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处世的智慧(1)

处世精明与否，与人们的态度和应对方式紧密相连。态度不同，处世的方式就不同，由此带来的结果也大相径庭。

《论语》这部书，教会我们很多处世的方法和技巧，值得好好借鉴。

中庸之道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原文】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第六》）

【今译】

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品德，是至高无上的。人们缺少这种品德已经很长时间了。”

【评注】

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兴于行，少有此德久矣。

处世时，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审慎而冷静地选择最好的解决方案；要在诸多对立统一的因素中，敏锐而智慧地寻找最佳的均衡状态。最好的解决方案、最佳的均衡状态就是中庸。

现在有不少人将“中庸之道”视为贬义词，并攻击它腐朽没落，说它是折中调和、庸庸碌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事实不是这样，这是对中庸的不了解，或者说是曲解。

所谓中就是本体，就是方法；所谓庸，就是实用，就是实行。孔子说的中庸，是用于中，行于中的大道。

中庸要求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分，要注意把握分寸。假如事事处处都趋于极端，态度绝对化，做事没商量，一味任性妄为，那无论对人对己都不利。从这一点上说，中庸是处世的明智抉择，对解决身边的各种矛盾冲突都大有好处。

曾国藩位高权重，趋炎附势的人很多。曾国藩对此一直淡然处之，既不因被人拍马而喜，也不因拍马过火而恼。他的一个手下对那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人非常反感，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于是就在一次批阅文件时，将其中一位拍马的官员狠狠讽刺一番。曾国藩看过后对手下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这些来生存的，你这样做无疑是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他们必然会想尽办法刁难你、报复你、置你于死地。

曾国藩的一番话让手下恍然大悟，进而冷汗淋漓！事物的作用力都是相互的，你若给予对方的作用力大，对方反馈给你的反作用力也大！这个道理处世时也适用。我们不去惹事，是非就会少很多。如果经常处在主动的状态去指责人，那么一定备受关注，并因此而成为众人指责的焦点。

但人在社会中，哪能不沾点是非呢？何况也确实有很多可耻的行为应该被鄙视！这就需要我们用中庸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了！面对是非，维持了自己的基本立场就可，无须强求对方完全屈服在你的立场下。

因为人的视角与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一旦成型又很难改变，因此，想要征服对方等于是要彻底动摇人的信念根基。我们没有必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多元社会中的一员。

中庸的处世方式最好的诠释便是因人施教，因人而异，对周围的人有个大概的印象与了解，及时调整与对方的关系，把握好自己对赞美与批评的心态，这才是应该具备的情商。曾国藩是深谙人情之道的，倘若拒绝被人拍马，则必成光杆司令，无人可用；倘若沉醉在拍马中，则会让那些颇有见地的人才流失。因此他采用了中庸的处理方式，一边听着满耳朵的谄媚之词，一边心怀城府头脑清醒地利用各种人才为自己效力。

《论语·先进第十一》有一段子贡和孔子的对话：子贡问：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师，即颛孙师，字子张；商，即卜商，字子夏。子张天资聪颖，但性格急躁，做事情往往超过恰到好处的标准；子夏天资较差，性格慢条斯理，做起事情来达不到恰到好处的标准。换句话说，子张的缺点是“过”，子夏的缺点是“不及”。对此，当子贡问这两个人谁更强一些的时候，孔子回答说“过犹不及”，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

历史上，在尧传位于舜，舜传位给禹的禅让时代，提出过要“允执其中”，即把握做事的“度”，不走极端。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提倡中庸，反对“过”和“不及”。

这里有一个极端负面的例子：

有位企业管理者建议员工读一读《拿破仑传记》中的一则小故事，故事的大意是：拿破仑小时候经常和同学打架，但总是输给对方。他下定决心，即使被打死也不认输，并采用非常规和自杀式的袭击与对手较量。结果，这种拼命精神使对方屈服了，这位企业管理者教导他的员工向拿破仑学习。

这是一种典型的极端，在拿破仑的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勇敢的英雄，而是一个自大、固执、不自量力的家伙．这样的事例不值得学习和效法。

崇尚适中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正确的思维活动，捕捉客观法则，避免极端、偏激、片面性、绝对化的毛病有借鉴作用，但这种借鉴所解决的还只是思维形式的问题，至于怎样算恰到好处，则需要我们随时随地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把握。不同的人，把握的结果可能是不同的。

