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与泥河湾的半世缘 终生情(1)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闵隆瑞
作者简介：上海市人，1938年出生。1956-1961年北京地质学院普查专业本科毕业。1962-1965年北京地质学院第四纪地质专业研究生毕业。1966年至今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研究员、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第四纪地质研究和全国性地质图件的编制工作，研究泥河湾盆地20余年，撰写论文数十篇。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两项，地质矿产部一、二、三等奖多项。荣获“全国地矿系统先进女职工”等称号。
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拟出版一本有关中外地质考古专家情系泥河湾的书，王希桐主任请我写一写在泥河湾盆地工作的经历，我欣然答应了。我已是一个70有余的老太太，又得了癌症，两年没有去泥河湾了，但是泥河湾的同志们还记得我，这让我感到格外的温暖。我也常常想起在那里一起工作过的伙伴，忘不了那研究了半辈子的地方。拿起笔来，盆地里桑干河、壶流河两侧一系列壮观的台地，组成这些台地的灰绿色土、黄色土和红、白色土，虎头梁原始牛头化石和那漂亮的石器，意外发现的人头盖骨化石，还有那闻名于世的泥河湾小村和村内尖顶的教堂……这一切都历历在目，似乎是昨天刚刚经历过。
一、1980-1994年泥河湾盆地初步踏勘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我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的第四纪学术会议，会后的实地考察活动中，我报了考察泥河湾的路线，这是我第一次到泥河湾。我四年研究生的专业就是第四纪地质，早从教科书上知道泥河湾盆地的泥河湾组地层是我国北方第四纪早期的标准地层，层中含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闻名中外。现有这样一次机会，我怎么能放过呢！我和代表们驱车到了泥河湾，与我一起考察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一个个不熟悉的名字，女同志极少。为了了解泥河湾地层，我紧跟在这些男同志后面跋山涉水，参观了大黑沟剖面、上沙沟剖面、下沙沟剖面以及小长梁剖面等，听他们讲解了很多地层方面的情况。听说新中国成立前发现的很多哺乳动物化石都来自下沙沟剖面和泥河湾村附近，这次我来到了小小的泥河湾村，见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复原的外国传教士的教堂，了解了“泥河湾”盆地的由来。
那次考察，在小长梁石器点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候我们大家坐在山坡上，听贾兰坡院士讲解什么是旧石器，什么是新石器，怎么看石器上的打击面等等。贾老是周口店北京猿人主要发现人之一，是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专家，可和大家在一起却十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讲完后，大家就到山坡周围寻找石器。我早已迫不及待地站起来，我想，我眼睛尖，一定能找到，看见小石子就拿起来，一会儿工夫手中拿了好几块，但仔细看看都不像，只好扔掉了。最后，我拣到一块带棱带角的石英质的石头，心想这一定是石器了，高兴极了，赶快跑到贾老那边，请他鉴定。他一看说，这不是石器，因为这个凹面不是打击面。我无可奈何，只好把这块小石子扔掉了。活动结束的时候，仅有一位同志找到了一块石器，大家都为他高兴。
几天的考察结束了，我收获不小。我终于从书本上泥河湾地层的描述中走出来了，有了一些感性认识，一个个壮观的剖面开始铭刻在我心中。
过了几年，又有一次学术会议在泥河湾召开，我们考察了小渡口剖面、大南沟剖面和红崖剖面。这几个剖面都是泥河湾盆地中重要的剖面，我记下了这些剖面的位置。同时，我开始领会到台地的含义了，当我站在这些剖面的顶部时，只见远处是隔水相望的一片片平平的台面，而低头俯视，见到的却是深切的沟谷，原来这就是高出河面近百米的台地。这些壮观的叫人永远也看不厌的台地地貌景观，让我流连忘返。考察结束前，大家坐在红崖村南红崖剖面的沟口，讨论起“红崖冰碛层”这个概念来，好几位代表谈了自己的观点，讨论结果是，“红崖冰碛层”像冰碛物，是泥包砾的沉积物，但从它地层中的生物化石分析，它并不代表冰期气候，因此，不能叫“红崖冰碛层”。而这个剖面的第四纪初期，据孢粉资料分析，有一个冷期叫红崖南沟冷期我当时还没有做什么实际工作，就没有发言权。但听了大家讨论，很有启发。科学就是要这样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研究。
