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旧学宗师(6)

因为留日期间费用巨大，迫于经济压力，加上章太炎拟赴印度学佛，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刘师培被清臣端方收买，作《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背叛革命，充当端方暗探。于是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并与章太炎关系破裂。加上日本警方监视日严，《衡报》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办，于1908年11月全家回国。

1909年，刘师培夫妇在上海充当端方暗探，因出卖张恭，姻弟汪公权被王金发击毙。于是刘师培公开入幕，为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又拜徐绍桢为师，研究天文历法。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等职。

1911年随端方南下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胜利后，由孙中山保释。后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兼四川国学学校课，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与谢无量、廖季平（廖平）、吴虞等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作《废旧历论》等。

1913年6月，与南下寻夫的何震沿江北上山西，二人均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师。后由南氏介绍，刘师培投靠阎锡山，任高等顾问。又由阎锡山推荐给袁世凯，任参政、上大夫。

1915年8月，与杨度、严复等发起成立筹安会，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为袁世凯称帝鼓吹。洪宪帝制失败后，流落天津。

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

1919年1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1919年11月20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搜集整理，计74种，称《刘申叔先生遗书》。其中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群书校释24种。

马一浮：“会通”教育观早于今人数十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南半壁沦于日寇之手，杭州亦随之沦陷。马一浮藏书甚丰，此时便带着他视为珍宝的万卷书籍辗转流离，日子过得艰难困苦。1938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马一浮来到浙大讲学；并随校内迁至江西泰和、广西宜山。

1年后，应孔祥熙、陈立夫等人聘请，马一浮入蜀赴重庆主持创办书院。马一浮认为，“自诚明为之性”，故书院应该名为“复性”。临行前，他作七律一首，留别浙江大学诸讲友：“故国经年半草莱，瘴乡千里历崔嵬。地因有碍成高下，云自无心任去来。丈室能容师子坐，蚕丛刀遣五丁开。苞桑若系安危计，锦蕞应培禹稷材。”

马一浮除了传道、授业、解惑，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对国学本质深刻的领悟令人敬佩外，所表现出来对教育的灼见更显其远见卓识。也许他称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家，但其教育思想饱含着对教育本质的领悟。他的见解虽不乏古板之处，却早就点透了现代人逐渐才接受的一些先进教育理念。

被迫“往教”于浙大一年

1936年竺可桢校长上任时，曾亲自登马一浮家门，邀请他入浙大讲授国学。当时请马一浮出山，如“三顾茅庐”之难。早在1911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就曾请马一浮出任秘书长。马在上任一周后，抛下一句“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还是回西湖”，便辞职离京。后来，蔡以北大校长身份邀马一浮主持北大文科，也被他回绝。

对于竺可桢的邀请，马一浮没有当场拒绝，却提出了两点要求：聘其为国学大师，将其课程称作“国学研究会”。最后校方决定，以“研究生班”的方式开设国学课程。竺校长还计划选择校外地点授课，以满足“登门请业”的要求。但终因与马一浮的理想相距甚远，最终仍不了了之。

“古只有来学，未闻有往教。”马一浮心仪传统书院式教学。对于现代大学自以为先进的西方大课堂讲课方式，他一眼就看出了弊端。他懂得，真正学术的传授，还是要靠师生个人之间的教学相长获得。（上世纪60年代，马一浮对“老师不认识学生，学生不熟悉老师”，曾两次报以大笑。他的笑声，对于现今大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只闻师名，不见其面，一切全靠自己摸索，得不到师长关照指点的现象，更是一种深刻的讽刺。）

直到1938年，马一浮四处避难，生活不保；又感于竺可桢此前的至诚相邀，便婉辞致电求助，接受以讲座的方式主持西迁途中浙大的国学课程。至此，马一浮难避国难之阻，破“来学”之例，奔波“往教”于泰和、宜山。

马一浮一到浙大，出手后便不同凡响。他拈出南宋大儒张横渠（即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告诫学生“树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旨”。马一浮此前虽隐居数载，但他心中清楚，其首阳之志是以国家太平为大环境。马一浮此举，足显儒宗之大气魄。于国家危难、世道混乱之际，以中国人传统的理想人格与处世境界，激励学生做一个有民族责任心、敢为敢当的堂堂之人。也只有在此水深火热之际，儒学济世救民的传统价值和凝聚人心的积极意义，才重新得到了人们的认可。马一浮十分重视四句教，还请丰子恺觅人为四句教谱曲。在1938年浙大第11届毕业典礼上，学生们咏唱了张载的四句教。

