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美国成功奥秘(5)

然而，较之上述特点更为重要且更加与众不同的另外一部分美国人文特质，体现为从一开始便参与塑造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那种精神优越感和使命意识，即所谓“美国例外论”：一种认为美国在世界上享有特殊地位、担负为全世界树立榜样的特殊使命观念，一种美国人作为“上帝选民”的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即“救世主”）情结。这样的观念和情结为美国提供了谋求区域霸权乃至世界优势的一大精神动力和心理源泉。

所有这些因素作用的共同结果，是造就了美国充满自信的民族主义。如果对美国历史做一番回顾，不难发现数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在充斥着内部经济和社会危机、种族冲突以及对外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20世纪，美国极为成功地避免了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并且在思想上也没有经历与传统“决裂”的过程，而只是在原有框架之内进行不断的调整与更新，较之于其他任何一个主要大国都更加稳定。正是这样一种内在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使得美国发展成为一个全方位的超级大国，独领一个世纪之风骚。这种发展轨迹背后的秘诀，就在于美国人坚持在实用主义原则下的渐进主义改革，或曰战略调整；而这种改革或调整的内在逻辑即美国人对于自身文化及制度的自信心和优越感。总之，美国依靠不断的内外战略调整，渡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并取得了历史上的一次又一次成功。这也从一个侧面回答了20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即美国何以兴、苏联何以衰。这里试图以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作为切入点，比较美国面对以这两场战争作为直接触发因素、以相似的国内外危机作为深层背景所引发的一系列战略调整，以此探求美国化解危机的成功之道，以求把握美国未来战略的发展方向。

一、越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战略调整的相似背景：内外交困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所以具有可比性，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两场战争发生之时，美国均处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仅有的两次“内外交困”的特殊危机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性超级大国，在冷战结束以后更是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在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来自外部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其社会内部能够保持健康和充满活力，因而外部挑战并未对美国造成致命威胁，其霸权地位也并未受到根本影响。然而，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爆发之时，美国不仅面临严重的外部挑战，更重要的是面临一系列深刻的内部社会、经济危机，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可能致命的威胁。因而，从对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影响而言，这两次危机及由此引发的战略调整具有高度可比性。具体而言，这两次战略调整具有四点相似的国内外背景。

1.直接触发因素：深陷战争泥潭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n）就任美国总统，彼时美国已经深陷越南战争泥潭。正如基辛格所言，越南战争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不成功的战争，也是它第一次面对道德信念与实际可能冲突的海外承诺之失败经验”。尼克松就任总统之时，经过了1968年“春节攻势”之后的越南战争已经越来越成为一场代价十分高昂的战争。这种代价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战争使美国财政极度拮据。根据美国预算局的统计，直接用于越战的开支，1965财年为1亿美元，战争升级后急速增加：1966-1968年财年分别为68亿、201亿美元和270亿美元。由于越战的需要，美国军费从1964年的512亿美元增加到1968年的807亿美元。主要由于越战的巨大开支，美国政府的收支状况严重恶化：从1965年到1968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总额达到393亿美元；与此相伴，国内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美元购买力急速下降--到1969年时，美元的购买力相比于1941年时下降了60%。第二，战争的升级造成美军伤亡数量急剧增加。仅在“春节攻势”中，越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就打死了1001名美军士兵，这一结果不仅使得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进一步高涨，而且极大地打击了美国政府赢得战争的意志，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第三，战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对苏“冷战”战略的巨大掣肘：一方面，由于越战开支的牵制，美国失去了长期保有的对苏核战略优势--到1969年时，苏联的洲际导弹数量达到1000枚的水平，迅速赶上了美国；另一方面，苏联利用美国深陷越南泥淖，加强了在中东、南亚与中美洲等地区的影响和渗透。

2009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就任美国总统。与四十年前相似，此时的美国深陷另外一场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泥潭。伊拉克战争对美国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是多方面的。首先，美国虽然在战争开始后一个多月即取得了军事胜利，但面临战后伊拉克政治重建方面的巨大难题。由于伊拉克内部派别矛盾复杂尖锐、政见不一，美国对其政治“改造”远没有预先设想的那么成功。因此，伊拉克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向中东地区输出民主、将自身意志强加于阿拉伯世界而忽视当地特性的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失败的典型案例。其次，美伊战事结束之后的伊拉克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伊拉克战争头三年，约15.1万名伊拉克人死于战争、混乱和暴力。持续不断的流血冲突和暴力袭击事件不仅给伊拉克国内带来灾难，也给整个海湾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消极影响。此外，伊拉克境内的“恐怖主义”活动也呈现出泛化趋势，给美国带来新的困难和挑战。这些恐怖主义袭击实施者除了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教派的极端主义分子之外，还包括一部分国际“恐怖主义志愿者”，他们甚至依靠制造恐怖事件来赢得运转经费以谋生。恐怖主义活动的泛化使得美国的反恐对象复杂化，成为美国在伊拉克的一大绊脚石，从而沉重打击了美国重建伊拉克的政治野心。最后，伊拉克战争给美国在国际上的道德形象及其软力量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美国之所以不顾国际社会包括其盟友的强烈反对，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发动伊拉克战争，就在于美国的新保守派认定萨达姆政权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组织相互勾结。然而，萨达姆政权既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与基地组织毫无瓜葛的事实，使美国处于十分尴尬的国际舆论境地，也使得布什政府成为世界各地反战游行的主要反对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际道义形象已经大为受损。此外，美军虐囚丑闻的曝光进一步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导致其软力量严重受损。

