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美国成功奥秘(4)

在解读美国的WASP文化之前，首先要强调的是，美国的主流文化源于欧洲，可以说是集西方文明之大成。一般学者将西方文明简化为犹太－基督教文明。其实，从正面角度归纳，西方文明至少有四大要素：希腊人的求真精神、罗马人的法治传统、犹太－基督教的上帝信仰以及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提到的“高贵的野蛮人”的自由精神。在今天的美国，上述西方历史要素经过融合与转化而表现为：科学、法治、基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由对世俗权威持怀疑态度传统而来的公民参政，以及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高度追求。

从欧洲文化的地理分布看，我认为欧洲的主流文化可以分为北欧、南欧和东欧三块。其中，北欧文化主要是指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洋文化，即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而美国WASP文化的直接来源就是美国的海洋文化。

美国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同时，又是最具有宗教色彩的现代国家。科学和神学是美国文明的两大支柱，在美国历史上，科学和神学实现了最美妙的平衡。美国物质文明是建立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其精神文明则建立在神学不断延伸的基础之上。要了解美国文化和文明，就要懂得神学和宗教在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是理解WASP文化的关键所在。

清教如何影响美国

作为美国最早的起始宗教和美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宗教，起源于基督教新教加尔文教派的清教，对美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当今的美国文化特性中居核心地位，美国历任总统除约翰逊·肯尼迪是天主教徒（于1963年11月22日被刺身亡）外都是清一色的新教徒。美国历史学家巴斯认为：“没有对美国清教思想的了解，就不可理解美国社会。”中国学者陈华则认为，清教思想至少在五个方面影响了美国精神和国民性的形成：领导者意识、民主意识、敬业精神、开拓精神以及重视教育。学者李津也把美国的价值观、使命感与民族性格的形成归结为清教信仰所带来的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那么，究竟什么是清教思想呢？实际上，在西方基督教社会里，宗教思想远非只是涉及上帝及其训导，而是无所不包的社会价值思想体系，触及每一个信徒从思想到行为的方方面面。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几乎不可能在这里进行深入的描述。在这里，只能简单地提及清教思想的两大核心观点，即契约说和预定论。

契约说包含了清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它源于上帝与亚当之约--上帝造人，允其幸福，人则以服从天意为回报。不料亚当毁约，犯下原罪，人类因而苦海无边，世代忏悔，以赎其罪。然而“因信得救说”又告诉人们，人又能够通过上帝的安排理解神意，争取获得解放，这就是恩惠契约（CovenantofGrace）。

清教教义认为人类罪孽深重，呼吁其教徒反省自身的劣根性和堕落本能。清教徒认为肩负上帝使命，要为人类做出榜样，引导其向上帝赎罪，获得拯救，重建新的耶路撒冷和伊甸园，作为全人类的领袖（使命意识、领导意识、天命意识、拯救意识）。

同样，从契约说中也产生出了清教的人权思想。与天主教不同，基督教新教主张每一个教徒都可以单独和直接与上帝沟通，而不必通过那些烦琐的教会组织和教会仪式。这是一种全新的基督教神学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清教思想家们从上帝与人类的契约中，发展出了教会契约与殖民地契约两种新形式，明确规定每个移民的责任和自由范围，协调社会管理与个人权益的关系--这就是所谓“联邦神学”的清教契约思想（CovenantThought），即教会契约。这对以后确立美国社会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管理模式，安排美国中央与地方、地方与个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宗教方面首先做出了示范性演示（民主、人权、个人至上）。

清教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就是预定论。既然上帝只能让一部分人成为选民而最终获得拯救，那么谁才会是这些“幸运儿”呢？清教思想家们继承了加尔文的思想理念，使教徒们深信，富人才是上帝的选民，是理解了神的旨意、获得解放的那一部分。“财富是上帝预定对他的顺民的赏赐。”工商活动是上帝神圣的旨意，个人商业的成功就是上帝恩典的标志；而不追求财富和懒惰者则是可耻的，在道义上是要受到谴责的。

