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晨报》

［创刊时间］1916年8月15日。

［创办地点］北京。

［创刊背景］

《晨报》原名《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创办于北京。主办人梁启超、蒲殿俊。1918年12月改用此名。次年2月聘李大钊主持副刊。副刊分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新文学。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于此，为当时的思想、文艺界中有广泛影响的刊物。1925年完全为“新月派”控制，政治倾向转为保守。1928年6月停刊。

［作者汤化龙小传］

汤化龙（1874—1918），资产阶级立宪运动发起者。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光绪进士。曾留学日本，主张君主立宪。1909年湖北谘议局成立，他被推为议长。1910年应张謇等人的呼吁，赴京请愿，并以会议主席身份，在北京召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向资政院提出请开国会的议案。

1911年与谭延阊组织宪友会，继续开展立宪运动。10月武昌起义后，被任湖北军政府民政长职务，竭力排挤革命党人。中华民国成立后，与梁启超合组民主党和进步党，反对国民党，拥护袁世凯专制独裁。袁死后，又与梁启超合组研究系，一起创办《晨报》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后在加拿大遇刺身死。

［创刊词译文］

新闻的职业，并不是要政界上的人成为瞎子、将民众当作木铎。而况政界与民众所以喜闻乐见的，也完全不是新闻家平素所期望的。如果当政界权要想做为所欲为的事。那新闻就要及时地有所抨击不是赞颂。如果知道权要所忌讳的事，而为他弥缝辩护的，那么像这样的新闻家，其业绩肯定兴隆。其次，如果尽量回避权要之忌讳，把国家大事置之度外，不论不议，而专门以娱乐调侃为能事地谈谈，博取众人而去卖弄文字，像这种人也无非是很侥幸生存着的奴仆。

相反，那些有高瞻远瞩的人，敢于危言谠论，言常人不敢言，这正是新闻的本能。

至于军阀干政，官吏卖国，当权者专恣宰割而不顾民生民意；至于政治上失意的人，不苟且偷生图一时快活的人，是公是私者，大家目睹无视，竟无恤惜之心。

原先的所有秩序，已经荡然无存，更谈不上有什么进步的东西。

凡此这些，如果有一件不除，则国家就亡掉了，就连当初的社会基础也分崩离析得没有回旋的余地。

将来想求得为世界人类之一的特种国人，比如犹太国，也是不可得到的了。

当此之际，还能谈得忍而不言吗？我们同仁正是抱着如此主张。也相信如此主张，自感是足于救亡图强的。

晨报所采取的办报原则是，无论如何（对有伤我神明〈州〉之胄的东西）要做到不言、不快、不听、不止。

［焦点评析］

主张国家搞君主宪制的汤化龙，对新兴的民国政府（实际由北洋政府把持）十分不满，他和改良派首脑之一梁启超走在一起，便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同路人。他在创刊词中说得很分明：“原先的所有秩序，已经荡然无存。”痛感当今社会，“安有所进是之地”，再如此胡乱下去，那么中国人就会像亡国的犹太人一样。

所以，汤化龙、梁启超办报的目的，就是要试图唤醒民众，不要听任当今的新权贵、新要员的摆布。对他们说的话、做的事要采取“四不”主义，即“不言，不快，不听，不止”。

然而，汤化龙的目的远远达不到，在他被人刺死于加拿大的第二年，《晨报》易手，接过来办的却是主张共产主义的首要李大钊。而鲁迅的《阿Q正传》则发表于这个刊物。

阿Q是一个带有明显的丑化民国党人和贬低民国政府的典型人物。这个阿Q是很可悲哀的（见附录）。

李大钊在主持《晨报》副刊时，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并且准备将其轮值编辑的《新青年》6卷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号”。他以日本学者河上肇连载于其本人于1919年1月创办的日文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月刊1—3号上的文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参考其他材料，开始撰写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在1919年9月和1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6两号连载发表。在这篇两万六千余字的长文中，李大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重点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对一些非难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辩驳。同时，他也按照自己长期坚持的注重人心改造、伦理改造、人道主义的思路，提出了应重视精神改造与物质改造并行的看法。他解释说，马克思将人类历史分为“前史”和“真正历史”两个阶段，“前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真正历史”是“互助”的历史。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确没有对“人类的前史”时期伦理道德的提倡给予足够重视，因此他提出在由人类的前史向真正的历史过渡期间应该加倍努力于“伦理的感化”和“人道的运动”。

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反映出他在接受这一理论过程中的理性思考。五四运动后“社会改造”呼声大起。李大钊确认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俄国的体现布尔什维主义应当是中国进行社会改造所应奉行的“主义”——在随后与胡适之间进行的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中，李大钊坚持了这一看法。他的这些工作在引进、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是同一时期其他人无法相比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政治运动之后增添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社会产生了导致划时代转变的最初契机。李大钊保留地赞扬西方“动”的文明，进而他认定俄罗斯文明可以为调和东西两种文化的媒介。这样，俄国革命无论从其“新”的意义，还是从其作为调和者之“第三”境界的意义，都很快吸引了李大钊。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既给予了利用“协约国”战胜来标榜自己的北洋军阀段祺瑞以严厉抨击，又为国人展示了一种新的社会改造方法和一种对世界本来发展新方向的认识。

