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伪娘的黄金时代(2)
邻女窥墙为宋玉
宋玉(约前298—约前222年)，又名子渊。战国时鄢（今襄樊宜城）人，据传为屈原弟子。战国时楚国辞赋作家，有《九辩》、《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作品存世。
“貌似潘安颜如宋玉”，说的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两位美男子。潘安的故事，我们稍后会讲，而这宋玉更是不能不提。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先将“好色”、“妓女”等争议题材作为辞赋内容的人，宋玉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旷世奇才。能跟潘安齐名，也可称其为风华绝代。但宋玉尽管如此出众，很有男儿本“色”，可后人依旧难免把他当作“伪娘”看待。
邻女窥墙为宋玉
史书中有关宋玉的记载并不多。对他的身份，后人也有多种说法；其生平，更是一团迷雾。一般，人们把宋玉当作屈原的弟子看待，认为其出身贫寒，仕途不顺，是个不得志的人物。
宋玉的相貌出众，能与潘安比肩，名列古代四大美男。有人可能要提出疑问：既然史书上对宋玉的描述语焉不详，那凭什么认为他就是个绝世美男子呢？
古人这么说，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人们对宋玉非凡美貌的推断，来自一篇赋，也就是《登徒子好色赋》。根据这篇赋的序言记载，当时宋玉以诗赋闻名，受到楚王的垂青，得以陪侍左右。一个叫登徒子的楚国大夫到楚王跟前进言，说宋玉是个好色之徒，不可让他出入后宫。这就等于给宋玉扣了一顶“秽乱后宫”的帽子，罪名不轻。于是，楚王招宋玉来对质。宋玉听完登徒子的指控，微微一笑，说道：“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
宋玉的辩驳非常巧妙，他没有直言自己行得正坐得直，而是给楚王讲了一个故事：楚国美女名满天下，而全楚国最美丽的女子，就是住在臣宋玉隔壁的“东家之子”。东家之子闭月羞花，体态窈窕，倾国倾城。这样的绝色美人，倾慕微臣，每天趴在墙头窥视我三年之久。而我宋玉并没有搭理她，这充分说明，我并不好色。
能让冠绝天下的美人爬墙头偷窥三年之久，宋玉你究竟有多美啊！如果是一般人，在君王面前如此自夸，肯定要倒大霉，搞不好会引来杀身之祸。可楚王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点头称是！而打小报告的登徒子也说宋玉“为人体貌娴丽，口多微辞”。可见，宋玉的美貌是有目共睹的，上至君王大夫，下至庶人美女，有口皆碑。
而“娴丽”这个词，显然并不适合安在一个阳刚英伟的人物身上。娴者，雅也，后世多用于形容女子体貌典雅；丽者，美也，不需赘言了。楚地民风彪悍质朴，并没有魏晋男子阴柔美的喜好。可见，宋玉是一个安静文雅、美丽异常的文艺小生，身上的女性阴柔要多于男性的阳刚。所以，后人才敢将宋玉名列四大美男，而我们才能把他当作一名“伪娘”看待。
结怨“登徒子”
宋玉长得貌美，但运气却不太好。根据《襄阳耆旧记》所载，宋玉出身卑寒，原本跟随屈原，在其被放逐后转而投靠楚王。宋玉一生都很不得志，这大抵是因为他的性格使然。
宋玉托朋友向楚王举荐自己，楚王让他做了个小官，宋玉不满意，求朋友再去为自己美言。朋友很不高兴，于是说：“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为辛；美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言子而得官者我也，官而不得意者子也。”意思是你在这儿什么也没干，而去跑关系替你疏通的人是我；苦我吃了，官你做了，你还有什么可挑三拣四的呢？宋玉不依，认为自己有才，朋友举荐不力，是种过错。朋友辩不过他，再次帮他向楚王求官。求人办事儿还歪理多多，宋玉的性格实在过于自负自私了。
另外一件事则可以说明宋玉不得志的根本原因。这件事就是前面讲过的“登徒子事件”。宋玉在向楚王证明自己并不好色的时候，还讲了另一个故事：登徒子的老婆又老又丑，可登徒子依然很爱她，还跟她生了五个孩子。这样的丑女都不放过，登徒子实在是太好色了！宋玉不光把自己“好色”的罪名推了个一干二净，还反过来把脏水泼了登徒子一身。就这样，因为一篇《好色赋》，登徒子沦为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巧舌如簧似宋玉者，世间罕有。
