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通中国人性的36个管理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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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管理细节之五

高标做事,低调管人

管理背景之五:喜谦卑

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的等级专制让人们对尊严非常的敏感,对自己的尊严有一种不容侵犯的感觉。所以中国人为了维持良好的关系,以表达对别人的尊敬,喜欢谦卑地对待别人,并且也希望别人能够谦卑地对待自己。

吴若权在《发现谦卑的力量》一书中,对于“谦卑”是这样诠释的:“谦,是态度上的敬让而不自大。卑,更是一种心情上的礼貌与客气。两者相辅相成,心甘情愿地付诸行动,才不会失之肤浅、虚伪。”

中国人勤奋务实、含蓄内敛,视谦逊为做人之本,喜欢谦卑地对待别人,并且也希望别人能够谦卑地对待自己。

对于领导者,先圣们都谆谆善诱,要谦和地对待下属,才能够得到下属真心的拥戴,并且心甘情愿地为你做事;要放弃高高在上,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要“不为天下先”,要学会“让”。

《道德经》第67章讲到:“我有三宝,持而守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故能器长。”这个“慈”,就是仁慈;“俭”,就是节俭;“不敢为天下先”,就是一种谦退、低调的处世态度。后汉班固评论道家时说它“合于尧之克攘(让),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汉书·艺文志》)。在老子那里,“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道德经·第2章》)

孔子也是低调为人,低调行事的典范。其学生子贡评价他说:“夫子温、良、管理细节之五管人用人。

高标做事,低调管人智慧方法

恭、俭、让以得之。”面慈貌和,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心地纯善,只有利他之心,而无自私之念,即之为良;出门如见大宾,平等恭敬每一个人,即之为恭;心安于道,自奉俭约,视名利如浮云,即之为俭;自卑而尊人,即之为让。

而不自大、不自见、不自足、不自伐、不自矜,自卑而尊人,正是低调管人的核心内容。

相应管理对策:沉静领导

怎么样才能让下属心甘情愿地为你做事?答案是让他喜欢你。

怎么才能使他喜欢你?这需要你在他面前,能让他感到很舒服、很自在、很优越、很有成就、很有自信……周星驰深深地了解这一点,所以他成功了!

一般人是如何获得自信的?是通过比较:你比较好,所以我就没有自信;我比较好,就变成你没有自信。而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认同、得到自信。所以,周星驰演的角色,10部片子有9部都是演一个常被嘲笑常被欺辱的人,演一个最被人看不起的人,一个能让所有观众都觉得,“我一定会赢过你”的人,结果影片最后,周星驰一定会一反弱态,战胜强敌,扬眉吐气…这就叫“Tee-up法则”-Tee是打高尔夫球用的小支球托,up就是把它垫高起来的意思。所有人打高尔夫球,在开杆的时候,他都必须插下那个Tee,才有办法把球打飞起来。

这就是Tee的作用——把自己放低了(像没有价值),再把对方垫高了(对方显得高大而有价值),结果自己就成了对方离不开的,最有价值的“Tee”。

周星驰电影的票房之所以会高,不是因为周星驰善于演喜剧片,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心理学专家”,他懂得真正的成功道理:把别人垫高了,把自己放低,让别人有了“安全感”;让别人有了“快乐”;让别人有了“自信”;让别人有了“希望”,别人才会喜欢自己,让他顺顺利利地成功。

一陈安之《看电影学成功》

战国时期鲁国的尸佼曾经说过:“待士不敬,举士不信,则善士不往焉。”在中国古代,有为了人才而吐哺的周公。在强调皇权至贵的封建时代,贵为一国之主、说一不二的九五之尊都曾经为了网罗人才而多次下跪——秦昭王诚心求贤,居然以帝王之尊,屈膝五跪,以求范雎进言。

有的企业管理者经常得意地说:“我的员工被我管得服服帖帖的,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其实这样的管理者是不称职的领导。现代管理讲求的是人性化管理,作为领导,用强制手段让员工听话的企业是不会长久的,其实这是一种管理上的缺陷,更不能就此作为炫耀的资本。管理者要明确自己手中权力的用法,不要被权力的“魔仗”冲昏了头脑,让它变成统治员工的工具,而应该是利用权力来制定企业的发展目标,统筹安排下属的工作范围和工作量。

