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做人要有高尚气节(4)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歧视并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当时，留日学生数千人在日本发动了总罢课，意在抵制这一不合理条约。日本当地媒体见中国学生声势浩大，个个勇敢向前，立即发表报道，报道中处处蕴含着污蔑、歧视中国人的言辞，这令中国留学生义愤填膺。此时，陈天华与宋教仁、秋瑾等人表明立场，坚决反对仰人鼻息、受人欺侮，主张马上回国自己办教育，而以汪精卫、胡汉民为首的少数人则主张留下来完成学业。几经严辞争论，两种意见始终不能统一，一时间，留日学生中形成思想不一致、行动各异的严峻局面。这令慷慨激昂的爱国者陈天华心情极为沉痛，为了祖国的前途，为了警醒大家团结对敌，更为了激励众人的爱国豪情，他决定牺牲自己的生命。

12月7日凌晨时分，陈天华留下长达三千余字的《绝命书》，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殉国，时年30岁。《绝命书》中写道：“鄙人心痛此言(按：指日《朝日新闻》诋毁取缔风潮为‘放纵卑劣’)，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陈天华是继战国时期屈原后，第二个以沉水方式表达爱国心之人。这种精神的感召力是巨大的，在陈天华的灵柩运抵长沙时，参加葬礼的各界代表达一万多人，送葬队伍绵延数十里，一直到达岳麓山。

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他们身上都蕴藏着巨大的忠国爱民的献身精神，他们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赴汤蹈火，在历史上点燃了一簇簇美丽而悲壮的火苗。陈天华这种极端的爱国方式，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些凄美，但它对于弘扬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唤起公民的责任意识，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鉴湖女侠秋瑾

秋瑾，字璿(xuán)卿，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秋谨1875年生于福建闽县，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目睹帝国主义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蹂躏和清政府卖国求安的种种丑行，秋瑾幼小的心灵里早就播下了反抗的种子。

1891年初夏，秋瑾和家人随同祖父秋嘉禾回到故乡绍兴。不久，她就跟随武艺高强的单老四学习武艺，不仅学会了打拳、耍刀、使棒、舞剑，还学会了骑马。秋瑾认为，要革命，不仅要嘴和笔，还需要刀和枪，并且还要具备强健的体魄和高超的武艺。因此，她始终把练秋谨武和实现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联系在一起。她曾在《宝剑歌》一诗中写道：“千金市得宝剑来，公理不恃恃赤铁。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在为革命四处奔走的过程中，秋瑾几乎刀不离身。

后来，秋瑾嫁给了湖南湘潭的王廷钧。1903年，她随夫移居北京。在北京，秋瑾目睹了被八国联军劫后的惨象，更激起了她对清政府及其外国侵略者的痛恨。翌年春，秋瑾终于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离别子女，自筹盘缠，只身赴日本留学。到了东京后，秋瑾先补习了日文，后入青山实践女校读书，并积极投身到民主革命的队伍中去。在结识了孙中山、陶成章等志士仁人后，她积极与他们共商革命大计。她还创办了《白话报》，宣传革命，提倡男女平等。1905年7月她返赴日本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被推举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

1905年11月，清政府与日本政府勾结，由日本文部省颁布了所谓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禁止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同盟会领导人之一陈天华投海自尽，以示抗议。在留学生举行的追悼会上，秋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主张全体留学生返回祖国，共御外侮。

1907年初，秋瑾接替徐锡麟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的工作。同时与徐锡麟策划皖浙起义，同举义旗。由于情势紧急，徐锡麟于7月6日在安庆提前起事，不幸失败被杀，并波及绍兴。7月13日，大通学堂被清军层层包围，秋瑾挺身迎敌，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

在残酷的刑审中，秋瑾早已抱定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始终坚贞不屈，保持革命气节，只留下了“秋雨秋风愁煞人”这一壮烈的绝命词。秋瑾于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

孙中山听到秋瑾英勇就义的消息后，亲笔题写了“巾帼英雄”的匾额。是的，秋瑾的爱国精神、革命气节，令人钦佩不已，她为后人做出了表率，其英勇无畏的气概虽男儿犹不及。

陈嘉庚爱国办学

陈嘉庚，福建厦门人，爱国华侨的代表。

1890年，陈嘉庚随父亲到南洋经商。1905年，他在新加坡自立门户开办了菠萝罐头厂和福山菠萝园。经过几年的努力，陈嘉庚还清了父亲破产时欠下的债务。后来，他又投资橡胶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成了当时海内外知名的实业家，被称为华侨的三大巨富之一。

虽然富有，但陈嘉庚并没有想着个人挥霍享受。在异国他乡，他饱尝了漂泊的辛酸，十分渴望自己的祖国早日强大起来，使漂泊海外的游子不再遭受欺凌。陈嘉庚经常面对波涛翻滚的大海，朝着家乡的方向自言自语：“余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

1901年，孙中山到南洋宣传革命，使陈嘉庚眼前豁然开朗，便毅然加入了同盟会，并慷慨解囊捐助兴国大业。当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时，陈嘉庚不禁喜极而泣，立即寄去了5万元新加坡币。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祖国又陷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中。陈嘉庚在孙中山的激励下，决定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回到家乡厦门后，立即把昔日的小渔村建成了拥有中小学和专科学校的全国独一无二的“集美学村”。后来，他又出资100万新加坡币，创办了设备完善的厦门大学。

创办大学很不容易，要使一所设备先进的大学正常运转则更加艰难。陈嘉庚希望南洋的其他富商共同资助，但无人响应。于是，他毅然担负起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两个重担。两个学校每个月需要3万元经费，为了筹款，他不得不变卖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部分产业。

