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上篇：白话文学史(2)

第三，我这部文学史里，每讨论一人或一派的文学，一定要举出这人或这派的作品作为例子。故这部书不但是文学史，还可算是一部中国文学名著选本。文学史的著作者决不可假定读者的头案上总堆着无数名家的专集或总集。这个毛病是很普遍的。西洋的文学史家也往往不肯多举例；单说某人的某一篇诗是如何如何；所以这种文学史上只看见许多人名、诗题、书名，正同旧式朝代史上堆着无数人名年号一样。这种抽象的文学史是没有趣味的，也没有多大实用的。

第四，我很抱歉，此书不曾从《三百篇》做起。这是因为我去年从外国回来，手头没有书籍，不敢做这一段很难做的研究。但我希望将来能补作一篇古代文学史，即作为这书的“前编”。我的朋友陆侃如先生和冯沅君女士不久要出版一部《古代文学史》。他们的见地与功力都是很适宜于做这种工作的，我盼望他们的书能早日出来，好补我的书的缺陷。

此外，这部书里有许多见解是我个人的见地，虽然是辛苦得来的居多，却也难保没有错误。例如我说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又如说建安文学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又如说故事诗起来的时代，又如说佛教文学发生影响之晚与“唱导”、“梵呗”的方法的重要，又如说白话诗的四种来源，又如王梵志与寒山的考证，李、杜的优劣论，天宝大乱后的文学的特别色彩说，卢仝、张籍的特别注重……这些见解，我很盼望读者特别注意，并且很诚恳的盼望他们批评指教。

在客中写二十万字的书，随写随付排印，那是很苦的事。往往一章书刚排好时，我又发现新证据或新材料了，有些地方，我已在每章之后，加个后记，如第六章，第九章，第十一章，都有后记一节。有时候，发现太迟了，书已印好，只有在正误表里加上改正。如第十一章里，我曾说“后唐无保大年号，五代时也没有一个年号有十一年之长的；保大乃辽时年号，当宋宣和三年至六年”。当时我检查陈垣先生的《中西回史日历》，只见一个保大年号。后来我在庐山，偶然翻到《庐山志》里的彭滨《舍利塔记》，忽见有南唐保大的年号，便记下来；回上海后，我又检查别的书，始知南唐李氏果有保大年号。这一段只好列在正误表里，等到再版时再挖改了。

我开始改作此书时，北京的藏书都不曾搬来，全靠朋友借书给我参考。张菊生先生（元济）借书最多；他家中没有的，便往东方图书馆转借来给我用。这是我最感激的。余上沅先生，程万孚先生，还有新月书店的几位朋友，都帮我校对这部书，都是应该道谢的。疑古玄同先生给此书题字，我也要谢谢他。

1928. 6. 5

§§§引子

我为什么要讲白话文学史呢？

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国语文学若没有这一千几百年的历史，若不是历史进化的结果，这几年来的运动决不会有那样的容易，决不能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变成一种全国的运动，决不能在三五年内引起那么多的人的响应与赞助。现在有些人不明白这个历史的背景，以为文学的运动是这几年来某人某人提倡的功效，这是大错的。我们要知道，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做书了；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讲学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作小说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话的戏曲了；《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红楼梦》，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作品。我们要知道，这几百年来，中国社会里销行最广，势力最大的书籍，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程、朱语录，也不是韩、柳文章，乃是那些“言之不文，行之最远”的白话小说！这就是国语文学的历史的背景。这个背景早已造成了，《水浒》、《红楼梦》……已经在社会上养成了白话文学的信用了，时机已成熟了，故国语文学的运动者能于短时期中坐收很大的功效。我们今日收的功效，其实大部分全靠那无数白话文人、白话诗人替我们种下了种子，造成了空气。我们现在研究这一二千年的白话文学史，正是要我们明白这个历史进化的趋势。我们懂得了这段历史，便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参加的运动已经有了无数的前辈，无数的先锋了；便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要继续做无数开路先锋没有做完的事业，要替他们修残补阙，要替他们发挥光大。