在AMD中国200多平方米的公司内,总经理潘晓明的办公室和其他员工之间几乎是全开放的。他说:“我希望这样做能够从距离到心理都能拉进我们的关系。”对于很多公司都头疼的知识员工绩效考核的问题,他不硬性规定每个人或每个项目组什么时候应该完成多少工作量,而是每个星期在公司的墙上将每个人或项目组的工作进度贴出来。“知识员工的自尊心很强,他们如果看到自己落后了,你不用再采取什么其他措施,他们自己就会努力赶上了。”他说。而且,公司的技术研发部门实行弹性工作制,因为知识型员工更多地从事思维性工作,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对他们没有多大的意义,他们也更喜欢独自工作的自由和刺激以及更具张力的工作安排。每天不管是上午8点来,9点来,或是10点钟才到公司,员工只需要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他的主管,他已经来了,下班的时候再发一封邮件,说明工作的进度就可以了。

IBM公司有许多方法让员工知道,每一个人都可使公司变成不同的样子,在纽约州阿蒙克的IBM公司里,每间办公室,每张桌子上都没有任何头衔字样,洗手间也没有写着什么长官使用,停车场也没有为长官预留位置,没有主管专用餐厅,总而言之,那是一个非常民主的环境,每个人都同样受人尊敬。

道家以“柔弱谦下”作为处世之道,要求“为而不争”,不与人争有、争多,而是先帮助别人、给予别人,其结果却是“既以为人,己俞有,既以予人矣,己俞多。”诸如此类观念构成了道家在伦理上“趋下”的伦理价值观,而事实上“趋下”的伦理价值观更容易获得稳定和谐与成功。

你可以管理一个员工是否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生产任务,但是,你却无法管理一个员工对待顾客的热情、态度、微笑。总而言之,知识型工作者具有流动性,他们可以抬腿就走,因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即他们掌握的知识。

锦囊妙计

沉静领导,是指一种身体力行的、富有参与性的、温暖、专注而又注重权变的管理方式。它勇于直面现实,但决不鲁莽冒进;它克制隐忍,但坚持原则;它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由,它是人本的、内省的、和谐的。

经典管理实例

张廷玉谦卑做人低调处世

在某种意义上说,“低调管人”就是要求领导者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太高明。倘若自认为处处胜人一筹,高人一等,那么必然会在欲望上表现得多贪多占,并视之为理所当然。这在旁人看来却是狂傲之举。所以,领导者在任何情势下,都应该放下自己的架子,严格要求自己;对事时高标准要求,充分表现自己的专业精神,对人则需低调处理,表现自己的谦逊之态,这才是领导者最智慧的平衡艺术。

清代名臣张英、张廷玉父子就极擅此道。

康熙时的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在京做官,邻居吴氏欲侵占他家的宅边地,家人驰书北京,原想压一压吴氏气焰。谁知张英却回诗一首日:“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很明白:退让。家人得诗,主动退让三尺。吴氏闻之,受到震动也后退三尺。这就是安徽桐城有名的“六尺巷”的由来。

张英之子张廷玉也秉承其父的谦谦君子之风。

张廷玉是康熙时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6雍正设军机处,其规章制度均由他拟定。雍正时,张廷玉之长子张若霭在经过乡试、会试之后,于雍正十一年三月参加殿试。诸大臣阅卷后,将密封的试卷进呈雍正帝亲览定夺。雍正帝在阅至第五本时,被策中“善则相劝,过则相规,无诈无虞,必诚必信,则同官一体也,内外亦一体也”数语吸引,认为此论“颇得古大臣之风”,故将此本定为一甲三名,即探花。后拆开卷子,得知此卷正是张若霭所作。雍正帝很高兴,说:“大臣子弟能知忠君爱国之心,异日必能为国家抒诚宣力。”认为此事“非独家瑞,亦国之庆也”。为了让张廷玉尽快得到这个喜讯,雍正帝立即派人告知张廷玉。

金榜题名可谓是读书人最大的奋斗目标,按常理,儿子高中一甲,父亲定是欣喜无比,大肆庆祝。但张廷玉却并没有这样做。他非但没有将此喜讯通知家人,反而面见雍正帝,跪求换人,认为自己身为朝廷重臣,儿子又中一甲,实有不妥。

雍正帝不允,说:“朕选才公允,此前并不知是大臣之子。”张廷玉听罢,依旧恳辞,说:“普天之下,人才众多,三年一次殿试,都望登鼎甲之榜。臣已居高位,今若子又登一甲三名,挤天下寒士进阶之位,心实不安。”