以和为贵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原文】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第一》）

【今译】

有子说：“礼的作用，以和谐为珍贵。前代圣王的规矩，这样算美，不管大小事情都如此。也有行不通的时候，即如果为和谐而和谐，不用礼来规范衡量，那也是行不通的。”

【评注】

程子曰：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矣。

有子，即有若，鲁国人，比孔子小43岁（一说小33岁）。据传相貌酷似孔子，孔子去世后，可代孔子受弟子朝拜。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和为贵”这句话是孔子说的，其实是有子说的。有子这段话的重点是：和为贵，礼是为了和，和最重要，小事大事都要依照和的原则来办。

和的基本含义是和谐：宇宙运行的最高尺度是和谐，美学的最佳境界是和谐，人类社会的最佳状态也是和谐。和谐，意味着自然、完美、平衡和秩序。因而，对“和”的追求，既是一种得之于生活的感性经验，也是一种同信仰纠结在一起的对大干世界运动规律的理性升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在走向全球化的同时又面临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人与自然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紧张，促使人们对当下世界的现状进行反思。“和谐社会”

的理念便是这一反思的逻辑结果。今天，我们在创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认真梳理孔子思想的价值资源汲取精华，使“和谐”这一概念得以赋予新的内涵和特征。

人该不该“和”？答案是肯定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人类之和，是为人和。人和为世间之贵，人和才有家庭，人和才有民族，人和才有国家，人和才有社会。

真正的和谐是一种力量，我们如果拥有这种力量，就能获得孔子那样包容天地的胸怀。孔子始终怀着和善、友爱之心处世，他始终用君子人格约束自己。他为此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第十三》）

“和”与“同”这两个字，看似很相近，意义正相反，它们是互为对待的一组范畴。和是协调众人，把形形色色的人等捏成一个整体；而同是在各色人等之中认定意气相同的，这就是所谓知音，其表现是用单一代替统一。要协调众人，首先要自己超出众人，要具备服众之德。就是说，只有德操修养达到一定境界的人，才能在不盲从、不阿附中与别人达到一致。这个一致要以“义”为标准，义者宜也，宜者合乎情也，以义为标准的一致是在合乎情理中与人和谐相处，因此和谐一致是为合情合理所决定的。为合情合理所决定的和谐一致，就是和而不同。

李开复博士讲过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追随导师罗杰·瑞迪研究计算机语音识别系统。当李开复投入瑞迪门下时，瑞迪刚刚启动一个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他告诉李开复，说自己准备组建一个15人的团队，用专家系统来解决不特定语音识别的难题。

可是，当李开复学习并实践了不少方法以后，大胆地告诉瑞迪，他对专家系统失去了信心，统计方法可以解决问题。

李开复所提出的方法并不被当时的大多数研究者看好，和瑞迪选择的方法也大相径庭。瑞迪听了他的意见以后，并不相信统计方法可以解决类似的难题，但他仍然被李开复的胆识和激情所感染。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支持你用统计方法研究下去。

看得出，你很有激情，所以我可以全力支持你。不过，我提醒你，过去有人曾用统计方法做过类似的工作，都没有成功。”

李开复说：“那是因为他们的语料数据不足。如果有足够的语料，我觉得我可以取得突破。”在他的艰苦努力下，语音识别的研究在1987年12月出现了曙光，他把语音系统的识别率从原来的40%提高到80%，最后又提高到96%。法国作家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李开复的导师罗杰·瑞迪说：“我不同意你，但我支持你”是对“和”的最好注脚。

和，是全局的要求；和为贵，是和的大局高于一切。生活中有许多这样或那样的磕磕碰碰的事情，这就需要一和了之。“和”何以为贵，就是社会学中所说的“异质整合”。包罗万象的自然万物，能和谐有序地排列在一起，为人类所利用，都离不开异质整合之功。处世以和为贵，能息事宁人，或化干戈为玉帛，其妙也在于此。

忍气、忍辱

小不忍则乱火谋

【原文】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今译】

孔子说：“花言巧语，扰乱道德。小事情不忍耐，便破坏大计划。”

