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欧洲中世纪美术(1)

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一段时期，史称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为了反对宗教神权的统治，推崇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并且认为从罗马帝国覆灭之后到文艺复兴之间的历史是野蛮黑暗的时代，是处于文明与复兴之间的时代，故称“中世纪”，后来这一名称被历史学家沿袭下来。

在欧洲中世纪文化中，基督教的影响占有统治地位，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充当着上帝与教会的代言人的角色。因此，也有人将欧洲中世纪艺术称为基督教艺术。但是，中世纪的艺术仍然是丰富多彩的，是多种文化源流的综合，并为近代欧洲文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基督教起源于中东，当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欧洲确立时，也带来了东方的一些文化特征。同时，古罗马帝国在接受基督教文化时，并不可能完全放弃已经根深蒂固的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尤其在建筑、雕刻和绘画等式样上，而是有一个漫长的融合改造的过程。最后，基督教在地中海沿岸确立之后，在向西欧扩展的过程中，又吸收了当地的文化成分，即所谓“蛮族艺术”，产生了一些新的样式，直到公元10世纪前后，才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基督教艺术风格。因此，欧洲中世纪艺术不能单纯理解为宗教艺术而是在东方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和蛮族文化的基础上融合而成的基督教艺术。

（第一节）早期基督教美术

（公元2世纪—5世纪）

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原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宣布这一曾经长期遭到罗马帝国镇压的新宗教为国教。这时的罗马帝国已处于分崩离析的前夜，基督教作为下层人民的信仰和意识，为结束古罗马的千年帝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取得合法地位之后，又作为统治者的工具来控制人民的思想。早期基督教艺术就反映了这个过渡时期的一些典型特征。

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开始秘密流传于罗马帝国的疆域。因为处于非法地位，信徒们只能在私人宅邸内举行宗教仪式，这种早期的秘密宗教场所被称为“民古教堂”。后来为了逃避官方的搜查，这种仪式便转移到一种公共地下墓窟，这种墓窟是用于合葬基督徒的，在墓窟的天顶和墙壁上画满了各种圣经题材的壁画，因此它成为早期基督教艺术的宝库。这种形式主要流行于罗马城区，如罗马的普里斯拉地下墓窟，约建于公元3世纪，其闻名于世的是天顶壁画《善良的牧人》。这是早期基督教艺术最常见的题材，在造型手法上还继承着古典的传统，形象准确而逼真。基督肩托羔羊站立，生气勃勃，线条简明流畅，使人联想到古希腊瓶画，四周的图案暗示出基督教最重要的象征十字架。

基督教合法化之后，它的集会和仪式便回到了地面上，也开始兴建正式的基督教堂。但基督教没有自己的建筑传统，只好借用罗马现成的建筑形式。罗马有一种常见的公共建筑，平面呈长方形，中廊较宽，两旁有列柱分隔出过廊，平时供市民集会使用，称为“巴西里卡”。基督教徒把它直接搬用过来，在一端加上祭坛，并饰以宗教题材绘画，这种形式为以后的西方基督教堂的样式定了基调。公元320年前后开始兴建的圣彼得教堂是规模最大的“巴西里卡”教堂之一，因为建于山腰上，在人门处外加了壮观的阶梯。建筑分为两部分：前面是一个方形院落，三面有过廊。正殿入口是巨大的柱廊，内有净身用的喷泉。殿堂分为5个长廊，以4排柱子分隔，中间最高最宽，长廊的顶端是祭坛，上有半圆形的拱顶，祭坛与正殿之间还有左右两个横廊，称为袖廊。

基督教曾遭受了200余年的迫害，不少信徒为之殉身，对“殉教者”的崇拜是教徒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教徒们在死去的教友亲人的石棺上刻上宗教内容的雕刻，寄托自己的信仰和对死者的祈祷，但在表现手法上与古罗马石棺的雕刻风格无大差别。

（第二节）拜占庭美术

（公元5世纪—15世纪）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即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改称君士坦丁堡。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分为东、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仍以罗马为都城，而君士坦丁堡就成为东罗马的国都，史称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一直存在至1453年。而西罗马帝国却在公元5世纪被来自东方、北方的日耳曼人。汪达尔人等游牧民族所灭。相比之下，东罗马帝国受“蛮族”破坏较少，经济、政治都比较稳定、繁荣。而且，东罗马的主要疆域正是古代希腊文化发达的中心地区，昔日罗马帝国的强盛之势也在这儿留下了踪迹，因此在拜占庭的艺术中可以明显看到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强大影响。而且早期基督教艺术与拜占庭艺术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直到6世纪，东罗马人与西罗马人的艺术也并没有显著的不同。所以说在这之前，东、西两个地区对早期基督教艺术都有贡献。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就开始向东迁移，这种迁移当然也涉及到文化，直到查士子尼皇帝时（527—563）才停止，这时的君士坦丁堡不但在政治上超过西方而且也成为艺术上的中心。