马一浮先生在浙大教授国学1年，主要讲述“六艺论”，实践会通教育。“六艺统摄一切”，一切学术皆源于“六艺”。竺可桢1938年5月14日在听马一浮讲座《西方近代科学出于六艺》时，曾记下日记：“《诗》、《书》为至善，《礼》、《乐》为至美，《易》、《春秋》为至真。以《易》为自然科学之源，而《春秋》为社会科学之源。盖《春秋》讲名分，而《易》讲象数。自然科学以数学为依归，其所量者不外乎数目、数量、时间与空间，故自然科学之不能逃于象数之外，其利益甚明显。”弘扬六艺之道，欲使“此种文化普遍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百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

马一浮的讲课，由学生笔记辑为《泰山会语》和《宜山会语》两本集子。会语是明儒集会讲论的统称。马一浮将国学讲座比作古代的书院，以近似儒家书院的方式授课。虽然马一浮在浙大的得意弟子，只有王驾吾（后为杭州大学教授），但他的讲座深受全校学生和老师们的重视。当年，竺校长和浙大许多教授，都慕名成为其讲座的听众。

虽然马一浮的浙大缘，更应该说是浙大的“一浮缘”，只有短短一载，但其对浙大的影响深远而重大。浙大教授李潔非曾评价道：“对质朴中正著闻，际兹颠沛动荡之中，得当代大师之启导，以有无形的升华……其《泰和会语》、《宜山会语》所留遗于本校精神的影响，则永垂不朽。”

“会通”、广博、扎实的教育观念

马一浮求真踏实的治学态度，和“会通”教育的观念，体现在古朴庄严的浙大校歌中。1938年，马应竺可桢之邀为浙大作校歌：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习坎示教，始见经纶。无曰已是，无曰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嗟尔髦士，尚其有闻。念哉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章乃达，若金之在镕。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大学之胸襟、教育之根本、治学之真谛、求学之目的，都在这一篇典雅之词中得到阐述。但由于歌词偏于古雅、晦涩，当时遭到不少人的异议。但对于希望在校歌中表现抗战复兴的观点，马一浮坚持己见：“学校不摄兵戎，乐章当垂久远，时人或以勾践沼吴为美谈，形之歌咏以寓复兴之志，亦是引喻失意。”最后，在竺校长等人士的支持下，“大不自多”得以传唱在如今的西湖之滨。

马一浮对现代学校的学术分科繁多极不赞成。他认为，中国现代学校的另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学术分科很多。当代学者往往执着于某一偏狭的领域，抓不住一个根本的东西，也不能融会贯通。为此，他断言说：“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因此读书之道，不能为分歧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他在浙大校歌中，生动地表达了对“会通”教育的段切希望：“念载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

综合性大学不同于专科学科之处，即在大学施教，当听广视远，融会贯通。虽有文理工农之科系，实为一个有机之整体，彼此息息相通，以使学生有深刻之思想、明通之况解。

西学长于分析，国学善于综合。中西文化特点上的互补，早已为国人所知。然而，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在引入西方模式后，往往偏重于学习西方的分科模式，只注重培养专才，却忽视了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培养，陷入教育误区。马一浮并非迂腐古董，他早年留学西欧的经历，造就了学贯中西的独特视角。他提出的“会通”理念，提前了当下越来越为教育界所重视的通识教育几十年。虽然马一浮先生的“会通”思想，在实践上是从“六艺统摄一切”出发，而其本质，不失为教育学习应有的精神。但“会通”不是杂学，不是处处浅尝辄止，而是建立在牢固的专业基础上的博采众学之长，这样才能开阔眼界、广撷知识，提高看问题的角度；同时对原专业的理解也会提升、拓宽和加深。

人们对于某一思潮的追随，往往欠缺理智。在认识到通识的重要，在专才泛滥之后，当今社会似乎又一味对通才趋之若鹜。虽然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也给探索中的高校以课题：是盲目迎合人才需求，还是坚持真正的通识、博学？马一浮先生“会通”思想的价值正在于此，与竺可桢校长的教育思想不谋而合。作为以综合性、研究型著名学府为品牌、以“海纳江河”为口号的浙大，在“宽口径，厚基础”、培养“四不像”人才的同时，应该重视在实际操作中基础的夯实，以免滑向“杂而不专”的又一极端。

在乐山办复性书院

1939年6月，马一浮由重庆来到乐山，想将复性书院迁至此处。其时不少高校内迁，许多著名学者都在乐山。马一浮在这里遇到了叶圣陶、贺昌群，三人同游乐山乌尤寺。在旷怡亭上，马一浮诗兴大发，作五律一首：“流转知何世，江山尚此亭。登临皆旷士，丧乱有遗经。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长空送鸟印，留幻与人灵。”

