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印文化交流(1)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南北跨温、热两大气候带，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与亚洲诸国之间便已有陆路和海路彼此相通。当时，重要的陆路有四条：一条是自蓟（今北京，即燕）出发，东北经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直到朝鲜半岛；一条是自长安出发，西经河西走廊和今天的新疆，远达中亚、南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东岸各国和南欧、北非等地，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一条是自巴蜀出发，经过西南夷，通到今天的缅甸和印度；一条是自南海（今广东广州）出发，经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今桂平），到达交趾、九真、日南（以上三郡在今越南北部）等地。

由于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发展，更由于航海、造船技术的日益进步，当时的海路交通也很发达。比较明确的航线有两条：一条向东，自齐（今山东北部）东渡渤（勃）海，可达朝鲜半岛，再南绕半岛东行，可达日本（当时，日本称“倭”，分为百余国，最大之国名邪马台国，在今九州）。汉武帝时，已有30余国与汉通使；一条向南，自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沿今天的印度支那半岛近海南行，可到半岛南部及马来半岛各国。又经今天的马六甲海峡，西过印度洋，可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

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从汉武帝起，便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并在今新疆一带屯田（汉以后历代政府利用兵士在驻扎的地区种地或者召募农民种地的措施），从而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中国与亚洲诸国，或国土相连，或一衣带水，千百年来，人民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往还，相互学习，相互融注，为彼此间的文化交流，谱写出了一页页壮丽篇章。

中国与印度，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与印度，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国与印度，又是亚洲的两个国土最广、人口最多的国家。历史上，中印两国在文化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彼此间的交往与交流，千百年来始终不曾中断。

（第一节）中国蚕丝和中国纸输入印度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现蚕丝、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诗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先秦称《诗》，或称《诗三百》，汉儒奉为经典，因称《诗经》（相沿至今）的某些诗篇中就写到了丝：有未经染色的“素丝”，也有染过色的“绿丝”；丝可以制衣服，也可以制带子，而且还可以用来交换其他物品，应用甚广。就像其他的伟大发明或发现一样，中国的蚕丝很早就传出了中国，传到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其中也包括印度。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西汉司马迁撰，共130篇，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那是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87年）时代的情况，后来，丝就逐渐经由海陆两路传到了波斯。中国的许多史籍中也都有关于丝绸西传的记载。中国皇帝喜欢用丝绸或丝织品“赐”给西域各国的君长，中外商人也都热衷于贩运丝和丝织品。在近10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在沿丝绸之路的许多地方，都找到了成捆的丝和一些丝织品；从敦煌、玉门关等甘肃西部地区向西，在楼兰、吐鲁番、和阗等地也都发掘出了残存的丝和丝织品。丝绸走出中国国界，经波斯传至西亚和欧洲。

中国丝也传进了印度。最早的记录是在印度的古书中找到的。在印度政治家、哲学家考底利耶（Kautilya）的《政事论》（又译《治国安邦术》）一书中有cinapatta一字，意思就是“中国的成捆的丝”。考底利耶据说生于公元前四世纪，是孔雀王朝（古印度摩揭陀国的王朝，建于公元前321年，约公元前187年为巽加王朝所取代）月扩大王的侍臣。这说明，最晚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丝便已输入印度。另外，从梵文的许多字中也可看出，古代印度人民对蚕丝的认识要比希腊人和罗马人准确得多，因为他们知道丝是虫子吐的，丝是茧抽成的。

在丝传人印度之前，古代印度人民的衣料只有棉衣、羊毛、鹿皮等。印度古代可能有野蚕丝，但一直到唐代，丝还很少被采用。中国丝的传人给古代印度人民增添了新的衣服材料。到了宋代，靠近两国通商口岸一带的印度人，已经可以穿丝制衣服了。当然，古代中国输入印度的不只是丝织品，而且也有生丝，印度人再把生丝染色加工织成绫、罗。锦、绢。印度绸薄如蝉翼，精美异常。