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文化是政教合一的产物，为宗教和王权服务。皇帝是当然的教会领袖，他不仅代表世俗权力，也象征神的意志，因此体现这种精神的拜占庭艺术形象总是威严庄重、动人心魄的。严格程式化的艺术形式经高度提炼和简化，更赋予形象以稳固、永恒的精神。拜占庭的神像必须在天神与君王之间取得统一，皇帝有权干涉教会，不让教会利用神像过分地显示自己的力量，9世纪的反偶像运动就是这种斗争的结果。偶像问题的斗争开始于公元726年，当时由于皇帝发布公告，禁止一切宗教制作偶像，使偶像与反偶像之争延续了100多年。皇帝和东方行省的人民坚持反偶像，他们认为偶像会使宗教变为迷信，主张将宗教艺术变为抽象的象征，以植物或动物象征宗教人物。赞成偶像崇拜的是僧侣和西方行省的人民。这种争论在教理方面牵涉到耶稣、人性与神性间的双重关系。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斗争的根本问题在于政教双方对权力的争夺。

拜占庭的建筑主要继承罗马风格，早期教堂建筑主要沿用罗马陵墓圆形或多边形的平面结构和万神庙式的圆穹顶。穹顶结构被加以变化，形成由大小不同的穹顶连续构成开阔高大的内部空间的特殊样式。到拜占庭帝国的中后期，四边侧翼相等的希腊十字式平面取代了圆形、多边形形式，成为教堂布局的主要模式，穹顶被沿用下来，成为控制内部空间和外部形象的主要因素，圣索菲亚大教堂是拜占庭艺术中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圣·索菲亚（HagiaSophia）就是圣智慧的意思，这个教堂建于公元532—537年，是在532年君士坦丁堡暴乱中被烧毁的圣索菲亚教堂的废墟上重建的。教堂在构思和技术上受罗马万神庙的影响很大，主要部分是一个巨大的半圆穹顶，东西两头连接着两个半圆穹顶，每个半圆左右两端又接上更小的半圆穹，南北两边则是圆拱形墙体，下面由两层列柱和厚实的墙体支撑，列柱后面又有侧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高大宽阔、气势磅礴而又节奏分明的内部空间。首先，它的平面结构、窗间壁柱外的飞梁仍能使我们想起巴西利卡式的特征。其次，圆顶是在4个拱门之上，上面整个圆顶的重量都经过4个拱柱传达到4个角的方块柱上，而拱门下的墙并没有负担重量的功能。拱门上方的圆是圆形和三角形的中间体，是方的门与圆的顶的过渡，它可以使圆顶建得更高、更轻、更经济。从这两点上说，拜占庭的圣索菲亚教堂混合了东方与西方、过去与未来的结构，是一个气魄雄伟的混合建筑。我们从中能充分体会到圆顶在宗教建筑中的心理功能。圆顶似乎是浮在教堂上方，下面有一圈窗子，中堂两边墙壁上也都开着窗，光线与圆顶的组合，仿佛造就了一个光芒万丈的天堂。再加上那些闪亮的镶嵌画，仿佛使人置身在一个非现实的幻景里。15世纪土耳其人入侵后，把该教堂改成清真寺。

镶嵌画在拜占庭艺术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种以小彩色玻璃和石子镶嵌而成的建筑装饰画，成为教堂内部装饰的主要形式。它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的艺术中，当时使用的是小块石膏，在古希腊罗马则使用大理石。拜占庭镶嵌画以玻璃为主要材料，这是因为它能反射出强烈的光彩，好像是小型的反射镜一样排列在一起形成一片非物质的闪光幕帘，达到一种虚无缥缈的效果。这时期最著名的镶嵌画在意大利拉文纳的圣维他尔教堂。公元540年，查士丁尼皇帝占领了拉文纳这一东哥特王国的首都，并以此为东罗马帝国在西方的中心，圣维他尔也成了查士子尼的皇家教堂。在教堂的主祭坛上方是镶嵌画《荣耀基督》，两边是表现皇室参拜的镶嵌画，一边是《查士丁尼皇帝和廷臣》，一边是《皇后提奥多拉和女官》。人物都被不成比例地拉长了，但显得非常肃穆、庄严。色彩和明暗变化被提炼到最纯粹、最简洁的程度，丝毫不强调立体感，仿佛人们面对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抽象的精神符号。他们穿着华丽的服装，珠光宝气，织锦彩缎更为画面增添了几分神秘感。所有的人物既没有动作，也没有变化，时间与空间也由此被升华为一种永恒的存在。人物与地面的垂直悬浮关系，仿佛宣称着这凝结在金色闪光中的一切是一个折射的天堂而不是人间的景象。画匠们是要我们把皇帝与皇后当作耶稣与圣母的。在提奥多拉的外衣边上有三王礼拜的故事，同时查士丁尼两旁的12个随员象征着耶稣的12个门徒。这种人与神的混淆也正是政教合一体制所需要的。