1988年10月，张宗祜院士要接待美国地质专家库克拉，准备到大同-泥河湾考察。张先生叫我带他们去一下。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黄土和水文工程专家。1981-1984年，我跟随张先生跑了四年黄土高原，研究黄土。我一直把他当作是我没有读学位的导师，十分尊敬。1987年，我在四川工作时翻车受了重伤，脊椎骨两处压缩性骨折，4根肋骨骨折，接到张先生的要求时，伤势才刚好，身体还相当虚弱，但我毫不犹豫地从家中拿了一个枕头，作为坐车时的靠垫，随张先生出野外了。我带他们看了小渡口剖面、大南沟剖面和虎头梁剖面。库克拉在研究黄土磁化率领域内很有名，这次见到中国北方有这么好的泥河湾河湖相地层，甚是惊叹！
我跑了几次泥河湾，在家又翻阅了有关泥河湾地层、古生物的资料，感到有不少问题需进一步探讨，例如：泥河湾地层的划分、对比，哺乳动物化石的层位，泥河湾组地层下限等均值得深入研究。于是，我在所内申请了一个小课题，并于1992年和助手尹占国到大同至东城一带进行野外踏勘。几个月的野外工作是十分艰苦的。那时还没有宣大高速公路，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宣化，再从宣化坐汽车到阳原。从宣化到阳原的老旧公路上，一辆接一辆的都是运煤车，我们常常被运煤车堵在路上不能前进，有时一堵就是好几个小时。那时的阳原县城没有高楼大厦和宾馆，我们住在阳原县招待所内。出去跑野外需要用车，县城里能租到的只有蹦蹦车和自行车。坐蹦蹦车在不平的马路上行驶，常常会把人颠得心惊肉跳，车子巨大的响声也让人烦躁不安。骑自行车吧，车在狭窄的小道上一不小心就滑到沟里去，尤其像我这骑车技术不高的人，总是紧紧地握住车把，把手捏得红红的、痛痛的。在野外，中午饭常常是吃早晨带出来的馒头和咸菜。说到咸菜，是这里那时的主菜，因为除了咸菜，几乎没有什么别的蔬菜，而且咸得让你必须大口大口地吃饭。贫困的时期哪里有条件来谈科学地吃饭，只有这样吃咸菜才能下饭填饱肚子。记得我和小尹在东城时，东城食堂就是这样给一大碗饭和一小碗咸菜。晚上，没有电灯，一段蜡烛就过夜了。想起著名作家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得多么好啊！可温暖的生活对这里贫穷的百姓来说，当时恐怕只是存在于文学中的一种奢望吧！
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我和小尹仍是早出晚归，尽量抓紧时间多看一些野外地质现象。我们在大同册田水库附近看了玄武岩与黄土、河湖相层的接触关系，并分别取了样。我想用钾-氩法测定玄武岩的年龄，有了玄武岩的年龄，也就可以知道河湖相泥河湾地层的大约年龄。地质年代十分关键，是研究地层的重要内容，爷爷辈的层只能与爷爷辈对比，爷爷辈的层若与儿子辈或孙子辈对比，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弄出天大的笑话。但回所后请测年专家进行测定后，其结果不太理想。后来，我们在剖面上又观察了好几个点，最后，到了东部虎头梁进行详细观察并测制剖面。虎头梁剖面也是泥河湾盆地主要剖面之一，对其详细考察有利于了解泥河湾盆地的历史变迁。
虎头梁顶高出桑干河90米左右，南坡被桑干河切割抬升显示几级平台和陡峭的斜坡，站在梁顶俯视桑干河南岸的丛林，顿时会心旷神怡，被这壮观的地貌景色所陶醉。虎头梁梁顶树木非常稀少，唯独有一棵参天大树，高高挺拔于梁东侧，被当地村民称为“神树”，在二三十里外就能看到，是泥河湾盆地的标志之一。每次到这里，我都是从远处一路眺望着它而来，上到梁顶之后，对它昂首仰望，以示敬意。这棵树不知见证了这里多少年地质研究的历史呢。可惜后来这棵树被雷电击毁了，再也看不到了，只留下照片中的记忆和无尽的惋惜之情。我们从桑干河北侧向虎头梁梁顶测制剖面，我由下而上逐层敲打观察，地层很复杂，岩相变化很大，构造活动强烈。面对错综复杂的地质特征，这次考察也只能说是粗浅的，很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根据虎头梁上部湖相地层的标高与桑干河河面的高差，大致可推断出新构造活动强度和幅度，于是在1993年，我将虎头梁这个点，与在内蒙古考察的两个类似的点的情况，写了一篇“华北地区晚更新世晚期--新构造运动强烈活动期”的文章，并在纪念袁复礼教授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了报告，后来出版在论文集中。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与泥河湾盆地有关的文章。
