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文化大革命“(2)

”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64开或更小的精装本，红色封皮，极其精致，里面印有毛泽东主席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章摘要。当时全国有八亿人，几乎是人手一本。林彪号召要年年学，月月学，天天学，最后形成了”红语录“的世界和海洋。每当开会先把”红宝书“举过头顶，一人领呼，众人挥动，齐喊”万岁“，整个会场红彤彤一片。”文革“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几岁娃娃，每人胸前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当然，”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是没有资格戴像章的。像章有钢质、铝质、铜质、塑料海绵质、陶瓷质甚至竹质等等，造型各异，大到像碗口一样，小到纽扣一般。中间印有毛泽东主席在各个时期的头像，大都精美绝伦。人们有的戴一个，有的戴数个，有的则在左半胸襟上挂满，以示对伟人的尊敬，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革“中还有一些创造。一是”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早晨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主席像前，进行”早请示“，说当天的工作计划，晚上要在主席像前汇报一天的工作，检讨自己一天的言行，叫作”晚汇报“。二是”祝愿“。就是每天三顿饭前，都要手举红宝书，祝愿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再就是”对语录“，则是在”文革“中向伟人表示忠心的又一种形式。比如去供销社买二尺布，要先背毛主席语录，买布的人说：”要斗私批修，买布。“供销社的服务员回应说：”要拥军爱民，买多少？“买布的人再说：”向白求恩同志学习，买二尺１就连我们在学校练操也要背诵，如喊号人喊向右转，我们学生齐声背“要节约闹革命”，向后转“为人民服务”。还常常在半夜里，大队高音喇叭喊让全体社员（村民）紧急集合“接最高最新指示”。全村的人都急忙赶到大队院内，然后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半夜里冻得人瑟瑟发抖，但没有一个敢说冷的，“冻死也不冷，哆嗦也不冷”，现在想起来真是哭笑不得。

当年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已成历史，“文革”中红海洋的造神运动，也早已休矣。当年的毛头小伙子、梳着毛刷小辫的小姑娘，而今也都已年过花甲，成了满头白发的老头子、老太婆，有的多年未见，偶而见面，不说名字，都认不出来了。但说起往事，特别是提及“文革”那“红色”经历，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它在我们这一代人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记忆什么，就是要牢记这段“红色历史”，总结这段“红色历史”。本来科学民主法治的社会，之所以会出现造神运动，除了林彪、“四人帮”兴风作浪外，也有高层决策上的重大失误，我们应从中多思考，多汲取教训。否则，如何解放思想？如何知道什么是科学？如何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又如何能推进社会进步、早日建成小康社会？

05文宣小队

最近，看到几篇有关乡村群众文化的报道，使我感慨颇多，就禁不住想起我在仁里上学时的文艺宣传队。当时我们仁里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可以说是远近闻名。之所以说远，是我们曾到县城大礼堂演出，之所以说近，是在三里五村、十里八乡巡回演出。

独特的节目、精彩的演技、幽默的内容赢得了观众们的交口称赞，既活跃了乡村群众文化生活，也给当时浮躁、单调、狂热的乡村生活带来鲜有的笑声和活跃气氛。

我们这支文艺宣传队全名是“仁里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支宣传队最多时四十多人，平常也就是三十人左右，都是学校的文艺爱好者，年龄最大的十八九岁，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我们白天上课，晚上或利用课余时间排练节目。那时政治气氛浓厚，为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伟大号召，我们所排练演出的节目都是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的。演出的节目类型有：表演唱、独唱、双簧、数来宝、对口词、相声等。白天演出还好，晚上演出村里多是煤气灯照明。我们文艺宣传队之所以会名声鹊起，取得如此好的效果，除全体队员共同努力外，也与队员中的几个关键人物的策划和操作是分不开的。这几个“能耐人”分别是：女演员袁翠英、尤春月、秦孟稳、韩文凤、秦彦存、徐占慈、张玉花、刘灵缺、焦俊缺等；男演员秦翠英、秦永安、秦雪辰、秦计栋、秦永合、胡松涛、李小军等；乐队主奏秦世明、秦孟活、秦寿广、韩新民、秦绍信等。袁世恩老师具体负责这支队伍的管理。袁老师人品极好，是个多才多艺、事业心很强的人，当时的我，既做演员又在乐队。