除了丝之外，古代中国传人印度且对印度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还有纸和造纸术。在古代印度，书写材料有时用木板和竹片，更多的是用烨树皮和贝叶。在梵文古典著作里常会见到“白桦树皮”这个字，最初是书写材料的意思，中国纸输人后，人们便用这个字来称呼纸，可见桦树皮应用之广；贝叶是一种棕榈树叶，大而且长，古代印度人在树叶上面写字、抄经。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的记载，佛教徒第一次集成的佛经就是“书之贝叶的”。后来中国和尚从印度取回的佛经，印度和尚送到中国的佛经，几乎都是贝叶经。

高僧义净在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讲到他在海外时曾向广州索求纸和笔，以写佛经。在其另一本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还写道：“成悉口相传授，而不书之于纸叶。”可见直到义净时代，纸虽已传到印度，但还不流行。有学者考证，印度梵文和波斯语中的“纸”字，都是汉语“纸”字的音译。

在印度，公元11世纪以后才有了纸写的典籍。在此之前，在中国本土的新疆一带，纸早已流传，根据贝叶经译出的佛典都是用纸来抄写的。此外，人们还在敦煌石窟里发现了大量的唐人写经。中国纸和造纸术是先由内地传到新疆一带，再由那里传到印度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曾派人到中国新疆来“探险”；1927年，中国人也组织过一次西北科学考察团到过新疆一带。在新疆，他们发掘出了大量的木简、残卷及其他文物，残卷有的是用纸写的。纸的种类不同，写成的时代也不同。最早的纸是汉代的，比如在楼兰（楼兰是汉代古城，当时在西域曾占重要地位。约在公元后第四。世纪废弃，1900年古城废墟又在新疆沙漠中被发现）废墟中就发现了《战国策》（简称《国策》名《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国别体史书。相传为战国史官或策士辑录，西汉刘向校订）残卷，是用汉代隶书书写的，成书时间当在公元二世纪。考古发掘告诉人们，在蔡伦发明造纸术四五十年之后，即公元二世纪中叶，中国纸已经传到了西域。

古代印度是属于广义的西域范围之内的，和我国现在的新疆一带交通方便，往来频繁。在频繁的往来中，纸传人印度，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最晚在公元七世纪末叶，印度已经有了纸。后来，随着造纸术的传人，纸便逐渐地取代了旧日的贝叶、树皮之类的书写材料。自公元11世纪末叶起，印度纸写本的数量便越来越多。纸的普遍使用加速了文化的传播，推动了文化的发展；纸与印刷术配合起来，对文化传播和推进的作用就更大了。

（第二节）汉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国

汉代，印度佛教传人了中国。在印度，自阿育王于公元前三至二世纪把佛教立为国教之后，佛教便取得了统摄印度思想学术的地位。佛教在中国初传，主要是作为信仰和方术（旧时指医、卜、星、相、炼丹等技术）流行于民间的。佛教被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是从两晋（公元265年至316年为西晋，公元317年至420年为东晋）时期开始的。知识分子特别感兴趣的是佛教的思想理论，尤其是佛教提出的一些中国传统学术较少研究的理论问题。到了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遍及整个中国。

佛教东传中国，是一种外来宗教向另一个文化高度发达国家的传人。比起佛教来，中国人固有的意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许多明显的优越之处，这就决定了佛教思想对中国人的意识不是“征服”，而只能是“融汇”，即发扬它本身独特的思想内容，补充到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中去。经历了近2000年的漫长岁月，佛教已融汇、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哲学本身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字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各种概念的分析，都有其独特与独到之处。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并以其独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了人们以新的启发，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隋唐时期，佛教的思想体系已发展、演变成十多个派别，比如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等，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学方面，学术界有“佛教文学”这一概念。数千卷译自梵文的佛教经典，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瑰丽、典雅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等尤为历代文人所喜爱，甚至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佛教还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遣词方法。《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等直接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公元365~427年，东晋诗人）、王维（公元701~761年。唐诗人）、白居易、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宋代政治家、思想家、诗人）、苏轼（公元1037~1101年，宋诗人）等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大诗人杜甫（公元712~770年）的一些诗篇、特别是人蜀（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杜甫弃官，经秦州、同谷人。蜀，投奔严武，定居成都草堂。严武死后，又漂泊夔州）后期的诗作所表现出来的心境，也显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唐人传奇（当时兴起的短篇小说）和宋人话本（当时兴起的白话小说）中常讲因果报应、人冥转世、南柯黄粱，这里面的许多东西都不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而搀杂着不少印度人的观念，因此在文学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调。