第二，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老实说罢，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前天有个学生来问我道：“西洋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总代表那一个时代的精神。何以我们中国的文学不能代表时代呢？何以姚鼐的文章和韩愈的文章没有什么时代的差别呢？”我回答道：“你自己错读了文学史，所以你觉得中国文学不代表时代了。其实你看的‘文学史’，只是‘古文传统史’。在那‘古文传统史’上，做文的只会模仿韩、柳、欧、苏，做诗的只会模仿李、杜、苏、黄：一代模仿一代，人人只想做‘肖子肖孙’，自然不能代表时代的变迁了。你要想寻那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千万不要去寻那‘肖子’的文学家，你应该去寻那‘不肖子’的文学！你要晓得，当吴汝纶、马其昶、林纾正在努力做方苞、姚鼐的‘肖子’的时候，有个李伯元也正在做《官场现形记》，有个刘鹗也正在做《老残游记》，有个吴趼人也正在做《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你要寻清末的时代文学的代表，还是寻吴汝纶呢？还是寻吴趼人呢？你要晓得，当方苞、姚鼐正在努力做韩愈、欧阳修的‘肖子’的时候，有个吴敬梓也正在做《儒林外史》，有个曹雪芹也正在做《红楼梦》。那个雍正、乾隆时代的代表文学，究竟是《望溪文集》与《惜抱轩文集》呢，还是《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呢？再回头一两百年，当明朝李梦阳、何景明极力模仿秦、汉，唐顺之、归有光极力恢复唐、宋的时候，《水浒传》也出来了，《金瓶梅》也出来了。你想，还是拿那假古董的古文来代表时代呢？还是拿《水浒传》与《金瓶梅》来代表时代呢？这样倒数上去，明朝的传奇，元朝的杂剧与小曲，宋朝的词，都是如此。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我们现在讲白话文学史，正是要讲明这一大串不肯替古人做“肖子”的文学家的文学，正是要讲明中国文学史上这一大段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古文传统史”乃是模仿的文学史，乃是死文学的历史；我们讲的白话文学史乃是创造的文学史，乃是活文学的历史。因此，我说：国语文学的进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是最重要的中心部分。换句话说，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

有人说：“照你那样说，白话文学既是历史进化的自然趋势，那么，白话文学迟早总会成立的——也可以说白话文学当《水浒》、《红楼梦》风行的时候，早已成立了——又何必要我们来做国语文学的运动呢？何不听其自然呢？岂不更省事吗？”

这又错了。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演进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很不经济的，难保不退化的。有时候，自然的演进到了一个时期，有少数人出来，认清了这个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一种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进，使这个自然进化的趋势赶快实现；时间可以缩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为时间忽然缩短了，因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很像一个革命。其实革命不过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白话文学的历史也是如此。那自然演进的趋势是很明了的；有眼珠的都应该看的出。但是这一千多年以来，“元曲”出来了，又渐渐的退回去，变成贵族的昆曲；《水浒传》与《西游记》出来了，人们仍旧作他们的骈文古文；《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出来了，人们仍旧作他们的骈文古文；甚至于《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出来了，人们还仍旧作他们的骈文古文！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史，只有自然的演进，没有有意的革命；没有人明明白白的喊道：“你瞧！这是活文学，那是死文学；这是真文学，那是假文学！”因为没有这种有意的鼓吹。故有眼珠的和没眼珠的一样，都看不出那自然进化的方向。这几年来的“文学革命”，所以当得起“革命”二字，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是一种人力的促进。《新青年》的贡献只在他在那缓步徐行的文学演进的历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这一鞭就把人们的眼珠子打出火来了。从前他们可以不睬《水浒传》，可以不睬《红楼梦》；现在他们可不能不睬《新青年》了。这一睬可不得了了。因为那一千多年的哑子，从此以后，便都大吹大擂的作有意的鼓吹了。因为是有意的人力促进，故白话文学的运动能在这十年之中收获一千多年收不到的成绩。假使十年前我们不加上这一鞭，迟早总有人出来加上这一鞭的；也许十年之后，也许五十年之后，这个革命总免不掉的。但是这十年或五十年的宝贵光阴岂不要白白的糟塌了吗？

故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种下了近年文学革命的种子；近年的文学革命不过是给一段长历史作一个小结束；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永永脱离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的创作的新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