不久，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债主强行将陈嘉庚的企业交由债权人指定的监控者监管，只给他保留公司总经理的职务。而陈嘉庚提出的惟一条件就是：必须保证提供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教育经费。有人见他处境困难，好心劝他停止支付学校经费。他坚定地说：“关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罪大。在商业尚可经营之际，何可遂行停止。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

1940年3月，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考察和慰问。在重庆考察期间，陈嘉庚认识到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当蒋介石请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愤然拒绝。鉴于“蒋介石处心积虑阴谋消灭共产党，实较消灭日寇更为迫切”，陈嘉庚决定赴延安考察中共情况。

在延安考察期间，陈嘉庚亲眼目睹了军政人员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妥协投降的事实，很受鼓舞，最后得出了“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的结论。回到南洋后，陈嘉庚积极宣传延安精神，使广大侨胞了解到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看到了解放区的光明，推动了南洋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

陈嘉庚为了国家倾其所有，其爱国精神可嘉。毛泽东称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是我国华侨史上第一个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集于一身的杰出代表。只有国家强大了，在国际上有了地位，公民在外国才会受人尊敬，不被人轻视，这是每个置身海外的游子都会有的同感。所以说无国岂能有家，爱国、为建设国家尽一己之力，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也是无论国内、海外的每一个华夏子孙的责任。

蔡元培挺身营救爱国学生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运动，它影响深远，它所体现的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五四”运动的主角是爱国学生，但在他们背后的是全国人民，是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如蔡元培、如鲁迅。

蔡元培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得悉北京政府已密电准许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要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后，义愤填膺。他无法压抑心中的怒火，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北大的学生代表和教职员代表，还以欧美同学会总干事的身份，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劝告他不要在和约上签字。

1919年5月3日晚，蔡元培得知北大学生已决定联合其他各校学生，利用5月4日是星期日的机会，要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于是通过学生会干事狄福鼎告诉大家：他是支持学生爱国行动的，希望学生的示威游行要有领导、有纪律地进行。5月4日那天，北京的三千余名大专学生整队游行示威。此时国务院召开会议，议决由教育部责令蔡元培召回北大学生，不准学生干涉政治。

教育部长傅增湘遵命给蔡元培打电话，让他到部里商讨善后事项。蔡元培在电话中表示学生的游行示威属爱国行动，他是不忍心制止的。他挂断电话，拒绝去教育部商议对策。这一天，他一直坐在北大的校长办公室，等待着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的消息，连中午饭都没有心思吃。

北大学生在游行示威中出于爱国义愤，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宅，痛打了卖国贼章宗祥。军警逮捕了在场的学生和市民32人，其中包括北大学生许德珩、潘菽、杨振声、易克嶷等20人。蔡元培闻讯，立即主动参加学生代表会议，商议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在会上，他从容镇定地表示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深表赞赏与同情，最后保证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营救被捕学生安全归来。

蔡元培当时，蔡元培的处境也很艰难。因为许多反动分子都在制造着“此次学生捣乱，全由蔡元培庇护而起”的舆论。曹汝霖和章宗祥甚至扬言，他们要采取报复行动，用300万元雇人刺杀蔡元培。还有一个带兵的将军也说，他要用非常手段处置蔡元培。教育部则明确表示要让蔡元培辞职，离开北大。因为作为校长，他对于学生滋事不加干涉是失职。

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仍然很镇定地组织和参加各种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为了营救被捕学生，他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他请来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校长，组成了以他自己为团长的“校长团”，先后赴警察厅、教育部、国务院和总统府，提出了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的要求。蔡元培知道当时北京政府的实权掌握在“参战督办”段祺瑞的手里，于是深夜造访段祺瑞最敬仰的一个头面人物，请他转告段祺瑞一定要释放被捕学生。在这个人家中，蔡元培从晚上9点一直坐到过了12点，直至有了结果才告辞回家。

经过十分紧张的三个日日夜夜，直到5月7日，被捕学生才全部获释。蔡元培和北大的全体师生在红楼门口列队迎回被捕学生，对被捕学生表示了亲切的慰问。次日，蔡元培就向大总统和教育部写了辞呈，怀着已经完成营救被捕学生这个神圣使命的心情，悄然离开了北京。

为了国家，他支持学生游行示威；为了学生，他将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脑后。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又是一个伸张正义爱护学生的校长，他的精神鼓舞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竭力维护祖国的尊严和荣誉。他那不惜牺牲自我、一心为公的伟大品格，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齐白石巧骂日寇

我国现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齐白石，出生于湖南湘潭县，幼时当过牧童，年轻时又以木匠为业，后来跟随王湘绮老人苦攻书画、诗文和篆刻，取得卓著成绩，被聘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

齐白石的画，笔墨雄浑，造型质朴，色彩鲜明，自成流派；齐白石的篆刻取之于周、秦、两汉精华，功力深厚。抗日战争时期，他正是利用这样精深的造诣，以刀笔作画，斥讽日伪政权，抒发着一腔爱国热情的。

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平，大肆掠夺、欺压民众的时候，齐白石毅然辞去了在北平艺专的职务。他钢筋铁骨，宁可在严寒的冬天全家受冻，也坚决不接受敌伪政权的施舍，把分配给家里的煤球全数退还回去，仅用卖画、篆刻所得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齐白石为人耿直孤介、不媚权贵，他在自家大门上张贴了“画不卖与官僚窃恐不详”的告白，不准当时的权贵进入他家的大门。

齐白石看到日寇在中国四处奸淫烧杀的罪行，刻骨的憎恨和仇视深深烙印在心头。为表示对敌人的不满和蔑视，齐白石作了一幅名叫《螃蟹》的画，这是一幅极富讽刺意味的画，齐白石在画中强劲有力地写了几个大字：“看你横行到几时”，形象地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会长久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