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向历史学习(6)
高利率限制了投机和物价上涨，但也抑制了投资
过度紧缩的政策导致了经济继1974年后再一次的衰退
1985年里根的“宽财政紧货币政策”高利率政策，紧缩信用
减税：5年减税3500亿美元；主要减少高收入阶层税收
加速企业折旧，投资优惠通胀下降至
GDP实际增长率稳定在3%左右
失业率8年来缓慢下降
资料来源：长江证券研究部
回顾上述历史，我们固然可以认为诸如中东战争和伊朗革命等偶然事件对油价形成冲击，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但美国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滞涨，其根源还在于凯恩斯的刺激主义。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积极地宏观经济政策如宽松的货币政策、离谱的政府支出和过高的税负，二是社会福利政策。
首先，我们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对其予以分析。
正如弗里德曼曾经说过，通货膨胀归根结底都只是货币现象而已。对于这一论点，我们可从美国的通胀周期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变动中得到佐证，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美联储主席的更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美国历史上通货膨胀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该时期的美联储主席是偏向宽松货币政策的伯因斯；到里根时期，通货膨胀得到大幅下降，该时期的美联储主席是坚定紧缩的货币政策主张者沃尔克。从下图中我们可看出，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有着莫大的影响。宽松的货币政策即低利率政策所伴随的是高的通货膨胀率，反之紧缩的货币政策即高利率政策所对应的结果是低的通货膨胀率。
1968~1984年美国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率情况一览
注：1970年以前的美联储主席为马丁（1951~1970）。在伯因斯与沃尔克之间，米勒于1978~1979年间曾短暂地出任过该职位。
数据来源：彭博资讯
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为何持续如此之久呢？根据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在高速通胀的1973~1979年，美国通货膨胀的增长率一直高于其联邦基金利率增加的速度。到1979年，强调紧缩货币政策的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并一再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甚至一度达到前所未有的16.4%），高速通货膨胀才得以逐步消退。
而这种不顾及通货膨胀的宽松货币政策是有其理论根据的。从尼克松到卡特，20世纪70年代的历届美国总统，与伯因斯一样都是虔诚的凯恩斯主义信徒，他们一直把充分就业看做是施政的重点。1976年通过的哈姆弗-霍金斯法案暨“完全就业和平衡预算法案”，为美国经济政策定下了基调。美国经济有四大最终目标：充分就业、产出增长、价格稳定、外贸和预算的平衡。充分就业是放在首要位置的。正是基于此，他们认为只要增加经济体中的货币供应量，并且保持低利率，就可以推动消费和投资，达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目的。
事实是，货币主义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互相强化的倾向。他指出，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替换”关系，只在短期内存在，从长期来看并不存在。
他所基于的论据是：
第一，从长期看，失业率总是处在由于摩擦性原因和结构性原因所引起的“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任何试图将失业率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
第二，只有在人们具有“货币幻觉”，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低于实际通货膨胀水平，即没有意识到货币贬值的时候，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总需求”政策才有可能收到暂时的“成效”。一旦人们从经验中总结教训，把通货膨胀预期调高时，失业率会回到原有水平。而政府为了维持低失业率，又不得不进一步增加货币投放。于是就产生了恶性循环。
弗里德曼认为：从长期看，不仅“充分就业”不能实现，而且还会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
其次，我们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对其予以分析。
凯恩斯主义者一直顽固地坚持，政府花费的1元不只是1元，在他们看来政府的这笔钱是具有乘数效应的，即政府支出1元，可以带动市场1.5元的增长。
但这一观点遭到了济学家罗伯特·巴罗的质疑。罗伯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美国经济进行过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出的增长只会导致产出减少，国内生产总值降低。
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就是政府支出存在挤出效应。虽然政府支出的确可以制造就业机会，刺激经济活动，然而支出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吸收了个人与企业用于投资的资金，减少了潜在的就业机会与社会财富。
更重要的是，政府投资事实上往往被用于非生产性项目，譬如充实国防等，而私人投资的用途是生产性的，所以，财政政策的执行实际上是用非生产性投资来代替生产性投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非生产性投资事实上也能增加就业，但其增加就业的“乘数效应”显然要远低于生产性投资。而生产性投资的减少也会让整个社会的生产量减少，从而部分地导致通货膨胀。
另外，正如供应学派认为的，导致滞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所形成的过高税率。供应学派认为，滞胀问题来自于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总供给的破坏。凯恩斯主义政策扩大了政府的开支，而为了弥补政府开支的增加，就必须提高征税的税率。过高的税率使人们缴税后的个人收入和所得大大降低，从而挫伤了人们劳动和投资的积极性。对劳动积极性的打击，首先体现在生产效率的减低，产出的减少，从而导致物价的上涨。而对资本家的投资积极性的打击，则表现为资本家不愿意投资，企业的雇工人数必然减少。资本家不投资，又会导致产能的减低，进而导致社会商品总供给的不足。物价上涨、就业率减低，两个破坏结果叠加，这就是滞涨。
膨胀的社会福利
供应学派的观点也得到了萨缪尔森的认同，他曾明确指出“滞涨”的根结在于政府转移支付的福利支出，如失业津贴、家庭津贴。
随着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政府实施的“伟大社会”建设中各项福利计划的扩大和实施，美国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急剧膨胀。据统计，1963年，这些开支为667.66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6%；1969年，上升到1，271.49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1%。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开支越来越不堪重负。庞大的福利计划导致财政预算游离于财政能力之外。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处于景气扩张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理应保持足够的财政盈余，以补偿下一个衰退阶段到来时出现的财政赤字，以便政府财政在周期内实现平衡。但由于福利支出过度，以及越南战争引发的军费开支激增等，原本应体现盈余的财政出现赤字，并且越滚越大。“增长性”财政政策无法实现周期内的“自我补偿”，变得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财政预算逐渐游离于自身的财政能力之外，而演变成为“充分就业预算”，以此来干脆避开财政自偿的问题。这种“充分就业预算”既不是量入为出，也不是量出为入，而是以保证经济能够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需要，来规定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数量及比例关系。即使是在财政赤字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只要现实的个人消费水平和私人投资水平还未达到充分就业条件下应有的国民收入，政府就仍需通过进一步增加开支和减少税收的办法来弥补这一差距。这样，最初的周期性的、自偿性的平衡财政政策转变为长期性的、非自偿性的赤字财政政策。
这时，要想解决财政赤字该怎么办呢？弗里德曼所告诉我们的是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政府只有采取增加货币发行的办法来加以弥补。
从政治上说，增税是一种不得人心的做法。我们许多人欢迎政府增加开支但很少有人欢迎增加税赋。政府向公众借款也是一种政治上不得人心的做法，它会引发人们对逐渐增加的政府债务的抵制，并使私人储蓄从投资转向为政府赤字提供资金。政府增加开支的唯一其他途径就是增发货币。美国政府可以做到这一点，它可以让美国财政部，即政府的这一部门，向政府的另一部门，即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出售公债。联邦储备体系要么用新印刷出来的联邦储备券来支付公债，要么在资金的账簿上为美国财政部记入一笔存款，以此支付公债……这笔钱就成为了商业银行的储备，并成为可以更大量地增加货币数量的基础。
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自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再加上居民收入的增加也扩大了消费需求，从而使通货膨胀加速。“这实际上是以通货膨胀的手段来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
正如我们所感受到的，这10年昭示给我们的是：当时世界的情况，是施行支配当代人物思想的理论——也就是凯恩斯的疯狂之念——的必然结果。当时所受的苦难，不是上帝造成的，而人类自己造成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受错误理论指导的政府所造成的。那么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