二、1995-2000年泥河湾盆地西部地质调查研究阶段1996年，我58岁拿到了一个在泥河湾盆地西部区域调查1∶50000填图项目。在此后长达4年之久的野外工作中，我带领七八个人，马不停蹄地往返于北京-阳原之间。那几年阳原开始变样了，县城向西扩展，西边出现了一些高楼，县招待所也向西迁移，改名为阳原宾馆。宾馆附近有很多吉普车供租用，我们也结束了坐蹦蹦车和骑自行车跑野外的历史。
地质填图是一项艰巨的基础地质研究的工程，按规范要求，一条线一条线地跑，一个点一个点地观察记录，丝毫不能马虎。尤其前两年，工作特别辛苦。我们住在县宾馆最便宜的房子，男同志住一间，女同志住一间。当时只要有个地方住，有个食堂吃，有个公共澡堂洗澡就不错了。每天早餐后，我们就带上准备中午在野外吃的馒头、咸菜出发。我们一年中有好几个月在阳原度过，宾馆成了我们的家。无论是宾馆领导还是服务员，都亲切地叫我老太太。他们每次见到我，这个说：“老太太来了！”那个说：“老太太你又来了，看你还很精神！”彼此相处得很融洽。项目组的人也团结一致，个个都是不怕苦的人！
这几年中有几件事一直让我记忆犹新，不能忘却。有一次，我们乘坐两辆汽车翻过一座大山去南边考察，山高陡峻，路面很窄，有一段路，车就在悬崖陡壁边上行驶，真叫人胆战心惊。考察快结束时，我坐的车在前面走，安全下山后回头望去，发现后面的车没有跟上，就在路边停车等他们。我们在路边等了五分钟，仍然不见后车踪影，这下子我心中有些慌了。但定下神来想想，刚才在山上时，我是见到后面车翻过陡壁之后，我们才向前走的，他们不会出事。不见车来，我们只得沿着路返回去找，转过两个弯，只见那辆车正斜着停在路边的沟里，幸而沟浅没有翻车，也没有人受伤。车是租来的，十分老旧，那辆车上的同事讲，他们刚刚下山，车子的方向盘就脱落了，无法控制方向，冲出了路面。天哪！方向盘脱落，汽车失控，倘若早几分钟发生在山上，肯定是车毁人亡！这次真是太危险了！我是有翻车经历的人，特别怕这样的事再发生。在野外工作，安全至关重要，什么东西能比人还宝贵呢！如果出了事，我将会一辈子内疚、痛苦！后来，我吸取教训，租车时一定要了解车况，绝不能再有这样的事发生了。
我的助手迟振卿在学校时就是个业余运动员，平时工作之余，喜欢跑步、打球，还参加过攀岩比赛，野外爬山对她来说是很轻松的运动。有一次我们在山坡上，找到两处地层出露好的沟谷，就决定分头去看。我去西边的沟看地层，她去东边沟看。没想到我们分开才不一会儿，就看见她飞跑回来，脸色发白，对我说：“闵老师，快走，那边沟里有一个死人！”吓得我俩赶快就往回走！坐车回去时，我们路过离山近的那个村子，把这事报告给了村里。看来，我们搞地质的，在野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会碰上什么事。尤其对女同志来说，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更可怕的是，一次在虎头梁西坡考察时，我们看到了考古工作者的挖掘现场。那是一个个长方形的坑，可以想象每个坑里曾经埋着好几个死人。我们到的时候，坑里的尸骨已经被考古工作者抬走了，听说是距今8000年左右的人。我们在坑的四周看到很多人的肢骨和牙齿等。当时一看，真叫人毛骨悚然，浑身发凉，害怕极了。也不知那些考古工作者是怎样工作的，他们是不是也会害怕。总之，我们是不想再看了，快快离开这片古墓地吧！
野外工作期间，天气也常常跟我们作对。一次，我们几个人拿测绳在进行实测地层剖面。那是一个晴天的下午，正当大家专心致志地工作时，突然间狂风大作，一片乌云向我们头顶飘来，天空电闪雷鸣，暴雨从我们头顶倾盆而下！不好！怎么办？山坡上有树，但不能躲在树下！淋雨不算什么，雷击可是要人命的。我上大学时，我们学生就有遭到雷击身亡的。现在我们几个是这山坡上突出的高点，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目标。“危险！”我马上喊，“快把测绳扔地上！把铁锤扔地上！”因为测绳导电，铁锤也是个危险物！扔下了手中的金属物品，我们赶快找能躲避的地方，正在走投无路时，只见不远处有一陡壁，我们就走向陡壁，一个个蹲在陡壁下。野外地质工作就是这样艰难和危险啊！刘少奇同志说过，你们是和平时期的游击队！说得多么形象啊！大约等了几十分钟，雨过天晴，太阳又从云中露出了笑脸，阳光照在我们被淋湿的衣服、裤子上，惊心动魄的一幕似乎没有发生，每个人又各就各位，继续刚才未完成的野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