这个小故事看似荒诞可笑，其中却隐藏着一个宋玉自己都未能察觉的大问题。这件事，看似是宋玉捍卫自己名节、反击谗言小人的畅快一击，实际上却反映了宋玉同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矛盾。登徒子，可以看作是楚国士大夫的代表。他们对宋玉的受宠很是不满，伺机铲除。而宋玉的这次反击，则是一种决不妥协的宣示。从宋玉仅有的几件行止来看，他是一个极端自负自恋又自私的人，尽管出身寻常百姓家，但志比天高。面对楚王身边的显赫重臣，不仅不会趋炎附势，反而百般嘲讽。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文人不在少数，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诗仙李白。自恃受皇帝赏识的李白令权宦高力士为其脱靴的事尽人皆知，相比宋玉的诡辩有过之而无不及。宋玉同李白都很有才华，在当时独领风骚；他们都有鸿鹄之志，却只被当作取乐的弄臣；他们出身卑寒，却藐视权贵；两个人都终生不得志，只得寄情诗赋。历史就是这样惊人的相似！宋玉最终的结局，史书没有记载。宋玉不是屈原，不会因“世人皆醉我独醒”而痛不欲生，也不会有投水明志的勇气——作为“伪娘”，自爱是基本中的基本，自杀，应该断不会在他的人生选项中。不过，如同李白一般醉死对于宋玉来说可能是最好的归宿吧。
宋玉的一生，就像楚文化一样，炽烈而神秘。黯然而暝，忽不知处。情独私怀，谁者可语？
链接一：品味《离骚》余韵
中原文化发源于黄河，庄重典雅。而在长江流域，则孕育出了异彩纷呈的吴楚文化。跟娴静的吴文化不同，楚地的文化炽烈独立，有着避人耳目的狂野之气。正是这股桀骜之气，让楚地产生了不输中原“国风”的浩荡文字——楚辞。
一直以来，人们总觉得楚地是化外之地，文化必然落后于中原，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尽管楚人被周王室称为“蛮荆”，但其文化并不落后于中原地区。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楚文化还要领先于中原。比较现存的楚国文物和中原文物，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楚地出产的器物无论在形制上还是精美程度上都足以令中原器物自惭形秽。楚地丝绵之精美，世间罕有；楚地青铜器，更是当时青铜器物中的翘楚。
楚国文化的领先并非什么咄咄怪事，是有迹可循的。首先，楚地物产丰富。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相比面朝黄土背朝天，世代向土地讨生活的中原居民，楚地人民可以更容易地获得生活物资，因此就有更多的精力投身文化事业。
另一方面，楚国的国家制度不如中原成熟，贵族相对独立。受上层社会自由风气的影响，楚地民风不羁，思维活跃。受成熟的理学思想束缚，中原的艺术往往以“平和”作为追求。然而，平和发展的极致，就是平庸。长此以往，难免一潭死水；而楚地艺术不拘一格，以“愉悦”作为最高要求，充分展现情感。这种对艺术认知上的差异，导致楚辞同中原辞赋具有极大的不同之处。
楚辞脱胎于楚地歌谣，带有浓郁的地域特征。所咏之物都是楚地风土人情。楚国巫祝盛行，因此楚辞往往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上九天揽月，邀仙人共饮都是楚辞中常见的桥段。楚辞的代表性人物屈原，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抒怀诗，笔触凝练，汇聚忧愤之气，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无奈和愤怒书写得淋漓尽致。但辞赋体例却飘逸优雅，悲而不僵，愤而不乱，九死而不悔。因为《离骚》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无可替代的地位，楚辞也被别称为“骚体诗”，同《诗经》并称“诗骚”。
楚辞炽烈，华丽，奇诡，同它的创造者一样桀骜不驯，仿佛一道殷红的笔触，在中华文化的画卷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链接二：《神女赋》，一场众说纷纭的“春梦”
宋玉虽是杰出的辞赋家，但存世的作品并不多，其中最具争议的作品莫过于《神女赋》了。
