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军事化管理才能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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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情报收集:信息决定企业的存亡(3)

安史之乱初期,叛军气焰很盛,很多州县的地方官吏纷纷叛变投敌,只有谯郡太守杨万石手下的长史张巡率领部下哭祭皇帝祖祠,誓师讨伐叛军。当时,张巡的部下只有临时招募来的两三千人,却能够固守在雍丘城(今河南杞县)死战不退。无奈之下,安禄山派遣自己的心腹令狐潮率4万精兵围攻雍丘城,吩咐他一定要尽快拔了这颗钉子。敌众我寡,张巡率部几次出城发动突然袭击,虽然都取得了一些战果,但还是无力扭转整个战局上的劣势。最重要的是城内的箭矢快要用完了,没有箭矢,这城可就真的没法再守下去了。

在危急时刻,张巡忽然想到了三国时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于是有心效仿之。张巡急命士兵搜集秸草,扎成千余个草人,将草人披上黑衣,夜晚用绳子慢慢往城下吊。夜幕之中,令狐潮果然上当了,他以为张巡又要乘夜出兵偷袭,急命部队万箭齐发,射杀敌军。张巡这“草人借箭”之计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一夜之间收集了数万箭矢。令狐潮天明后,已知中计,气急败坏,后悔不迭。

可是,张巡的计策还不算完,他还有后招。第二天夜晚,张巡又从城上往下吊草人。叛军见状,当然不肯再次上当,只在营中哈哈大笑。张巡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他迅速命人收起草人在城上吊下500名勇士。这500名勇士在夜幕的掩护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敌营,四处放火,打了令狐潮一个措手不及,营中瞬间大乱。张巡趁此机会,率部冲出城来,杀得令狐潮大败而逃,损兵折将,只得退守陈留(今开封东南)。张巡利用自己的一系列计谋成功扰乱了敌军的判断,进而击溃敌军,保住了雍丘城。

张巡就是典型的智将,他并没有过人的勇力,而是以文官的身份带兵。虽然无法身先士卒,但是张巡也有他的长处,那就是善于揣摩敌人的心理。张巡将敌将令狐潮的心理活动摸得一清二楚,他才能通过各种疑兵和假情报迷惑对手,并取得最终的胜利。

张巡的办法其实不算新鲜,他用的是《三十六计》中的一计,叫作“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无”字指的是“虚假”,而“有”字指的则是“真实”。无中生有,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虚实互交,扰乱敌人,使敌方造成判断失误,我方便有可乘之机。

无中生有之计,“无”是迷惑对手的假象,“有”则是假象掩盖下的真实企图。在商业领域,无中生有之计最主要的应用在于编造足以乱真的虚假商业情报。只要你的假情报足够真,能够让你的竞争对手深信不疑,你的这条计策也就离成功不远了。紧接着你需要做的就是变假为真,化虚为实,出其不意,这样一来,整个计划就可以完美地得到实施了。

1902年11月,亨利·福特一手创办了大名鼎鼎的福特汽车公司,在亨利·福特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福特汽车公司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成为了汽车制造业的先驱。福特公司的拳头产品“福特牌T型车”大受欢迎,即使公司的生产线24小时不停地生产,所有工人三班倒,也还是无法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量。

福特公司的发展如此迅猛,按说亨利·福特应该相当兴奋才是,但他的心里一直压着一块石头。原来,亨利·福特虽作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和决策人,但他仍然不能有充分的自主权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在公司创办伊始,亨利·福特用的是拉人入股的方式,因此现在他必须还要考虑到那些股东的利益和想法,否则那些短视的家伙们就会给他找麻烦。亨利·福特觉得,那些股东只是最初时出了点钱,并没有出什么力,现在却一再质疑自己的经营理念,做出种种对福特公司未来发展不利的事,这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到了该把股权从那些人手里收回来的时候了。但是,公司现在发展得这么好,还有无限的上升空间,那些人怎么肯轻易放弃自己手中的那些“无价之宝”呢?