在清朝的科举制度中,一甲仅限三名,二甲、三甲则各取若干。一甲的第一名叫状元,一甲的第二名叫榜眼,一甲的第三名叫探花;而“三甲”,实际上是殿试的末等。待遇与一、二甲是完全不同的。

雍正帝深受感动,“不得不勉从其请”,将其子降为三甲第一名。

带言道“伴君如伴虎”,无论多么英明的皇帝终免不了以个人喜怒为核心,而清朝又加上了满汉隔阂,皇帝提防汉人作乱,大兴文字狱,稍有不慎,就会招祸。

但张家却几代高官,特别是张廷玉,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能够在官场上挥洒自如,50年官场不倒,恐怕不无秘笈。而这秘笈一是严谨慎勉,二是做事高标准,欲望低要求,万事谦让,不与人争之故。

高招解析

“沉静领导”就是要求领导者能够认清自己,能够甘于平凡,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太高明。只有高标准管事,低欲望生活的领导者才能真正达到不凡的领导境界。

名人谈中国人性格:文崇一谈谦让[文崇一:1925年生,中国台湾人,著名社会学家。]

一般而论,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泛道德主义的社会:政治上赞扬德治,社会上赞扬德行,经济上要求别义利,个人从小就被灌输忠孝一类的伦理思想,等等。这些观念的主要来源是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孝经》《礼记》,及若干依据儒家思想而产生的“家训”之类的作品,如《颜氏家训》(北齐)、《放翁家训》(宋)、《郑氏规范》(元)、《庞氏家训》(明)、《孝友堂家规》(清)。

传统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规范,除极少数外,论语差不多均提到了。但讨论最多,解释也最多的是“仁”。有人说,“仁”是孔子的一大发明,不无理由。也因此,当儒家伦理思想成为中国的传统以后,如何实践“仁”就成了一个争论的问题。

孔子对于仁的处理,实际不是从定义着手,而是从行动的实践来表现它的内涵。

许多次他的弟子“问仁”,他都不是回答什么叫做仁,而是告诉他们怎么做就是仁。也可以这样说,孔子似乎在尽量避免用抽象的字眼去说明仁,而着重于用行动来表达个人实践“仁”的诚意。这种“仁”实际就是建立于永久价值上对人的态度。归纳起来说,可得以下几种解释:

(1)节制自己,遵从社会规范。如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忠孝、诚信等。

(2)处处替别人着想。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

(3)用谦和的态度去建立人际关系。如爱人、恭敬、宽大、诚实、施惠、刚毅等。

(4)要勇于实践。为“仁”由己不由人。如伯夷、叔齐、管仲、微子、箕子、比干。

归纳上述几种道德价值,我们可以这样说,孔子的价值焦点是仁,孟子是善(以仁义为本),孝经是孝,礼记是礼与诚。事实上,它们的来源都是孔子的“仁”,只是各人所强调的重点稍有差异。这些价值本质上是互相连贯,不是孤立存在的。

我们还要提出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忠”。论语有四个地方谈到忠,最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答定公的话,“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颇有点像后世忠君爱国之忠,但细察起来,这个“忠”仍然是“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以及“孝慈则忠”(为政)一类的“忠”,即忠于事而非人。

这种忠的意义也为《孟子·礼记》所承续。如“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上》),“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离娄下),“忠信,礼之本也”(《礼记礼器》),“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礼记祭统》),没有任何新义。但孝经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它说,“故以孝事君则忠”(士章)。这就是后来所谓“移孝作忠”的忠君思想的最早根据。上面几种主要道德价值很明显地可以说明:他们都喜欢用二分法来解决问题,这样,所遇到的困难固然比较少,然而问题本身却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并且往往产生新的问题。

这些价值取向,就它积极的一面来说,它只是鼓励人去建立一种和谐的、谦让的和诚实的人际关系,并不教人去突破旧有藩篱,而创造合理的新规范。所以经常在重要关头把人往老路上拉,如见利必须思义、勇者不必有仁、无恻隐之心就不是人,等等。都使一些对社会有远见的人裹足不前,只得在旧有的规范中因循下去。这也使个人的性格受到更大的压力,因为忠或不忠,孝或不孝把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划分得非常明显,似乎是非此即彼,毫无其他选择的办法。于是,个人只得对既存的社会规范屈服,也就是表现更大的谨慎与顺从。

——摘自《中国民族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