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情报：现代商业的信息战(4)

这也即是着名的成功学家拿破仑·希尔所说的“成功的神奇之钥”。

要培养敏锐的洞察力，就需要我们平日就要多加留心身边的各种事物。

光有信息还是不够的，还要对信息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作出正确的抉择。如果有了信息而不对它进行仔细地分析研究，那么信息始终只是一些粗略的表面现象，你也就永远无法触及实质。因此，在我们通过观察获得信息之后，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表面的现象进行深刻、仔细的研究分析，把握实质性的东西。

7．谍中谍，让人防不用防

“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孙子兵法》指出，除了窃取敌方情报外，还要做好反间谍的工作，在商战者，建议每个企业都要建立自己的反间谍部门。“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商战中有一句名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利益的争夺和分配。世界着名企业的发展证明，符合市场竞争规则和道德的竞争行为有助于企业发展，而违背商业竞争法则则只能自食恶果。

自80年代以来，生产电子计算机的企业，作为机型开发战略的一环，往往都十分重视计算机情报的搜集，而且几乎都是不遗余力，不择手段。IBM公司就有着第一流的情报搜集系统，该公司从事情报的编外人员10倍于在编情报人员。具体人数因为属保密范畴，无法统计。IBM公司的情报搜集和研究范围，几乎遍及与计算机有关的各种出版物及研究领域。参加各种学会、协会以及订阅机关杂志的数量，IBM公司恐怕也是首屈一指的，其实际数量约达2000余种。“聪明”的日本人为了尽快掌握高技术，早把这一切熟谙在心，同时在使用“产业间谍”方面更是有恃无恐。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为了与富士通、日立争夺日本市场，秘密研制了308X系列机型。它的第一炮就是3081，原计划在1981年10月诞生。日立通过非正常途径将IBM308系统的27册生产指导手册中的10册弄到手后，认为这一套书具有很高价值，于是千方百计地想把另外17册也搞到手。前10册是一份由40-200张活页纸加上封面装订起来的文件。这些文件于1980年11月由原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职员莱孟德·卡戴特偷拿出来的。卡戴特是电子计算机的研究人员，当时45岁，他原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设在纽约州帕基普西的研究所供职，辞职后转硅谷的国民半导体公司的子公司——先驱者公司。据说，他现在的上司是个叫做贝阿里·萨法伊的伊朗人，他知道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10册生产手册，于是复印一部分，并亲往日本将这些东西交给了日立。但日立的一个老资格技术人员林健治由于一时疏忽向一个名叫贝利的人透露了这件事。贝利原来也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职员（工作了21年），贝利可能出于爱国和忠心的动机，立刻把日立窃取机密的事报告给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每年用于安全监视方面的费用都大大超过5000万美元。得知日立公司弄到了这份生产指导手册后，自然大为恼火，立刻命该公司第一号安全专家理查德·阿·卡拉罕立即着手进行调查工作。这位曾任美国联邦调查局毒品搜查官的彪形大汉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证明日本是否真的弄走了那份资料。于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为了接近日立公司的林健治请贝利给予协助，贝利同意充当双重间谍。

贝利给林健治拍了专线电报，称也许他能提供更多的关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那种资料，并约定10月份在东京见面。大喜过望的林欣然前往，并带去了一份日立特别希望“得到”的物品清单。这上面写着日本为了仿造美国商业机器公司电子计算机系统所需要的技术资料。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在确认了日立的丑恶行径之后，决心将此事弄个水落石出，并要彻底追究盗窃犯的责任。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请求美国联邦调查局参与此事，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开始了。

1981年11月，林健治从东京出发飞往拉斯维加斯。在那里，贝利将卡拉罕介绍给林。卡拉罕扮成一位高深莫测、聪明能干的退休律师。几个小时后，卡拉罕把弄到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机密资料的一个叫“阿尔·哈里逊”的人介绍与林见面。此人真名叫阿兰·盖勒逊，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