【评注】

朱子曰：巧言变乱是非，听之使人丧其所守。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中华民族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这其中就包含着孔子说的“忍”。

心字头上一把“刀”，就是忍。

忍是适应自然选择和社会竞争的处世方式。无论是民族还是个人，生存的时间越长，忍耐的功夫就越深。这是中国人整体社会人格成熟的体现。就个人来说，要成功须先过一道“忍”字关。忍什么？一是忍气，二是忍辱。气是气愤，辱是屈辱。气愤来源于生活中的不公，屈辱产生于尊严上的贬损。处世要习惯忍气吞声，做人应学会忍辱负重。

有坚韧忍耐功夫的人，常被视为胜人一筹。

“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成了一句通行的俗语。它最直白的解释就是不要为小事生气。就像人们常说的，忍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不为小事生气，说时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世上许多的无谓争端都源于芥末小事，一时不忍，生成大祸，不仅伤人，而且害己。在孔子眼里，忍耐是一种道德，是一种成熟的涵养，更是一种深谋远虑，忍小事成大谋。所以他又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颜渊第十二》）如果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在一时生气与愤怒的心情下所产生的对于自身以及对于自身所亲爱的人一切对象的怨恨情绪本身就是一种迷惑，这不就是辨别了迷惑吗？忿，表示生气、愤怒，是背离正常心态，是一种使宁静和谐的心灵所必须的心灵的统一被四分五裂的心态。

俗话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种匹夫之勇，坏就坏在不能忍。《水浒传》中的黑旋风李逵，闯了很多祸，主要是他性情暴躁，头脑简单，小事不能忍。他在浔阳江被浪里白条张顺灌了一肚子的水，就因为他一味地使气逞凶。相反，大丈夫、大英雄能忍常人所不能忍。

苏轼在《留侯论》里说：“观夫高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留侯，即张良，字子房，汉朝开国功臣，封于留（今江苏徐州），称留侯。《留侯论》是苏东坡写的关于张良的一篇评论。

苏东坡认为张良之所以能为刘邦出谋划策，成为其主要谋士，立下大功，就是因为他能“忍小忿就大谋”。

人应该为自己的快乐而活着，不应替别人的无礼而生气。每个人都不喜欢自己被别人左右，而动辄生气发怒，恰恰是不自觉地受人左右，不仅左右面部表情，而且左右心理情绪，这样的人最易被人玩弄于掌股之间。

忍耐不是懦弱，而是对对方的蔑视和冷嘲。

唐代僧人寒山对拾得和尚说：“今有人侮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诡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这种大智大勇的处世艺术用老子的话来说，叫做“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

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都难免经受一段忍辱负重的曲折历程。所以，忍辱几乎是有所作为的必然代价，而能不能忍受种种屈辱，大概就是伟人与凡夫之间的最大区别。

屈辱能令人发愤，催人奋进，人有这种难得的向上动力，真是一件幸事。正如汉代史家司马迁所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要说忍辱负重、发愤图业，古今第一人当推司马迁自己。司马迁身为“刑余之人”，辱诟之大，无所比数。像他这样才高识广、多情善感的人，仅以一句话猝然遭受官刑这样屈辱而又沉重的打击，内心的巨大创伤使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位。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这样的苦痛之下，司马迁之“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司马迁四十二岁开始《史记》写作，五年后不幸遭祸，故称“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最后又经过五年努力，终于完成了万古流传的伟大著作——《史记》。

一个人有了这样忍辱负重的精神，才会有如此惊天动地的建树。

语言在精不在多

辞达而已矣

【原文】

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今译】

孔子说：“言语只要能表达意思就称得上完美了。”

【评注】

朱子曰：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

英国人波普说：“话犹如树叶，在树叶太茂盛的地方，很难见到智慧的果实。”清代画家郑板桥有句诗说：“削繁去冗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当今语言大师们认为：“言不在多，达意则灵。”都与孔子说的“辞达而已”的意思差不多。

简洁的语言一般都通俗明快，如果追求辞藻的华丽、句式的工整，则必然显得拖沓冗长。1936年10月19日，邹韬奋先生在公祭鲁迅先生大会上，只作了一句话的演讲：“今天天色不早，就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称得上简洁之中见通俗，通俗之中显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