在一次股东会上,亨利·福特突然宣布自己将辞去公司总经理一职,这个职位将由他的儿子接任。一时间,全场哗然,股东们大吃一惊,随即力劝亨利·福特打消这个想法。但亨利·福特不为所动,表示自己决心已下,不会再改变自己的想法了。不久,洛杉矶主要报纸上又登出头条新闻:“亨利·福特正在着手准备成立一个新的汽车公司。”这下那些小股东们真的慌了:谁都知道没有亨利·福特就没有福特公司的今天,亨利·福特离开了,这个公司还能再生存下去吗?他那个年轻的儿子真的靠得住吗?公司要是垮了,他们手里原本价值连城的股权一夜之间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就在这时,一个中介商找到了福特公司的这些小股东们,告诉他们有一个“愚蠢”的家伙愿意收购他们手中的股份。股东们此时恨不得赶快把手里的股票脱手,于是纷纷声称只要价钱合理,他们非常愿意卖出自己手里的股权。

其实,那个想要收购股权的“蠢货”就是亨利·福特本人。谈判很快成功了,他仅仅花费了1.06亿美元,就把零散股东手里的股票全都买了回来。这样,整个福特汽车公司就成了亨利·福特的家族企业,他可以由着自己的想法做事了。

只是一个莫须有的烟幕弹,便使亨利·福特的计谋得逞,最终大权在握。

为什么假情报总是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从根本上来讲,放出假情报迷惑对手这一招,所利用的恰恰是人们对于情报工作的重视。只有那些重视情报的人,才会被假情报所欺骗,进而露出破绽,试想一下,如果福特公司的那些小股东根本不在意这些流言,又怎么可能会给亨利·福特留下可乘之机?

因此,我们讲这么多,不是为了单纯地传达一种商业竞争的方式,更是为了传达一个理念,那就是——情报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确保情报的准确性。无论何时,重视情报都是一种好习惯,但也永远不要忘记,只有真实的情报才能为我们带来机遇,误信假情报则会将我们的企业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身为企业的管理者,我们身负重任,所以为了理想和责任,我们必须擦亮自己的眼睛,可以不去主动骗人,但也绝不能轻易落入别人的圈套。

搭起反间谍的防火墙

出于对情报的重视,间谍这个行当应运而生。间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人类历史上最早最系统的用间理论著作,就是我国的《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将间谍分为因间、内间、反间、死间和生间五种,并且论述了每种间谍的作用和使用方法。因此,当代研究《孙子兵法》的泰斗吴如嵩认为这本书是“微型的军事情报学著作”。

间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成果是使用间谍的一方最想从对手那里获得的核心机密。这些情报的获得,将帮助他们制定出正确的应敌之策,为战胜对手提供信息保障。那些优秀的间谍,甚至能帮助一个国家实现飞跃式的发展。

为了早日结束“二战”,美、英、苏三国首脑于1945年7月在波茨坦举行会议,商讨对日作战的具体事宜。为了取得战后的主动权,杜鲁门总统得意地告诉斯大林,美国已研制出一种杀伤力惊人的武器并成功进行了一次试爆。斯大林对此态度冷淡,并没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斯大林当然知道,杜鲁门所说的武器就是原子弹。其实,苏联早已着手研究原子弹,并成立了专门的核武器总局,该局由伊戈尔·库尔恰托夫负责管理,秘密进行原子弹的研制。为了能够在和美国的比拼中不落下风,苏联除了进行技术公关之外,还试图通过各种渠道从美、英科学家那里获得有关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详细资料。

经过详细筛选之后,苏联人盯上了一个名叫克劳斯·福赫斯的人。福赫斯1911年出生在德国达姆施塔特附近,父亲与祖父都是当地有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社会主义者。受家庭环境的影响,福赫斯从小就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在莱比锡大学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后来,福赫斯到了英国,参加了伯明翰大学的帕尔斯教授实验室,又为英国安全部门服务,从事对纳粹核情报的分析。由于福赫斯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而且办事干练,他很快获得了英国人的信任。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福赫斯一直想为社会主义国家做些事。因此,1941年秋,福赫斯主动找到苏联间谍,以后每隔三四个月,他就把自己所知的研究资料交给德籍苏联间谍乌苏拉·库钦斯卡娅。