可以这样认为，清教教义驱使着教徒们努力工作、节约、勤俭。比如：“信仰上帝一样信仰职业，热爱生命一样热爱工作”，“劳动成了一种天职，是最善的，归根结底常常是获得恩宠确实性的唯一手段。”这种思想上的鞭策使得美国成为了典型的崇尚自由竞争，极富资本主义敬业精神和进取意识的“劳动友好型社会”。清闲只会让教徒们产生一种犯罪感。至今，美国人的工作时间依然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长的。这也是能够从经济学上比较令人信服地解释美国社会之所以如此富裕的原因。在美式英语中，calling一词最能体现清教徒的工作态度，其一层意义是“神召”；另一层意义就是职业、工作（vocation，career，profession）。既然“神召”就是“职业”、“工作”，“既然是上帝安排的任务，就应终生去做，全力以赴，最富理想性地去做”，终生去做、全力以赴是没有止境的，这就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动力，即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探索新的领域是美国人性格中的基本特点”。贫穷不是一种美德，而是对上帝赐予的荣耀的贬损。财富既然是上帝恩赐的，清教徒富翁们也多选择身后把财富捐赠给社会，而不是留给子女。最新的例证诸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裸捐”。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清教思想具有浓厚的自由民主主义倾向，“清教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还在许多其他方面掺有极为绝对的民主思想和共和理论”。除了政治制度上的好处，清教教义还强调个人的自主和社区的共同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强调现世的生活秩序。这样就构成了美国市民社会的道德基础，对于形成美国的政治文化“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除了清教思想，美国文化中极具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特征的另外的思想来源，就是欧洲尤其是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的自由主义和英国传统的保守主义。美国文化虽然来源于西欧，然而，经过在美国国内的本土化进程以后，却以极为突出的个人主义、原生的实用主义和美国本土的民族主义特征，而有别于西欧，所有这些共同构筑了美国WASP文化的重要内涵。

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美国建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基本上都接受了西欧尤其是洛克版本的自由主义。无论是《独立宣言》还是《美国宪法》，其中的每一条原则都散发着浓厚的自由主义气息。当今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也都是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自由主义在所有时代的典型特征是，它坚定地相信自由对于实现任何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个人自由的深深关切激发自由主义反对一切的绝对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来自国家、教会或政党。”在美国政治文化中，另外三种主要形态就是保守主义、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几乎不可能排除英国保守主义对美国思维方式的影响，但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宗教保守主义的作用。无论从文化还是意识形态上来讲，浓厚的宗教色彩往往都会意味着某种保守主义的存在。英国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不重视理论教条，而重视实际效果。这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保守主义的核心是要维护传统的制度和秩序，如果社会需要变革，也要尽可能地避免损害各个阶层的利益。换言之，保守主义追求社会稳定，但并不拒绝革新。这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十分接近。

实用主义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流派，对美国社会乃至美国人的性格、精神和思维方式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用主义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只注重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事先定好的原则。英国史学家约瑟夫·法兰克尔对实用主义在外交上的运用效果作过这样的解释：“实用主义帮助政策的制定者有可能保持最佳的灵活性，避免由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而超过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承认严酷的现实。”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美国外交。然而，尽管有相似之处，实用主义却并非现实主义。

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与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对于美国历史进程的理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最初英属北美殖民地居民在思想意识上将美洲和英国王权统治进行心理上的分割时，美国的民族主义就已经开始萌芽成长。当美国人深为本国的历史、价值观和文化而骄傲时，当他们在美国特殊论和“天定使命”感的驱动下而自我承诺时，体现的就是美国的民族主义。

单纯从文化、宗教和政治的原则上来理解美国，恐怕会令人头痛不已，有时反而会被人抓住把柄而适得其反。从美国的国内政治安排入手，再从国内政治如何运作的角度来理解美国和美国的原则和精神，或许就会生动许多，就会发现，尽管美国存在着众多的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思想，然而，高度稳定却是其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的主要特点，这也是美国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美国舆论经常宣称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然而在美国，经济上，“自由”范畴与“平等”范畴相比占有优势；政治上，平等是自由的必要条件；至于民主，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奉行的实际上是共和制而非民主制，美国人讲究的是程序民主而非实质的民主。法治大于民治。

