想的践行主要是通过“忠恕之道”实现的。孔子在仁爱思想系统的奠基初期，便提出“克己修身”是为了更好地去爱他人、爱天下，爱人也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自己的人格和品质，从而达到仁爱的完美境界，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在肯定“仁者爱人”的基础上，对仁爱的合理性进行了更深层面的论述和阐释。也就是说，在承认“人应该仁爱”的前提下，对“人为什么能够仁爱、仁爱实施的现实可能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孟子的仁爱思想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情感修身”，另一部分是“践行爱人”。“情感修身”就是对自己的道德情感进行自我修养、磨炼和完善，使之具有践行仁爱的情感基础和能力；“践行爱人”就是在实践中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能够真正把仁爱施于他人，普爱天下。
在修身上，孟子首先注重开发和培养人的自然情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恻隐之心”。一个人具有“恻隐之心”才是这个人产生“仁爱”的本原和依据。通过孟子的解释，“恻隐之心”不仅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能情感的表达，更成为人存在的精神需要和价值确证之一。而在培养“恻隐之心”基础上，孟子又进一步提出了修身更高层次的要求，即“与人为善的爱人情怀”，“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除了同情怜悯别人的不幸遭遇外，也要学会帮助他人，这正是道德情感表达和人性提升所不可缺少的重要阶段。
在仁爱的实践上，孟子要求把同情、不忍、怜爱等情感施于他人，把主体的仁爱精神外化和对象化。孟子把仁爱的推行寄于三大环节——“爱亲”、“爱人”、“爱物”。“爱亲”指的是赡养关系，兄弟姐妹的一母同胞、朝夕共处的关系等，这是培养仁爱情感的摇篮；“爱人”是仁爱的中心和主体，是仁爱情感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对“血缘围栏”的突破；“爱物”是仁爱思想更高层次的升华，它标志着人的仁爱之心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孟子正是在仁爱基本精神基础上“爱亲”、“爱人”、“爱物”，通过“推己及人”、“推人及物”实现了这三个环节的依次递进和相辅相成，进而也奠定了传统人性认同的“向内反求”的基调和“天人合一”的德性提升模式，可以说孟子是在仁爱思想基础上和仁爱大同理想的指导之下完成了其一系列伟大思想，也初步建构了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雏形，从此以后一直影响着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
而现在我们精神家园的分裂与失衡实质上可以归因于“爱的陨落”，正是由于爱的丧失和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淡薄，没有限度的放纵自己的欲望，过度追求个人利益，从而毁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所以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挖掘和丰富孔孟的仁爱思想。
我们都知道，西方文化的终极价值问题往往归结于宗教信仰，而中国文化中的终极关心问题，是道德、人品问题。也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终极价值问题通常会归结于道德信仰。
在孔孟“成德成圣”思想体系中，以“仁爱”为基础，设立了一个“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错落有致而严密的精神价值体系。无论孔子的“仁者莫大于爱人”、“修己安人”、“泛爱众”，还是孟子的“仁者爱人”、“亲亲、仁民、爱物”都是对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真正思考和超越，而不是简单的停在表面。
孔孟仁爱思想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价值实现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非常伟大的，个人“成德或成圣”的修为成为了出发点，造福社会“爱天下”成为了终点，甚至“修身、齐家、平天下”可以与“爱己、爱亲、爱天下”三者之中任何一个进行很好的互相转化。
我们现在很多人面对“天国的失落”和“物化的大潮”而陷入了人类自身的矛盾和危机之中，精神世界的贫乏让我们的思想始终处于迷茫状态。从文化传统和现实看，孔孟仁爱思想立足于现实而又超现实，作为“爱的信仰”对目前中国人信仰建构是最现实和最有效的思想。
现如今我们正在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是指在一个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协作使彼此关系协调，进而使整个系统运行达到相对稳定和平衡的良性状态。“人际和谐”、“人物和谐”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处理人类彼此关系、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理想状态。但这种理想状态的实现，本质上却可具体归结于每个人“自我和谐”的实现。
由于人们欲望的膨胀造成了自我价值观念的扭曲，权力的欲望，金钱的欲望等都被错误地表达，感官快乐和物质满足已经成为众多人实现其价值的主要方式。欲望的泛滥使人们疏远了理性和道德。孔孟仁爱思想一直要求“修身养德”、“清心寡欲”。这里的“寡欲”不是纵欲，也不是禁欲，而是调节、节制不合理的欲望。仁爱道德的修养有利于控制和引导人的欲望的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为爱人，所以自己的欲望实现应该建立在尊重他人和不伤害他人的基础上。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和利益导向使人们的心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在这样的考验中，我们常常迷茫、彷徨、躁动，这是因为我们缺少“仁爱的情怀”，因为这是实现自我和谐的最主要途径，也是实现“人际和谐”、“人物和谐”的必要基础和前提。
我们更应该清楚的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绝对不是单纯的“弱肉强食”，也不是单纯的“经济交易”，更不是超越利益的“爱的传递”；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也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协同进化、和谐共生的关系。只有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拥有了浓厚的仁爱之情，才能真正成就“人际和谐”、“万物和谐”的情感基石。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说：“花言巧语，假装和善的人，多是不仁之人。”