1943年9月,福赫斯以英国科技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参与大名鼎鼎的“曼哈顿工程”。此时,他已获得苏联政府的初步信任,为了安全起见,苏联安排了美国人霍利·戈尔德为联络员,负责和代号为“查尔斯”的福赫斯接头。

福赫斯在美国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多次将研发核武器的核心机密传递给苏联。其中包括铀分离技术、铀弹的尺寸图样和数字算式、炸弹引信结构装置等,为苏联研制原子弹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1947年6月福赫斯回到了英国。回国之后,继续向苏联传送与核武器研发的相关书面材料,其中包括温思克尔钚反应堆和化学工厂的技术资料等等。在个人信仰的指引下,福赫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顾风险地向苏联传送了大量价值连城的情报,而且他的这份工作是完全不计报酬的。福赫斯提供的这些情报,帮助苏联于1949年8月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比美国预估的时间早了5年。苏联还抢在美国前面制造出了氢弹,在战略上有了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资本。

“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句话非常有名,被人们称作“蝴蝶效应”。在历史的舞台上,福赫斯和他所代表的间谍群体便是影响世界局势的蝴蝶。间谍们本身虽然籍籍无名,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他们手中的武器就是情报。

事实上,发展到现代,间谍已经几乎成了每个领域都必不可少的“尖端人才”,商业领域更是如此。在商业领域,谁先获得情报,谁就能战胜对手。商业情报可谓是价值千金,各个商家无不想方设法地去获取别人的情报,同时还要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机密不被别人窃取。在现代商业中,大多数企业更是基于军队的保密体系来拟定保密计划,搭建起一道道反间谍的防火墙。

大名鼎鼎的IBM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一直垄断着国际商用电子计算机市场,日本同样有志于发展电子计算机产业,并且有在半导体电子计算机领域赶上和超过美国、挑战IBM霸权的雄心壮志。

然而,IBM的竞争优势并不是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日本公司想要与IBM竞争,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事。但计算机行业是高技术行业,如果能够通过特殊手段弄到对方的技术资料,就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长足的进步。

于是,日本日立公司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进行商业间谍活动。1980年11月,他们从一个名叫莱蒙德·卡戴特的IBM员工那里搞到了IBM公司的最新产品——308X计算机的27册绝密设计资料中的10册。这些资料在电子计算机领域就好比是武林中的《九阴真经》,哪家公司得到了这些资料,就真的有机会去跟IBM一较高下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资料残缺不全,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就像黄药师手中的《九阴真经》下半册一样。

为把余下的17册资料也搞到手,日立公司继续采取行动。其高级工程师林贤治给一个名叫马克斯维尔·佩利的人发了一份电报,要求佩利设法搞到其余17册资料。

这个名叫佩利的人曾在IBM公司工作过21年,辞职前曾任IBM公司先进电子计算机系统实验室主任,IBM的很多工程师都是他的老部下。但是,佩利并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他知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再加上他原本就对IBM公司很有感情,于是接到电报后,便将此事告诉了IBM公司。

负责IBM安全保卫工作的查理·卡拉汉闻知此事大惊失色,同时心中也暗自庆幸,幸亏日立公司找到的是佩利,要是别人,恐怕还真的有可能禁不住巨额报酬的诱惑,铤而走险,泄露公司机密呢。卡拉汉既然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便将计就计。他让佩利假意答应日立公司的要求,接近林贤治,搜集日立公司派遣商业间谍窃取商业情报的证据。

1982年,美国IBM公司正式起诉日本日立公司,并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很快,在日、美两国政府的积极参与下,1983年3月,旧金山法院判处主犯林贤治缓刑5年,罚款1万美元;从犯大西勇夫缓刑2年,罚款4000美元,并勒令交还其盗窃的全部资料。如今商业的开放程度越发加深,企业间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企业间的信息战也更趋激烈。企业秘密和科技情报将成为商业间谍窃取的重要目标。其中,企业机密关系到企业的命运与生存,与企业的安全和利益息息相关。正像孙子说的那样“无所不用间也”,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泄露最紧要的机密。因此保守企业机密是每个企业必须要重视的。

身为企业的管理者,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具备保密意识,那么只要有人想要窥探企业的情况,企业也不会再有秘密可言,这样的企业又谈何建立竞争优势,争取做大做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