美国人大多不信任联邦政府，总认为它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压力；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市民社会高度发达，民众对国家政治没有兴趣，却格外热衷于地方政治。然而，绝大多数美国人声称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安排感到自豪。

自立国以来，美国政治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普遍平等的、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原则与白人新教精英主义的实践政治原则，这是美国政治二元结构的具体体现。后者实际上就是狭义的、现实版本的美国WASP文化，而前者则是广义上的美国WASP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内容。这是一种矛盾的却又能在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的结合。正是这种对立双方力量不断变化的结合，推动了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维持了美国的高度稳定，也能相对比较令人信服地解释美国的文化与历史进程。

美国自由主义的原则、理想之道，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的发展，才开始逐渐在社会、政治与法律上得到真正意义的体现。而群体权利观念的出现，则标志着美国政治理念的重大变革，即人们开始明确地把美国视为一个在文化上多元的、个人具有某些不可放弃并且必须通过法律和政治方式加以体现和保障的身份特征的社会。这种理解集中体现在1971年罗尔斯发表的《正义论》一书中。为此，1997年克林顿总统曾宣布：“如果能够证明我们可以在欧洲文化不占支配地位的状况下生活，那么这就将成为美国的第三次伟大革命。”这是美国文化中最具光明性质、令人激动的部分。然而，正如有光明就有阴影一样，美国的WASP精英主义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美国的政治与社会实践，这就使得美国实际上并非如同它的理想、原则所宣示的那样。

从过去到现在，美国政治文化结构中的普遍主义、自由主义和WASP精英主义的力量对比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随着传统的白人清（新）教徒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其他各种宗教、种族、文化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以美国近十年来的民权运动的胜利，多元文化的兴起为分水岭，WASP精英主义长期以来在美国所占据的显赫地位已经开始动摇。如果说，终有一天，WASP精英主义长期以来所持的那些价值观念和新教主义对自由主义造成的那些束缚被彻底颠覆，那么在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有着清教理念和WASP传统观念的美国就将在精神和文化上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真正多元变化和真正自由主义的美国将会是何种模样呢？它能否继续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和竞争能力？换言之，美国是否可以越过目前对于WASP文化的“稀释”呢？如果说，在历史的明天，美国由于WASP精英主义担心的“马赛克化”，国家认同丧失，不同文化相互冲突，所有的政治安排出现过载（overloading），从而直接导致美国的分裂或衰落，那么或许可以从反面映射出美国WASP文化及美国政治文化二元结构传统模式的持续价值。如果是那样，萨缪尔·P.亨廷顿的噩梦就可能成为现实。

严格地说，美国从建国到今天的地位，是在以清教徒为主体，以WASP文化为载体，依据美国现有的政治文化二元结构和政治安排下取得的，我们无法从经验上得出更多的更有变化的结论。我们只能从逻辑上假设美国文化和精神的价值，因为它们是包含在美国的历史中并在持续地起着核心作用的力量。我们无法肯定，一旦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定义着美国精神力量的因素丧失，美国会是什么样；我们也无法确定，这些核心的、一直在发挥作用的因素未来还能否在美国社会、文化、政治和思想领域中，一如既往地起着同样的作用；同样，我们也无法确定美国文化能否对其他民族、宗教和文化起着如同它在美国本土上所起的那种作用。

站在十字路口的美国

美国自立国以来短短两百余年间，之所以能从大西洋沿岸的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崛起为全球性超级大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系列众所周知的特殊地缘条件、资源禀赋和历史机遇。然而，这些客观因素尽管十分重要，却不足以完全决定美国的命运。

美国历史最终能书写成一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除了上述客观因素之外，更关键的还在于美国所特有的人文因素。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J.Boorstin）所说的“美国人的精神状态”，即概括了这种人文因素的部分特点，如信奉“异想天开”的哲学、“不言而喻”的真理以及“自然形成”的知识等。这些特点造就了北美移民的个人主动性、创新精神、经济活力和务实禀性，对美国的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美国例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