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印文化交流(3)

由西域传人的琵琶，在汉、唐时期的文献中，约有三种：一种叫阮咸，一种叫曲项琵琶，一种叫五弦琵琶。四弦曲项琵琶，又称屈茨琵琶。屈茨、拘夷、丘慈、归兹、屈支、龟兹（qiuci）都是Kucha的音译，即今新疆库车。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说：“屈支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在当时，龟兹是西域诸国中最能吸收印度文化并加以发展创造的民族。印度文化的东来，到龟兹是一个中间站。龟兹的管弦乐伎乐传人中国后，在隋、唐的宫廷中居于主导的地位。龟兹琵琶的传习，与印度七调的传人，对于中国中古音乐的变迁，影响极大。

唐代诗歌中，有许多咏唱琵琶的诗篇和诗句。大诗人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塑造了一个长安琵琶女的形象，成为极富独创性的千古名篇。

舞蹈印度舞蹈也与中国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舞蹈在近代中国，尤其是在汉民族中，可以说很不普遍，但在古代的中国，却是非常流行的。汉、唐之际，中国舞蹈更是吸收了域外舞艺，逐渐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域外舞艺中，印度与波斯的成分最为主要，特别是天竺舞艺，几乎领导了艺坛；西域各国的舞乐，无不受其影响。

印度人自古就喜欢舞蹈。古印度人普遍尊敬的大神是湿婆，湿婆的另一称号便是舞王。舞蹈在印度人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娱乐。祀神（祀：Si，祭祀）、聚会、节令，人们都要歌唱、舞蹈，与古代中国相似。这种风俗在印度一直流传至今。在古梵文的《乐舞论》中，讨论了各种各样的表情与韵律，并说明不同的手势所代表的不同“语言”。在印度阿旃（zhan）陀石窟和巴格石窟的壁画中，至今仍保存着古代舞蹈的优美舞姿；在中国的敦煌石窟壁画中，也保留有北魏到隋、唐时代的乐舞姿态。

中国与印度舞乐的接触，最早可以上溯到汉代。东汉以后特别是北朝（公元386~534年）时期，天竺的舞乐，随佛教源源传人中国并占领了中国古舞的地位。《旧唐书·乐志》中讲到的大面（代面）、拨头（钵头、拔头）、踏摇娘（苏中郎、苏郎中）等舞曲，据现代学者考证，都能从印度找出渊源。兰陵王的服装面具、拔头舞与胡饮酒舞的古舞图，由唐东传日本，被人们保存至今。另外，传人日本的舞蹈还有浑脱舞、苏幕遮舞等数十种，多是域外舞艺，只是在中国早已失传。

隋、唐时代，外来的舞乐最盛。不过中国对印度乐舞，并非生硬的吞食，而是经过了融化与吸收。唐代最有名的宫廷乐舞《霓裳羽衣舞》（裳：chang），据史书记载，便是从西凉乐曲改制而成的；另一著名的宫廷乐舞《秦王破阵乐》，东传于日本，西传于印度，可以说是中国吸收外来乐舞后的一个伟大创制。应该说，中国和印度的舞蹈，在唐代已经融为一体了。

中国在汉代以前的古舞，分为文舞、武舞.到唐代却分为软舞、健舞。健舞的名称，在古梵文中可以找到根源。这些健舞的姿势，在今天中国京剧的武打中，在杂技中，尚有不少存在；软舞如大垂手小垂手等，来自印度的北部与波斯；波斯的古画，北印度的古画以及唐代的舞涌中，都有这个姿态。

雕刻在古代，中国雕刻与印度雕刻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东汉以后，在与印度雕刻艺术接触的过程中，中国雕刻才发生了变化。从印度现存的雕刻遗物看，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人们就已经能够创作出相当成熟的艺术品了，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印度雕刻，起初用木材，渐渐改用石材，因此有不少雕刻艺术品得以保存至今。