2.国内经济背景：美国深陷经济困境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之际，美国面临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困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首先，越南战争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除了上文提到的财政负担沉重之外，越战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例如，1966-1967年，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为3%，1968年上升到4%。尼克松上台后曾企图用紧缩通货的办法抑制通货膨胀，并借助越战开支的降低和削减空间计划等来减缓联邦开支的增长，但越战的继续以及国会自由派议员要求增加国内项目开支的压力使这种努力受到限制，结果是联邦预算继续亏空，通胀压力不断加大。1969年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5.6%，1970年又增至6.5%。与此同时，到1970年年底，失业率达到6%。除此之外，美国私人海外投资的增长和外贸盈余的减少，使得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并导致美国从1969年11月到1970年11月经历了一次经济危机，而且复苏缓慢。其次，国际贸易赤字不断增加的局面迫使美国不得不动用大量的黄金来维持美元汇率，由此导致美元危机频生、黄金储备不断下降，其最终结果是美元地位的衰落。外国政府、中央银行和私人拥有的美元迅速增加，而美国黄金储备不断减少，以致远不足以应付外国潜在的美元兑换权。1967年年底，英镑贬值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第一次大规模抛售美元，致使美国在一个月内的黄金储备减少10亿美元以上。最终，尼克松在1971年12月中旬与法国总统蓬皮杜的会晤中，同意美元贬值。在接下来举行的世界十大工业国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将黄金价格从每盎司35美元提高到38美元，这标志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瓦解，美国“金元帝国”霸权地位开始衰落。

2009年奥巴马入主白宫之际，发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使美国面临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从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台到2009年第三季度，世界经济经历了从危机蔓延、全面恶化到迅速复苏的戏剧性过程，然而西方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经济已经深受重创，并陷入增长长期乏力的状态。更为严重的是，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了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以来一直主导美国经济的、以极端信奉市场为特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发展模式内在的根本弊病：这种相信市场至高无上，其力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战胜一切困难的信条，致使美国大力发展虚拟经济、贬低实体经济的价值，结果导致产业泡沫和制造业空心化；同时，政府放松了对市场的监管和约束，导致金融衍生工具泛滥和社会信用缺失，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此外，此次金融危机还使得美国和整个西方过去在金融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急剧改变。可以说，金融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地损伤了美国霸权地位所倚赖的经济基础。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已成为天下笑柄，“华盛顿共识”走向彻底失败，“后冷战时代”里曾经长期甚嚣尘上的美国无所不能的神话也已经灰飞烟灭。总之，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金融危机的爆发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它真正结束了“后冷战时代”，开启了世界政治的一个新时期。“美国已玩丢了它的道德优越感、外交不可或缺性和军事不败性，现在它又失去经济安全，华盛顿共识破产”。

3.国内社会背景：美国深陷社会危机1969年尼克松甫一上任所面对的，是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和深刻的社会、文化及根本的价值观危机。它以“反越战”为核心，使美国的国内制度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冲击和考验，它所带来的创伤至今依然没有完全愈合。时至今日，“60年代”在美国依然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词汇，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时代插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社会一度在内政、外交两个方面形成了自由主义的共识，即对内实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对外实行冷战遏制战略、与苏联展开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竞争。以越南战争的爆发为标志，当代自由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干涉主义达到了一个顶点。然而此后，美国越来越深陷越战泥潭的事实最终自上而下撕裂了美国，引发了严重的社会认同危机：反战的自由派（即“新左派”）认为，越南战争是不合法也是不道德的，美国应当进行自我反省，“反共”的意识形态不过是“美国人用来替其未必高明过强奸的外交政策作辩解”。尤其令“新左派”深感愤怒的是，美国竭力支持并发誓加以保卫的南越吴庭艳政权不仅无能，而且极为腐败，因而从“道德”角度看并不比北越的共产主义政权好多少。另一方面，民主党内的自由派对林登·约翰逊（LyndonJohnson）总统外交政策的攻击激怒了党内的一批反共“冷战斗士”（coldwarwarriors），他们后来转向共和党成为“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他们认为，美国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是无可争议和不容置疑的。由此，围绕越南战争的辩论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和凝聚力的下降，无怪乎尼克松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越南战争是两个战线上的战争：一个是战场，一个是我们的价值观”，“战争造成的分裂局面强烈地震撼了国家的基础”，越战因此成为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的“催化剂”。亲历结束越战全过程的基辛格，在总结越战的教训时也不乏沉痛地指出，美国在这场悲剧中应当汲取的最大教训是，绝对不要再允许国内的言论纷争推翻政府曾经许下的承诺。

2009年奥巴马甫一上任所面对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纵深发展所导致的全面社会危机，它是由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最终爆发而形成的，其标志即从2011年9月17日开始、随后蔓延到美国全国各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这次运动的示威者直指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争斗及社会不公正，集中体现了美国广大中产阶级对于国家和政府的严重不满。它反映出当前美国社会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使得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经济领域的支配规则，美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贫富悬殊日益加剧，而“冷战”的终结更使得美国进一步奉自由市场为圭臬。这一模式的最终结果是引发了“二战”以来美国和全世界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因此，美国的中产阶级借此极力抨击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贪婪无止境，同时指责政府为救助少数金融机构而使多数人陷入困境。正如波士顿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教授安德鲁·巴塞维奇所著《权力的极限：美国例外主义的终结》一书所强调的：美国的立国原则--自由--已经变得混同于贪欲、消费执迷和“永无休止的多多益善追求”，美国的价值体系和政治经济制度有着深刻的多面弊病。“占领华尔街”运动所代表的“99%的社会民众”力图与“1%的精英阶层”展开对话，呼吁“拯救我们的国家”、“平等与变革”的现象，极为真切地展示出当前美国社会各阶层矛盾的尖锐化以及社会危机的深刻性、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