（第三节）蛮族艺术和加洛林文艺复兴

（公元5世纪—11世纪）

公元5世纪，来自东方、北方的日耳曼人、江达尔人等游牧民族，大规模迁徙到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由于这些民族尚处于原始公社的生产水平，经济、文化远落后于罗马，故被称为“野蛮人”或“蛮族”。他们的入侵从另一方面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他们摧毁了罗马高度发达但已逐渐衰败的奴隶制度，最终确立了封建制度在欧洲的地位，特别是在文化意识和艺术创造上为欧洲输进了新鲜血液。

在蛮族艺术的遗物中，主要是手工艺美术品，大多是以金属模铸、错镀金银、镶嵌玉石、髹绘彩画等手段制成的日常用品。例如，回939年在英格兰东海岸的萨顿胡发掘出土的钱包盖，据考定，它出自625—633年间东盎格鲁人国王的墓葬。这个铜制的钱包嵌有宝石和珐琅装饰，制作精致、色彩美妙，在图案设计中将抽象与具象的因素、固定程式与自由想象结合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两旁伴有野兽的人形、鹰乌组合以及野兽相斗的缠绕纹样，这些图案设计的动机可以在远古西亚的苏美尔艺术和地中海地区的古罗马艺术中找到根源，而此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处于转向基督教的前夜，这种工艺品揭示出克尔特—日耳曼动物风格的来源和迁移状况，在艺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目耳曼民族的这些动物形态通常以金属制品为主，但也出现在木制的或石制的作品中，或者在手抄本的插画上。在挪威南部的奥斯堡出土了9世纪初期的一个木制兽头，它是维金民族船头的一个饰物，造型上表现出一种稳定的特点，显示了与铜制的钱包盖的一致性。在牙齿、鼻孔等地方充分展示出一种基本的写实倾向，在兽头的表面有一层交错的几何形花纹更明白无误地揭示出它和金属制品的亲缘关系。作为一个船头的饰物，它无疑带有萨蛮教的色彩，象征着避邪与祈福。

到公元8世纪，当年的蛮族已成为横行欧洲大陆的封建领主，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历经数十年战争，把西欧大部分地区统一起来，终于建立起加洛林王朝，在罗马接受册封，成为西罗马覆灭300余年后西欧的第一个皇帝。查理曼的理想是恢复昔日罗马的繁盛，在文化上恢复罗马的传统，同时也希望借此恢复罗马帝国的封号。将辉煌的文化传统注入这些半野蛮民族血液中的愿望使这位皇帝亲自领导了这次文艺复兴。他召集了一批文人学者在首都阿琛收集整理古籍，让艺术家仿照古典样式进行创作，以宫廷为中心形成了复兴古典文化的潮流，历史上称之为“加洛林文艺复兴”。这次复兴的最大意义在于将北欧的日耳曼精神与地中海文明成功地融合在一起。阿琛王宫是查理曼时代最重要的建筑工程，为了体现复兴古典的愿望，王宫教堂的设计以拉文纳的圣维他尔教堂为蓝本，平面布局和结构基本上保持了圣维他尔的特点，只是在内部的处理上不像圣维他尔那样活泼而更偏重于统一性和整体性，显得庄重严肃。尽管如此，它仍然体现出查理曼帝国对古罗马的向往。事实上在北欧建立一个这样的教堂非常不易，其中的圆柱和青铜栏杆都来自遥远的意大利。这个教堂还运用了罗马建筑中的方形柱和拱门。最引人注目的要属教堂西面的入口了，由于当时罗马在阿琛的的西面，阿深所有教堂的大门都一律朝向西面，这一向西的入口建筑也叫“西面工程”。“西面工程”就是在阿琛王宫教堂第一次出现，即正西面的入口处有两座高塔。这种建筑样式是北方的城堡与南方罗马风格结合的产物，在反映出对罗马向往的同时也成为后来罗马式教堂的基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