这就告诉我们不要做花言巧语的人；在提拔和任用人的时候，更不能用那些花言巧语，面色伪善的人。
【品故事，明心志】
聪明人不要被聪明所误
赵武灵王派了一名臣子去打探中山国的情况，这名臣子经过打探建议赵武灵王立即出兵。
赵武灵王问：“为什么这么着急去打中山国呢？”
臣子说道：“中山国的国君喜欢找那些隐居的贤人聊天，有时候还会以平等的礼数来对待他们。”
赵武灵王听后说：“这么看来，中山君也是一个有道的明君啊？我们怎么能出兵打这种有道之君呢？”
臣子说：“非也，我们并不是师出无名，中山君的这种行为对于已经做官的人来说就很不公平，做官的人是不会好好辅助他的，这样的国家一打就垮。”
于是赵武灵王出兵，果然打败了中山君。
四、从儒学文化看如何做人
儒学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它最主要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思想。历代儒家人物都提出了很多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二是人学思想。儒学提出并阐发了极为丰富的有关人生哲学、人生哲理等人生智慧的思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儒学所提出来的关于为什么要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做人等做人的道理。
我们从哲学上来看，儒家所阐发的做人思想可以说是深刻揭示了做人的意义、目的等为人之道。在儒家看来，真正的学问就是学做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它的理论也基本上是在讲如何做人。
第一，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儒学的做人思想。
儒学对待神、怪等都是以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缺乏浓厚的理论兴趣，而更加注重人的现实生活。不论是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还是“未知生，焉知死”的反问，都充分说明儒学具有世俗化、人文化的精神特征。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以至于后世儒家继承和发展了周代以来所形成的“神民互补”、“以人为本”、“天人相分”、“重人事，轻鬼神”等原始人文主义思想，把思考的重心放在了人的心性修养、待人处世、为己之道等人道问题上。为此，儒家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做人的意义、途径、目标、方法等有关做人的道理。儒家关于如何做人的思想非常丰富，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做人的意义和价值
儒家的主要经典就是《论语》，它全面的阐述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道。孔子曾经提出了“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等为己之学。这说明，一个人要注意自我修养，注重学习与训练，注意培养自己多方面的品质，尤其要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这一切又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实际上是为了他人、家庭和国家，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可见，学会正确做人，有助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从根本上说，儒家所倡导的这些做人的道理，就是要求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社会理论和价值标准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团体、个人与国家等之间的关系，努力做到仁者爱人。
(2)做一个人要有理想
一个人要实现什么理想，这属于人格理想范畴，但是儒学也对此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阐释。一般我们认为儒学关于人格理想的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
其一，内圣外王。虽然内圣外王是在《庄子》一书中最先提出来的，但是它深刻地展现了儒家关于人格理想的构想。儒家观点认为，内圣是实现外王的必要条件。什么是“内圣”呢？“内圣”就是指具有较高道德修养的个人，而“外王”则是指在社会上能够建功立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士，不单单是指一个人。孔子、孟子虽然没有将“圣”与“王”合称，但是他们却已经认为“圣”与“王”不可分割，以为凡“王”必须具有“圣心”或“仁心”，君王的“为政之道”必须要实行“仁政”。
(3)学会做人的道理和方法
儒学不仅向我们阐明了学会做人的意义和价值，提出了关于做人要有理想的境界，还告诉了许多如何做人的方法。儒学围绕如何做人、为人、修身等为人之道与处世之道所提出来的思想是十分丰富，主要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慎独等，而最重要、影响也最大主要是“反求诸己”和“忠恕而行”。
儒家认为，成人必先成己，正人先正己，治人先修己，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加强自身修养，才能为别人作出表率，才能感召人、管理人和帮助人。同时，儒家还强调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国家之间进行合理交往的原则是“忠恕而行”。忠和恕一般也被我们称为“忠恕之道”，它们表达的都是做人和待人的一种方式，也是求仁、行仁的基本方式。《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一般认为这就是“忠道”。
可见，忠恕之道的基本精神是推己及人，也就是说我不喜欢的东西也不要强加给别人；我们自己所希望达到的，也希望别人能够达到。其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第二，我们了解了儒学的做人思想之后，会发现它在现代社会有很高的价值。
古人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虽然当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条件比古代不知道要先进和成熟了多少倍，但是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的问题，而儒家的做人思想中肯定会有不适应当代社会的内容，但是由儒家所阐述的许多人生智慧、人生哲理在当代仍具有普遍性价值，儒家的做人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发展，既能为古人效法，也能为今人所用。
（1）儒家的为人之道有助于人们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