节目大部分是自编自演的。秦永安和秦彦存俩人合演的《老两口学毛选》真的是惟妙惟肖，令人叫绝；秦永安扮唱《沙家浜》郭建光的选段令人感到清新振奋，人物光彩照人；胡松涛的数来宝好评如潮。最令我难忘的是我参演的两个节目。一个是十分搞笑的《三个美国佬》，我扮装美国军官，秦雪辰、秦永安分

别扮演两个美国兵，即“跑肚”和“拉媳，都是化妆演出，挎着我们自己用木头做的盒子手枪和长枪。这个节目演出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主要是笑点多，也从演出中看到了美国兵在越南战场上节节败退、怕死逃命的狼狈相。另一个节目，是我们集体创作的《门合的一家》。当时全国正在开展向党的好干部门合同志学习的活动，为配合此活动，我们大家各编各的道白和唱词，各准备各的道具。在这部大剧中，我装扮的是”大地主“，秦永安装扮的是正面人物门合，秦彦存装扮的是门合的母亲，杨建国、杨东雪装扮的是两个狐假虎威的”狗腿子“。这个节目首场在仁里公社的一次大型会议上现场演出，赢得观众长时间的掌声。

演出之后，不少村纷纷邀请我们文艺队专演这个剧目。由于观众特别是一些儿童，对演反面人物的演员印象较深，直至我1971年4月上班后，再回到我们村或到仁里乡这一片下乡时，有的群众还说：”这不是那个‘美国佬’吗！“还有的说：”这不是那个‘大坏蛋地主’吗！“可见当时这个剧情在乡亲们中产生的影响是多么的大。正是由于不少演员有较高的表演天赋，也正是由于我们宣传队出了这么一批”人才“，才促成我们文艺宣传队名噪一时。后来秦雪辰被选进县剧团成了主演，秦计栋也进了县剧团成为骨干。

星转斗移，物是人非，人生如梦，万千感慨。如今虽然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宣传队中，有的人也早已作古，但那毕竟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有必要把它记载下来，或许对后人有所裨益。

06学校管理

在”文革“中什么新鲜事也会出现，就连学校管理体制也被当做”封、资、修“的东西彻底砸碎，改为由贫下中农代表进行全面管理。

1968年8月，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教育要革命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的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留在学校。在农村则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在毛泽东”最新指示“发表后的几个月内，由近百万工农群众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所有高等院校和数以十万计的城乡中小学。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下，各地都进行了”教育革命“和教育体制的尝试。这种尝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确立贫下中农对学校的管理权。当时下发的各种文件都强调，这是”无产阶级占领教育阵地，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彻底摧毁剥削阶级教育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根本保证“。其二，把学校置于公社、大队革命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之下，公办教师也都回原籍的所在村，工资也由县教育局拨到大队，再由大队发到教师手上，以体现贫下中农的管理。不仅如此，当时许多地方的教师任免也都实行”由贫下中农讨论、大队革委会提出意见，公社革委会批准，县革委会备案“的程序。倡导贫下中农占领讲台，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

当时，我正在上初中，我们村的贫协主任秦计存，作为贫下中农管校的代表管理学校，他是个文盲，打了一辈子”光棍“，脾气暴躁，说话好损人，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们都怕他。有一次，他在全体师生面前讲话：”大海航行靠舵手，什么是舵手呢，舵手，就是大家伙的手！“他不识字，把”舵手“理解成”多手“，台下嘘声一片。

当时，我们上课有限，大部分时间都参与政治活动。要么就是喊着”一二一“，站着队搞军训；要么就是请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村民沈同科作”忆苦思甜“报告；要么就是组织师生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让我们在劳动中”经风雨，见世面“。常言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农闲积肥必然是农村每年必做的一件大事，我们的劳动也随之展开。学校当时首先和大队联系好，由大队选择一个较为偏僻且又空旷的地方，然后我们学生在贫下中农代表当场指导、学校老师的带领下，用铁锹堆起一堆土，在这土堆上刨一个坑，然后把杂草放到坑里去，接着就开始倒水，水渗得差不多了，再用土埋住封严，这”积肥“工序才算完成。

遇到农忙，特别是庄稼发生虫灾，那我们必须当做政治任务去逮虫。累了，我们会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口号，坚持到收工罢战。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当时学校领导班子完全瘫痪，老师的地位又十分低下，而由贫下中农代表去协调学校应与社会发生联系的一些事就比较方便，他可以直接找大队，找公社，这也为学校省去了不少麻烦，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