《神女赋》在瑰丽的楚辞中也算得上“奇文”。这第一“奇”，为“一赋两体”。一篇《神女赋》，居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着实令人称奇。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神女赋》的两种不同的前言。在“前言”中，宋玉常用“玉”指代，而楚王则简称“王”。一点之差，让文章的意思截然不同。
在“版本一”里，宋玉同楚王一起出游，梦见了神女。第二天，宋玉把这个故事讲给楚王听，楚王很感兴趣，于是命宋玉写了一篇赋。简言之，宋玉做春梦，楚王感兴趣，命宋玉写了《神女赋》；而在“版本二”里，做春梦的人却成了楚王。楚王做了春梦，第二天意犹未尽，于是让宋玉写了《神女赋》以资纪念。
不少学者认为，记录《神女赋》的人可能在书写时出了笔误，把王玉二字混淆了。久而久之，这种错误被后人误以为真，于是有了两种不同的《神女赋》。其实，千年前那场春梦，无论是谁做的都无大碍。哪种说法都掩盖不了《神女赋》的异彩，而众说纷纭的探究，又给这篇奇文平添了一丝神秘。
《神女赋》的第二“奇”，在于它的内容。尽管冠名“神女”，但还是有不少人指出：《神女赋》描写的可能根本不是神女，而是妓女！
在楚辞中，吟咏女性的不在少数，比如屈原的《离骚》中，就有不少关于女性的记载。不过，屈原吟咏女性，多是为了言志。女性只是一个媒介，并不是吟咏的对象。但宋玉的这篇《神女赋》则直接把女性当作了主题，笔触细腻地描写了自己梦中的神女。乍一看，整篇文章好像都是在叙述自己对神女的倾慕，但细细品读一下，就会发现很多“非常”的地方。
第一个“非常”之处是宋玉对待神女的态度。古人写的神女，都是艳丽脱俗、清丽逼人的。对这样的超凡之人，辞人们即使倾慕也只是远观，不敢亵玩。可是宋玉却对这位神女动了歪脑筋，可惜神女“怀贞亮之清兮，卒与我兮相难”，未能得逞。楚人写神人的辞赋不少，如此不敬的还真少见。如果不是宋玉色胆包天，就是这篇赋所述的神女另有隐情了。
另一个“非常”之处，是楚王的态度。作为一国之君，楚王身边当然不会缺少女人，尤其不会缺少美人。但宋玉的一场“春梦”，却能让楚王兴奋非常，令宋玉“试为寡人赋之”，实在罕见。宋玉必然说了某种楚王从未听过的逸闻，才会如此。那么，宋玉究竟跟楚王说了什么呢？
“……披服，脱薄装，沐兰泽，含若芳。性合适，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宋玉是如此向楚王描述自己“梦中”的“神女”的。这也正是令楚王心动之处。宋玉把自己梦中的神女形容得娇丽可人，艳丽异常，性情温顺，适合陪侍，知道尊卑。怎么看，宋玉向楚王介绍的都像是卖笑的侍妾，而非“神女”啊！
说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神女赋》浮华辞藻之下的真实了：宋玉写的，并非什么春梦，而是自己的一场艳遇。这个神女，可能是王宫之外的某个歌妓。宋玉尝到了甜头，于是就向楚王推荐这位歌妓。尽管阅女无数，但对这种“野花”，楚王还是很感兴趣的，于是让宋玉写了这篇赋，作为参考！如果真是这样，宋玉也就成为有记载以来第一位描写妓女的辞人了。
链接三：好色也高雅
男人好色，是本能使然。“好色”一词在古代本就是中性词，不仅有喜欢美女的意思，也有喜好“性交”之意。正所谓“食色，性也”。
不好色，就无法追求更优良的雌性，产生更为优异的后代，人类社会也就裹足不前了。所以说，“好色”本身并没什么龌龊之处。“好色观”决定了“好色”的结果，风流和下流之间的那一层薄纱，也正在于此。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可以看作是宋玉的“女色宣言”，向世人叙说了自己的“好色观”。
在这篇赋里，宋玉一共写了三个人“好色”的故事，也讲了三种好色观。第一种说的就是宋玉自己。“惑阳城，迷下蔡”的绝色美人爬墙头偷看了宋玉三年，宋玉依然不为所动，实在是不“好色”。宋玉不仅否定了自己“喜欢女色”，更表明自己对性交之事毫无兴致。这是一种极端的好色观：女人跟我无关，好色与我无缘。
第二种说的是登徒子。据宋玉所言，登徒子不仅好色，而且好色的厉害。登徒子的老婆“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实在是没个人样，恶心至极。可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实在是好色极了。登徒子的好色观走的是另一种极端：只要是女人，皆可“悦之”。对女性的外貌完全没有任何要求，纯粹只是追求其“雌性”的自然属性而已。这种好色是纯粹的，完全脱离理智控制的原始本能，是一种繁衍后代的冲动，同宋玉的“无性”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三种是一个杜撰人物——章华大夫的观点。当时在楚国做客的秦国章华大夫认为宋玉的说辞过于片面，请求向楚王陈述自己的好色观。他是这样说的：我曾经游历各国，见识广博。我曾在春夏之交，路遇采桑女。其美貌，真是惊为天人。我心生倾慕，但美人却欲罢还羞，撩拨得人心烦意乱。于是我“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