李大钊从俄国革命中关注到三个问题：一是劳农翻身、无产者解放。他认为真正平民大众的平等自由人道社会才是合理的社会，俄国已经做出了榜样。因此，他连续发表有关劳动阶级妇女的解放、劳动教育、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等问题的文章。宣传“现代民主主义”是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社会民主主义”。二是他认为俄国革命肇始于最初俄国“许多文人志士”“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因此号召知识分子与农工打成一气，青年人到农村去，到黑暗中去，变黑暗为光明，将农村建成民主的基地。三是他了解到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政党遵奉的是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此外，他还和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道。积极宣传了民族自决的观念。

在这一时期，李大钊作为图书馆主任，有较多机会接触学生，他作为《新潮》社的顾问，为《新潮》、《国民》等进步社团杂志写文章，他又和陈独秀合办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每周评论》，连同他接连发表不同凡响的政治见解，已经在青年学生中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与同一时期北京大学进行的一系列有利于活跃学生思想的改革对学生的影响是一致的，因而对五四政治示威运动中有大批学生投入斗争发生了间接的推动作用。而在示威运动期间。李大钊参与编辑的《每周评论》的积极介入，则对学生群众起到直接鼓舞乃至指导作用。

然而，李大钊同北京大学多数教职员一样，对运动保持了冷静的同情态度。他在运动期间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其中《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指出：“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告诫人们要认清“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应当树立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否则，“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这可以说是在高远的着眼点上为参加运动的学生青年提示思想方向。总之，《晨报》在李大钊的手里，不仅摇响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钟声，而且还旁敲了西方文化大师如托尔斯泰、尼采、培根等西方大师的文化论坛。尤其引人深思的是，当陈独秀由讨论伦理觉悟，进而对康有为提出的要在宪法中保留“孔教”与“拜圣”之礼进行批驳之时，李大钊则在《晨钟》里早已发表了数篇文章，尖锐地指出：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是国民中一部分孔子之徒的“圣人”，而孔子之道是“含混无界之辞”。因此绝无入宪理由。从此，中国的反对孔子运动持续到20世纪末。

《晨报》最终又沦为“新月”派之手，此事体看似不正常，其实当一位政治家离开人世后，他的政治主张在这个刊物上便不复存在。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并不像汤化龙在创刊词中信誓旦旦的那样：“抱着如此主张，也相信如此主张，自感是足于救亡图强的。”

［附］鲁迅《阿Q正传·第七章·革命》

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搭链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这船从黑魃魃中荡来，乡下人睡得熟，都没有知道；出去时将近黎明，却很有几个看见的了。据探头探脑的调查来的结果，知道那竟是举人老爷的船！

那船便将大不安载给了未庄，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摇动。船的使命，赵家本来是很秘密的，但茶坊酒肆里却都说，革命党要进城，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惟有邹七嫂不以为然。说那不过是几口破衣箱，举人老爷想来寄存的，却已被赵太爷回复转去。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况且邹七嫂又和赵家是邻居，见闻较为切近，所以大概该是伊对的。

然而谣言很旺盛，说举人老爷虽然似乎没有亲到，却有一封长信，和赵家排了“转折亲”。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便将箱子留下了，现就塞在太太的床底下。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阿Q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高兴地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么就要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得得，锵锵！

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悔不该，呀呀呀……

得得，锵锵，得，锵令锵！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门口论革命，阿Q没有见，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老Q”，赵太爷怯怯地迎着低声的叫。

“锵锵，”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

与己无干，只是唱。“得，锵，锵令锵，锵！”

“老Q。”

“悔不该……”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

“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

“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

“阿……Q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的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

“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阿Q说着自去了。

大家都怃然，没有话。赵太爷父子回家，晚上商量到点灯。赵白眼回家，便从腰间扯下搭链来，交给他女人藏在箱底里。

阿Q飘飘然地飞了一通，回到土谷祠，酒已经醒透了。这晚上，管祠的老头子也意外的和气，请他喝茶；阿Q便向他要了两个饼，吃完之后，又要了一支点过的四两烛和一个树烛台，点起来，独自躺在自己的小屋里。他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烛火像元夜似的闪闪地跳，他的思想也进跳起来了：“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已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

阿Q没有想得十分停当，已经发了鼾声，四两烛还只点去了小半寸，红焰焰的光照着他张开的嘴。

“荷荷！”阿O忽而大叫起来，抬了头仓皇地四顾，待到看见四两烛，却又倒头睡去了。

第二天他起得很迟，走出街上看时，样样都照旧。他也仍然肚饿，他想着，想不起什么来；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地跨开步，有意无意地走到静修庵。

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门，一只狗在里面叫。他急急拾了几块断砖，再上去较为用力地打，打到黑门上生出许多麻点的时候，才听得有人来开门。

阿Q连忙捏好砖头，摆开马步，准备和黑狗来开战。但庵门只开了一条缝，并无黑狗从中冲出，望进去只有一个老尼姑。

“你又来什么事？”伊大吃一惊地说。

“革命了……你知道？……”阿Q说得很含糊。

“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老尼姑两眼通红地说。

“什么？……”阿Q惊异了。

“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来革过了！”

“谁？……”阿Q更其诧异了。

“那秀才和洋鬼子！”

阿Q很出意外，不由的一错愕；老尼姑见他失了锐气，便飞速地关了门，阿Q再推时，牢不可开，再打时，没有回答了。

那还是上午的事。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因为老尼姑来阻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政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了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

这事阿Q后来才知道。他颇悔自己睡着，但也深怪他们不来招呼他。他又退一步想道：

“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我已经投降了革命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