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3)

青年毛泽东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很崇拜。但在对孔子的态度上，他与陈独秀显然有所不同。孔子在他心中依然是圣人。如前所述，他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论述体育之重要及怎样开展体育运动。该文提倡的完全是新思想，可他在文中却大量引用《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中的典故、成语。他仍称孔子为“圣人”，赞扬孔子讲卫生重体育。在该文中毛泽东说，“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接着他又将孔子与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举，称“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这里明言孔子为“既得大本”的圣人。

1917年11月，毛泽东主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他主持的夜学开学仪式上，有一个程序就是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他在《夜学日志》中亲笔记道：在仪式上，师生员工“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

孔子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受时代思潮和传统思想的双重影响，认为改造中国“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是探讨宇宙大本大源的学问，要是人能得大本大源，就成了圣人，故他提出“普及哲学”的治国之道。他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普及哲学”可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可见，青年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及其实现的途径无不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

1916年12月9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

毛泽东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既吸取了西方现代的新思想，又改造继承了中国古代孔子的知（智）、仁、勇的思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一生。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也颇受孔子的影响。孔子主张“博学于文”，毛泽东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学者之所宜遵循”的。他反对拘于一家一派之言，主张“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循“博学于文”的学习之道，毛泽东博览群书，对各种学说“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

《论语·雍也》中记载了孔子赞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青年毛泽东对颜回也推崇备至，在著述中多次提及。受颜回的影响，毛泽东“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他曾设想，“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即北宋名臣范仲淹）之画粥”，办一所自修学校。在生活上，毛泽东主张节俭，反对奢侈，甚至不屑与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交往。

从毛泽东早期文稿看，在表面上，国学似乎占主导地位，因为文稿中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然而从思想实质来讲，占主导地位的是民主主义思想。青年毛泽东的装束是长衫布鞋，一身“国装”，而非时髦的西服革履，但支配他行动的却非国学，而是西学。孔门主张三纲五常，毛泽东主张个性解放，说：“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形成了“性不受束缚”的鲜明个性。孔子主张中庸，毛泽东主张抵抗、斗争，“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所以，孔子思想虽然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能很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

2.中期“一分为二”

毛泽东对孔夫子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他第一次北京之行后。

1918年8月，毛泽东因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而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一名助理员。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西方思潮在校园竞相传播。毛泽东在李大钊指导下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尽量了解各种学说。从长沙到北京，毛泽东又一次开拓了视野，他自己说“思想起来越激进”。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以“打倒孔家店”为主题之一的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全力参与并领导学生运动，再也无暇去读经、史、子、集。

1919年7月，毛泽东在由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四则揭露康有为等人“尊孔”丑行的短评，这是他早期文稿中最早的“批孔”文字，标志着在他思想中孔子的权威已开始动摇。

毛泽东在1919年7月21日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二十年来，湖南省虽然在政治上排满，但在思想上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孔子为中心”、“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而今则到了一改旧观的时候了。在论到学会章程中“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时，毛泽东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主办《湘江评论》时，毛泽东的笔下再很难见到赞赏孔子的话了，也很少见到引用孔子及儒家的语录。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已完全从青年毛泽东的视野中抹去了。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9月1日）中将“孔子问题”列为研究问题之一。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的“驱张（敬尧）代表团”第二次赴京。次年4月，毛泽东在离京去上海的途中，曾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虽然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后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到这次孔子故乡之行时说：

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信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显然，此时的毛泽东不是一般的参观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前来瞻仰的。

1920年是毛泽东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关键的一年。但此时他明确主张：西方文明必须与我国文明相结合。在一封信中毛泽东写道：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这些话表明他是以辩证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明的，预示着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主要任务。不言而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子之道持批判态度。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结合农民运动，批判忠孝主义，批判束缚农民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后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旧教条方面的巨大历史功绩。他激烈批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提倡尊孔读经的反动主张。

1940年，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作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范的报告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并指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

当然，成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对孔夫子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东西，他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说：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明确肯定孔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

1938年5月21日，针对一些同志不安心当教员这一点，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说：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此人似乎当了一世教员。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就是当教员当到死吧！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出几个黑格尔呢？又说：孔夫子是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个。

1938年7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讲话中说：

孔夫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的志向。但是为什么当时的孔夫子不作共产党呢？那是当时的老百姓不要他作共产党而要他作教书先生，而今天的老百姓则需要我们作共产党了。

毛泽东的这段话肯定孔夫子做教书先生是当时时代的需要，老百姓的需要。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任务。他在谈到研究历史时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提法，表达了毛泽东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一种肯定。

《孔子评传》一书的作者匡亚明回忆说：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做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

毛泽东又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

1943年6月28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一封信上批写道：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并且明确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毛泽东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李敏、李讷，“讷”、“敏”二字，其实来自于《论语·里仁》中记载的孔子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化孔夫子的名言而为爱女的名字，不也正是表明毛泽东对孔子的肯定和欣赏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同建国前大体相同。

1953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不过，第二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与此相反的话：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哲学谈话中说：孔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有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接着在谈到《诗经》时，他又称赞了孔子，说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

1956年6月，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直接引入《论语》中的原句而写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借以抒发时光在流逝，社会在进步，应奋发跃进的豪情壮志。当然，这也表明毛泽东对孔夫子其人其语的赏识之情。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青年人胜过老年人时，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名人，其中说到孔子。他说：

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也是短期的。也还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他学了很多本领，颜渊是孔子的弟子，算个二等圣人，他死时才三十二岁。

这番谈话对孔夫子的肯定之情溢于言表。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谈到“有实无名”问题时说：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博士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以后不太灵了。到了唐朝好一点，特别是宋朝朱熹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了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谈教育问题时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对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在谈话中，他还以赞赏的口气讲了孔子的经历，说明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他认为，孔子这个人爱说老实话，为此，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骂。当然在谈话中，他又一次指出孔子办教育不重视生产劳动的缺点，提出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补足。

总之，在入党之后和“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是以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孔子的，即对孔夫子一分为二，也就是毛泽东常主张的“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一方面批判孔子在政治上、思想上和道德论上的错误、过时的东西，反对尊孔读经；另一方面，则又肯定孔夫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吸收和改造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精华”，丰富和补充自己的思想。

3.晚期全盘否定

晚年毛泽东的“左”错误发展到了极端，导致他错误地发动了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

被毛泽东称为“政治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是这场“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子是中国传统旧思想、旧文化的主要代表者。所以“批孔”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主题，此期间毛泽东对孔夫子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1966年12月，毛泽东对一位外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针对西方资产阶级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发愁吧！要抓住阶级斗争和还未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在大学文科的影响，如哲学、历史、美术等方面存在着。他们灌输帝王将相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