日立虽然在盗窃资料，可也没忘记做生意，而且日本人还具有侍弄盆景一样的耐心。日立不仅想弄到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秘密，还想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弄到它。林与这位自称哈里逊的人继续进行着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他们甚至还对这位哈里逊许诺说，如果好好为我们干，将来可以给你介绍个职业。1981年12月7日，正好是日本偷袭珍珠港40周年那天，林写信给贝利说：“如果没有适合我们的情报，我们将不再支付阁下的差旅费。”

为了让游戏继续下去，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只好忍痛提供情报。联邦调查局为了把日立职员兜进网里，就继续要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为日立提供机密。这样，从1981年11月到1982年6月为止，日立向这些间谍提供了约60万美元酬金，而他们也搞到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花了几亿美元才研制成的硬件和软件，以及取得了专利权的情报。

这些机密情报，对于日立来说，全是一些时间一过就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因为，许多日立想得到的东西，再过两三个月，就可以用合法的手段弄到手了。但自从第一份机密材料越过太平洋后，日立的胃口就越来越大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越来越不安。

联邦调查局确信，日立的阴谋绝不是它的低级职员们自作主张的行动，日立的高级领导人肯定参与了这一计划。那么，究竟是哪位领导人在策划这一阴谋的呢？为了弄清这一情况，卡拉罕和盖勒逊准备好了引蛇出洞，他们谎称：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有两个领导干部即将离休。通过这两个人，什么绝密的硬件、软件、手册等等统统都能够弄到手。但条件是要得到相当于两三年工资的收入，而且“要现金”，卡拉罕要求日立公司支付退休金的所得税，希望自己这笔钱不要上税。同时他们放风说：“如果不是和日立方面与其地位相当的人物见面的话，恐怕他们不会答应这种交易，必须由这个人物亲自向他们保证能严守秘密才行……”，林最后表示同意。

林健治为了安排日立小田原电子计算机厂厂长中泽喜三郎博士同盖勒逊和卡拉罕接头，煞费心机，作了周密部署。同时，为了不引起其他不了解公司阴谋的职员怀疑，林安排中泽到“旧金山出差”，以此掩人耳目。林和中泽在旧金山饭店与卡拉罕会面。卡拉罕想了解一下参加这一阴谋的其他有关人员，就请中泽画了一张日立的组织结构图。他还装出十分担心盗窃来的资料会不会泄露给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样子。中泽保证说，盗来的文件（都是曾有IBM绝密字样的红色印记）的情报全部由他亲自抄写，不使用复印机。

人赃俱在，游戏就要收场了。1982年6月22日，林健治、中泽，还有其他日立公司的职员被逮捕。调查结果表明：日立方面暴露出来的直接参与者达11人之多。

开庭那天，法官说并不打算把所有人员都投入监狱。这是一起日立职员按照上司旨意行事的案件，重要的是证明日立公司有罪。结果，日立为所犯罪行而支付了一笔微不足道的罚金。1983年3月8日，在旧金山，斯本萨·威廉法官判处林健治罚款1万美元，判处大西（系日立软件工程师）罚款4000美元，另外对日立也课以1万美元罚款。全部罚金加起来只有24000美元。1983年初秋，由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发起的指控日立盗窃业务机密的民事诉讼最后和解。但余波未平，许多日本报纸把这件事视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故意陷害日立公司，几乎所有的大报都表示了不满。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事件轰动全世界的4天之前，即1982年6月18日，富士通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刊登了两版广告，宣布已经完成了可与3081K互换的新型机种。《日经电子计算机》7月26号上引用原富士通公司职员的话说，IBM的秘密资料，富士通全部都有。富土通的小林大佑会长说：“许多小卫星围绕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这一伟大太阳旋转的时代即将结束。现在，国际商业的新时代已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自1983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吃了大亏之后，从新产品设想、开发到商品化、批量生产都严格保密，并制定了旨在防止泄密的《业务行动指南》全体职员必须人手一册。但面对日本公司在IBM公司驻世界各地子公司竖起的林立天线，也常常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