唐代文学中，受印度影响的，除了传奇之外，还有变文。变文是这一时期兴起的一种说唱文学，由韵文和散文交错组成，内容原为佛经故事，后来范围扩大，也讲中国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在中国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大量变文中，除佛经故事外，就有《孟姜女变文》、《汉将王陵变文》、《伍子胥变文》等等。变文的产生与印度的影响密切相关，变文这种体裁来自印度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因素，我们今天仍然广泛使用的许多用语都来自佛教，比如世界、如实、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由于介绍新概念，很自然地输入了许多新词，比如反应佛教基本概念的蕴、谛、因缘、境界、真如、法界、大乘、小乘、业、果、报等等，这一类词中有些是汉语原有的，但在佛典中使用时便赋予了它们全新的含义，应视为新词；有些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般若、菩提、波罗蜜、瑜伽、禅、劫等等。除此而外，还有一些佛教的专用词语（包括短语），如真谛、法门、顿悟、化身、变相、不可思议、打成一片、心心相印、举手投足。一针见血等等。其中有些词已经完全融会到汉语中，很难看出外来语的痕迹，比如实际、希望、安乐、形象、消化、傲慢。在唐宋文人的诗文中，使用佛教词语、典故成为一时风气。

由此可见，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不搞清它们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及所受影响，就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不可能总结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规律；若要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也不能不研究佛教。事实上，从公元148年安息僧人安世高来华译经（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即佛学的开始）算起，至公元1175年朱熹（公元1130~1200年，宋代唯心主义哲学家）、陆九渊（公元1139~1193年，宋代哲学家）鹅湖之会（宋孝宗淳熙二年即公元1175年，朱善和陆九渊的一个共同朋友吕祖谦，邀请朱、陆二人和两派其他人物在江西的一个名胜鹅湖寺相会，讨论两人思想的异同。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即理学的创立）的这1000余年间，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期，也就是中外学者盛赞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是佛学，其时间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都远非两汉经学（中国的一门包含有丰富哲学内容的古老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是儒家经典，即《易》、《诗》、《礼》、《乐》、《春秋》等“六经”。《乐》有声无书，所谓“六经”实际上只有“五经”）和宋明理学（宋元明清时期以讨论理气、心性等问题为中心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所能比拟（bini，比较）。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生根、成长的佛教，不光结构独特，宗派体系各异，而且呈现出不同于印度的气象和特质。有人把中国佛教的特质归纳为：调和性、融摄性和简易性。所谓调和性，是指对佛教外部的不同思想、观点的妥协、依从、迎合、附会，自然更包括对某些类似或一致的观点的赞同、推崇、吸取和融合。所谓融摄性，是指中国佛教统摄内部各类经典和各派学说、统一各地各派学风的特性。中国佛教中真正绵延不绝的是在印度也没有成宗的禅宗和净土宗，尤其是禅宗，更是唐代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和净土宗的久远流传是与它们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的简易分不开的，所以，简易性也是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

佛教日益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吸收和改造的过程。因此，中国佛教的特质，归根结蒂由中国国情所制约和决定。中国佛教特质的形成，自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社会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严密统治。中国自秦汉以来，直到清朝灭亡，所实行的始终是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皇帝及其所属的官僚统治机构是地主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掌握着绝对的政治权力。中国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往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提倡、扶植佛教，也可以出于同样的需要限制甚至毁灭佛教。就是说，封建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命运、方向、轨道和特点。

2.以家庭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封建伦理关系。“父为子纲，君为巨纲，夫为妻纲”等等纲常名教，形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道德规范。“忠”、“孝”是封建社会政治道德领域的两面最高旗帜，是人们生活和行为的最高准则。中国封建社会巨大的伦理关系网络、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既是抵制佛教流传的核心力量，也是融化佛教信仰的消融剂。

3.政治上的统一和各民族的融合。这种统一和融合直接推动了统一的佛教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