对这个山峰丹崖翠壁、林木葱茏、三江汇流、碧波涤荡的风景宜人之地，马一浮很是喜欢。他觉得乌尤寺自是治学养性的好地方。马一浮曾兴致勃勃地泼墨挥毫，用小篆体为乌尤寺方丈室撰书了一副哲理颇深的楹联：要“使鱼龙知性命，不妨平地起波涛。”

因此，复性书院自然建于乐山乌尤寺了。书院筹委会、董事会、基金保管委员会，均由赞成书院宗旨的社会贤达和知名人士担任委员，如陈布雷、屈映光、梁漱溟、谢无量、赵熙、熊十力、寿毅成、沈尹默等人；而以马一浮总摄院务，事无巨细，他总要亲自过问才放心。

不久后，复性书院正式开学。因书院资金有限，暂借乌尤寺20多间僧舍为课堂。招生告示贴出后，求学者竟然有800多人。最后因经费、校舍不足，仅录取肄学生30人、参学生10人。似乎一切事务都妥当且顺利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书院开讲以后，熊十力提出多收学生，并给他们丰盛的补贴，为他们预谋出路，多请名师，开设各科；甚至想将书院更名为“国立文哲书院”。此举本是为了书院发展，但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显然操之过急。马一浮没有同意。书院开讲才个把月，熊十力即拂袖离院而去。马一浮亦无可奈何。

马一浮在书院里担任主讲，筹建时曾打算开设玄学、义学、禅学三讲座，后来又开办了诗教、哲学、三礼等讲座。他经常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为学生讲学，梁漱溟、谢无量、赵熙、贺昌群、沈敬仲等人先后来院讲学，一时间名家云集。

复性书院讲课制度很特别，主讲每周只讲一个上午，其余时间学生可向主讲“请益”。所谓“请益”，是由书院典学安排时间，学生向主讲提问，一般半天安排3人，学生提问，主讲引导。

在复性书院，学生主要靠自学，读书作札记，札记每半月呈阅一次，由主讲审批。书院重在引导学生博览群书，掌握治学之道。对斐然有成的优秀学生，书院还给予奖励。

但是，书院还是存在诸多困难。经费紧张、增加教师势难实现、增收学生亦不现实，到底该如何是好？面对这些问题，马一浮很是忧心，整日苦思解决的办法。

1939年12月，马一浮提出书院应“刻书与讲学并重”，原因是“战后文物毁阙，求书甚难，故刊印古籍，尤为迫切需要”，“刊刻书籍，不特为书院必办之事，亦稍存广书院于天下之意”。

后来，书院开始刻书。先以儒家典籍为主，也刻了一些马一浮自己的著作。同年，书院正式列出第一批刊刻书目，主要有《四书纂要》、《系辞精义》、《春秋胡氏传》、《延年答问》、《上蔡语录》、《先圣大训》等。马一浮也陆续出版了《泰和宣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避寇集》、《尔雅台答问》等19种。这段时间，他著述颇丰。

也是在复性书院期间，马一浮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论学体系。他的思想融会儒佛，调和朱(熹)陆(九渊)，而能融会贯通，“理事不二，知行合一，理智同符，始终一贯”，“即事即理，即理即心，心外无理，亦即心外无事。理事双融，一心所摄。然后知散之则为万殊，约之唯是一理”。著名学者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对马一浮给予了高度评价：“用力所在，及比较有系统的思想，乃是关于文化哲学的思想。……其要旨是说，一切文化，皆自心性中流出。”

此外，马一浮诗才卓绝，也早已为世所公认。他作诗，往往顷刻而成，对仗工整，诸子百家、释典道藏，随手拈来，信笔入诗，辞雅意蕴。马一浮的诗极少个人哀愁，多是有关民生疾苦之篇，绝无吟风弄月之章。他在四川6年所作之诗，后均收入《蠲戏斋诗全集》中。

【大师小传】

马一浮（1883—1967），名福田，更名浮，字一浮、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戏老人。原籍绍兴长塘(今属上虞)，生于四川成都。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国学大师，有人说他是民国唯一的理学家。与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励合称中国当代四大儒。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1901年与马君琥、谢无量在上海合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介绍西方文学。1903年6月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1904年东渡至日本学习日文。回国时带回德文版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定居杭州。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1938年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后随学校西迁至江西泰和、广西宜山。1939年去四川主持复性书院。建国后居西湖蒋庄，任浙江文史馆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

熊十力：真君子，真性情，真学问

听熊先生讲课，深感到他是既教学问又为师表。他讲“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时，往往大骂蒋介石使东北失陷，不抵抗，卖国投降。熊先生不止是传授知识，他那种不媚俗、疾恶如仇的品格，感染了所有听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