东汉以前，中国的雕刻虽已相当精美，但却缺少巨大制作，与印度风格差异较大。佛教传人中国时，恰是印度的犍陀罗期与笈多期。在印度艺术史上，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也正是这两个时期。犍陀罗艺术是入侵印度的希腊人创造的，人们以希腊神像为样板创作佛像，采用的是希腊、罗马风格，表情丰富，造型生动。到笈多时期，印度人又努力复兴其固有的文学、宗教和艺术，兼取键陀罗艺术之长，雕刻风格也有明显变化。中国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雕刻，恰恰受了印度笈多时代艺术的影响。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四世纪，正当笈多王朝盛期。据文献记载，云冈石窟不仅图样取自印度，而且还有印度僧人参与了开凿。云冈石窟为中国三大石窟之一，其石雕造像有佛、菩萨、天王、力士等。最大的佛像高达17米，最小的仅有几厘米。大佛神态肃穆安详，虽静欲动。窟壁多饰以浮雕，有佛像、佛教故事，还有礼佛图像等，姿态逼真，场面生动。云冈石窟的雕刻技术，继承并发展了秦汉时代的艺术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外来的艺术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对隋唐艺术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石窟中雕造佛像，源于印度。此法传人中国，从北魏到隋唐，成就了不少伟大工程，除云冈石窟外，还有新疆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敦煌的千佛洞、太原的天龙山石窟、河北的响堂山石窟、辽宁义县的万佛堂石窟以及河南巩县的石窟寺和洛阳龙门石窟等。如此丰富多彩的艺术造像，成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乃至中印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更是光耀千秋的艺术瑰宝。

绘画印度的原始绘画与中国汉代以前的绘画，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因此风格各异，并无相似之点。东汉明帝时，蔡和秦景奉命赴天竺，用白马驮回佛像和佛经至洛阳；绘于白马寺内壁上的《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匝：za），被认为是中国人创作最早的佛教画。随蔡、秦同来的天竺沙门迎叶摩腾等，也曾画《首楞严二十五观之图》于保福院。那时，中国还没有绘制佛像的画家。此后，随着佛教的传播，造佛像、建寺院之风逐渐由洛阳辐射到大江南北，擅作佛画的画家也越来越多。东来传教的西域及印度僧人携来的佛画，多被中国画家当做临摹传写的范本。由此，佛教画像及其装饰、构图之法，便在中国的艺苑中扎下了根。

三国时代吴国人曹不兴，擅画龙、虎、马和人物，后受天竺僧人康僧会带到吴国的佛画影响，成为中国早期佛画家中最有名的一个。曹不兴喜欢作大幅佛像，据说曾在50尺长的绢上画人物，运笔迅速，转瞬即成。西晋画家、曹不兴弟子卫协，技艺更为进步，他吸收印度艺术长处，擅绘神仙、佛像及人物故事画，曾作《七佛图》、《上林苑》、《北风诗》等图；所绘人物，表情自然，栩栩如生。东晋时代，杰出画家顾恺之（约公元345~406年，恺：kai）传承了两汉艺术，也创作了许多神仙、佛像和人物肖像画，所作建康（今南京）瓦棺寺壁画《维摩诘像》，光彩照人，轰动一时。其绘画与理论，对中国画发展影响很大。南朝梁画家张僧繇（yao）擅画道教和佛教人物像。梁武帝（萧衍，公元502~549年在位）崇信佛教，大兴佛寺，经常让张僧繇去作壁画。张僧繇画的如来像、维摩诘像、卢舍那像，出神人化，生动异常。相传他作安乐寺四白龙壁画，其中二龙点睛后旋即飞去，此后便有了“画龙点睛”这一典故。

中国绘画由六朝经隋唐的过渡，在唐代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局面：大画家辈出，新画派不断出现，在吸收外来技巧的基础上，民族风格逐渐确立。这一时期，佛教题材仍在绘画中占有很大比重，许多大画家都与佛教有关，而且都画过佛画，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画家有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孙位（又名孙遇）以及大诗人王维等。

宋元时代，中国画发生了明显变化：壁画已不再像唐代那样占据重要地位；山水画、花鸟画以及世俗人物画都向卷轴方向发展。且逐渐成为时尚。但宋元时代毕竟还存在着佛教，存在着佛教的影响，所以佛画依然不绝如缕。

到明清时代，中国绘画进入了一个更加繁荣的时期，各种流派竞相发展，争奇斗艳。这一时期，佛教对绘画的影响已不像宋代以前那样主要表现在佛画的绘制以及佛寺壁画上，而主要表现于画家的宗教信仰以及创作中对意境的追求。画家中有一大批僧人或信仰佛教的人。画论方面，也出现了以禅品画的倾向。其代表画家有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陈洪绶（号老莲，公元1598~1652年）、八大山人（本名朱耷zhuda，公元1626~1705年）、石涛（法名原济、字石涛，公元1642~1718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