章华大夫见到美女虽然动心，但却用道德和理智控制了自己的欲望，没有做出出格的事情来。他的好色观大概可以总结为：男人可以好色，但要张弛有度，能够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本能。做到这点，才能称得上翩翩君子，而非龌龊小人。
《登徒子好色赋》是宋玉自己写的，其中所述的人物都可以看作是宋玉的化身。宋玉借不同人嘴，把自己对于好色的三种看法一一阐释。作为一个自恋的“伪娘”，宋玉当然不会贬低自己，因此，文中的“宋玉”和“登徒子”一样，只是两个反面教材，他们的做法，宋玉并不赞成。最后出场的秦国章华大夫，才是真正的宋玉本人。由他讲出的好色观才是宋玉真正认同的女色之道：像“宋玉”一般的“不好色”，有悖人伦，无趣；像“登徒子”一般的“只好色”，丧心病狂，无耻；唯有像“章华大夫”这样的能够用理智去控制欲望，好色有度，才是真正的“高雅”行径。好色，也要高雅，不然人就同畜生别无二致了。
链接四：宋玉悲秋
文人悲秋始于宋玉。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何悲之有呢？因此那时候，文字构筑的秋天是一个流金淌蜜的季节，纷飞的落叶就像来年丰收的预告一样，令人欣喜。正如《诗经·周颂·良耜》中所写的一样：“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
但宋玉写的《九辩》却开了文人悲秋的先河。有人说，宋玉是屈原的弟子，这篇《九辩》是为了缅怀恩师的流放而作的。但宋玉究竟是不是屈原的弟子，实在没法说。毕竟屈原没给他留下什么证明文书，就一头扎进了汨罗江的浑水之中。这篇悲情的诗作，与其说是“悯人”，倒不如说是在“悯己”。宋玉跟屈原一样，也是不得志的。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的开篇，就是一派肃杀之景象，《诗经》中质朴鲜活的劳动场景荡然无存，慢慢地都是悲天悯人的文艺范。秋景秋物，秋声秋色，全都成了萧瑟凋敝的征兆，令观者的心境每况愈下，潸然落泪。这种先声夺人的写法，一下点明了《九辩》的基调，这就是“悲”！
因何而悲呢？“贫士失职而志不平！”这是宋玉悲哀的地方。出身贫贱的自己，郁郁不得志，常得小人陷害，遭到贬值，真是太令人悲哀了！这句话不仅是全诗的主题，更让“《九辩》是为屈原所做”的说法不攻自破——屈原是贵族出身，同贫贱实在沾不上边。
秋的意象，代表的是楚国当时惨淡的现实。宋玉所处的时间，正是秦国崛起之时，也是楚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楚襄王六年（公元前1279年），秦将白起斩杀韩军24万，群雄震动。作为秦国的邻国，楚国感到了空前的威胁。为了缓和同秦国的关系，楚襄王同秦国讲和，还迎娶秦国女子，以示服从。但不久之后，楚襄王受合纵家鼓动，偷偷联络诸国准备抗秦。秦国得知此事，先发制人，兴兵伐楚，迫使楚国割地求和；第二年，秦军再次发难，不仅攻陷了楚国都城，连历代楚王的陵墓都被付之一炬。这样的打击对楚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昔日楚国的荣光就如同盛夏的骄阳一般一去不返，留下的只有山河日下的悲秋而已。
国家的兴衰决定着宋玉的命运。秋风肃杀，凛冬将至，宋玉失去了官职，流落他乡。“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而狂攘。”悲凉之余，惊觉“四时递来而卒岁兮，阴阳不可与俪偕”。此一时彼一时，楚国的荣光不在，社稷将崩，就如秋天的到来一般不可挽回。宋玉，作为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也只能悲鸣而已，无能为力。
宋玉的悲秋，不仅有对自己命运不济的愤慨，更有对国家衰亡的感伤。国家的命运同自己的境遇联系在一起，悲从中来。秋天终会过去，但下一个春天，暖风吹拂的还会是楚人的庄稼吗？这种沉重的悲情前所未见，更影响了此后千年的华夏诗人。自此，文人悲秋成为一种惯例，秋天，也彻底成为肃杀凄凉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