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立志与学问
预防精神衰老的方法
曾以教授身份由美来日的梅比博士在期满归国之前，跟我进行了一席很坦诚的对话，其中有些评语如下。他说：“因为我是首次来日本，所以凡事都感到新奇。最令我感到钦佩的是，贵国上上下下都非常勤奋，怠惰者非常少，好像人人都怀着希望，愉快地工作着。所谓怀着希望，就是充满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种敢做敢当的气魄与心胸。”国民都有一种奋发图强的气质，这是日本好的一面。
可是我不想只说好的，而不批评坏的一面，所以我想不客气地跟你说说我的看法。也许是因为我所接触的都是官方、公司以及学校，所以这些机关才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也未可知。我觉得他们都有一种过于重视形式的弊端，把形式看得比事实还重要。可能因为美国是最不讲究形式的国家，所以这方面在我看来，就显得特别突出。难道你们自己对这种过于重视形式的弊病没有一点自觉吗？如果这是全体国民性的话，那就必须特别加以注意了。
此外，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应全体流传着同样的主张。有人说左，也要有人说右；有进步党，也要有保守党。即使是一个政党，有时也会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这如果在欧洲或美国，意见不同之争论是相当自然且高尚的。但在日本则不然，争论既不自然，也不高尚。讲难听些，就是顽固且粗鄙。在日本经常可以见到因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恶言相向，闹得不可开交的现象。说不定是我观察的时机不对，在政界这种现象就更随处可见了。
对此，梅比解释说：“日本的封建制度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连小小的藩与藩之间也彼此对立。右国强大了，左国就想打倒它；左国繁荣了，右国则加以攻击。”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习惯性。
他虽然言尽于此，但他指的是元龟、天正以后的情况，那时天下已演变成诸侯三百的局面，拥兵自重，各据一方，这种积弊就深深遗留了下来。这种弊端日益积累，虽然日本国民并非缺乏温和的品性，终演变成党派间越演越烈的倾轧。
我也认为封建制度的确有此余弊。就近的例子而论，水户等地虽然是大人物辈出之藩，但却因此产生倾轧而陷于衰微。如果没有藤田东湖、户田银次郎或会泽恒藏等人，也没有藩主烈公这般伟人，或许就不会有纷争而终至衰微吧。对梅比博士的话，我很注意地加以倾听。
接着，又谈及我国国民的感情强烈问题。他对此也不太赞赏，他说，日本人对很细微的事，也容易突然激动起来，但也会很快忘掉。也就是说，日本人感情激烈又健忘，这与自夸为一等国或大国民的性格，是很不相称的。希望日本人加强修养，以期有忍耐之心。
梅比进一步对日本国体发表看法，他说日本人那种忠君爱国的深厚精神，是美国人等无法梦想得到的，令他艳羡又敬佩。这在其他国家是很难看到的。虽然梅比在来日之前曾有所闻，但实地观察之后，更使他钦佩之至。话虽如此，他认为还要不客气地说一句，日本如永远持续这种国体，将来势必要尽量避免君权干预民政才好。
对梅比的说法，我不愿直评，至于那些抽象的评语，也不应一概驳斥。我向他表达了承蒙坦诚赐教的敬意。此外还谈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最后，他对滞日半年所受的礼遇表示感谢，所以率直地述说了半年间的所思所想。尤其是学校的学生与其他人对他亲切有加，令他欣喜不已。
美国的一名学者在观察日本后所说的一番话，尽管不会使我国大获其益，但外国人那些公正的批评还是可以引以为鉴的，我们应密切加以注意，务求发展我们大国民的襟怀，并根据他的批评一步一步去反省，最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民。相反的，如批评加在自身却不自觉，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批评而不知道反省改进，人家自然就不再愿意与我们交往了。
所以不可看轻一个人的评语，就如司马温公的警言说：“君子之道自不妄言始。”无意识地口出妄言，也就不会受人尊敬，被人视为君子了。正如一次的行为会决定一生的声誉，一个外国人的感想也涉及到一国的形象与名誉。梅比氏带着如此的感想回国，虽不是什么大事，但我们还是不应把它当做小事比较好！
由于平素大家吃苦耐劳，精益求精，才创造了日本今天这样昌隆的国运。如欲更上一层楼，我还想说一句。近来，大家张口青年、闭口青年，谈论青年的非常多。青年很重要，不能不加以注意，这个我同意。但从我的立场来说，青年固然重要，但老年这个群体也不能漠视。过于重视青年人而忽略老年人是错误的观念。
我曾在某次会上说过，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文明的老人。但我究竟是文明的老人，还是野蛮的老人，关于世人对我的评价如何，我自己是不得而知的。很可能我自认为是个文明的老人，但从诸位看来，也许我是一位野蛮的老人也说不定。
仔细考察一下，我发现与我的青年时期相比，现在的青年人开始工作的年龄晚多了，就如同早晨日出时间较迟而又提早日落，其活动的时间大大地减少了。试想，如果一个学生，三十岁之前一直在求学，那他至少应工作到七十岁左右。如果这个人到五十岁或五十五岁就先衰老了，那他就仅有二十年或二十五年的时间可以工作。
当然非凡的人也许在十年的时间内能完成百年的工作，但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这种特殊的能力，更何况社会事务也变得愈来愈复杂。由于各种学问与技术渐渐在进步，说不定靠博士们的新发明，即使上了年纪也不致衰弱，或在年轻时，就能拥有充足的知识。正如从马车到汽车，从汽车到飞机，人类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如果初生的孩子就能立即成为有用之人，而后终其一生都能为社会服务，那就再好不过了。希望田中馆老师等人能够作出这样的新发明。不过在这样的发明出来之前，我想老年人只有祈求老而弥坚，以便能努力工作。
身为一个文明的老人，虽然身体会衰弱，但精神绝不能衰老。要使精神不衰老，除了依靠学问，别无他法。只要经常不断地探讨学问，不落于时代之后，其精神当永无老化之理。因此，我对只作为一个肉体而存在的人是十分厌恶的。我们在肉体有生之日，应该保持精神同在。
人必须要有坚定的信仰
即使到了德川时代的末期，日本社会在沿袭传统之下，对一般工商业阶层的教育与对武士阶层的教育依然是完全不同的。武士所学的主要以修身齐家为本，他们不仅要学习如何修身，还要学习如何治理他人，也就是以经世济民为宗旨。而对农工阶层的教育，则并不在于教他们如何治国治民，只是一些浅层的教育。
由于当时能够接受武士教育的人很少，所以所谓教育都是寺子屋的，由寺庙的住持或富豪的老人来办教育。当时农工商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国内，与海外毫无关系，所以农工商者只需初步的教育就足够了。加上主要的商品均由幕府及地方诸侯统筹运送贩卖，真正与农工商者有关系的部分非常少。当时所谓的平民，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
更糟的是，武士还享有可以随意对平民殴打、斩杀等自由，可以我行我素。这种情形，直到嘉永安政时代，才逐渐改变。接受经世济民学问的武士，倡导起尊王攘夷理论，终于完成了明治维新的大改革。
我在明治维新之后不久，就当上了大藏省官员。当时的日本，在物质科学方面的教育几乎是零。武士教育中，虽然有种种的高尚精神，但农工商方面的学问却是一片空白。不但如此，普通教育也只是低层次的，大部分是政治性教育。尽管海外交流已经开始，却无任何涉外知识可言。尽管十分想要国家富强，但对如何使国家富强却一无所知。
一桥的高等商业学校，虽然在明治七年就设立了，却被迫关闭了几次。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商人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知识。我曾费尽心力大声疾呼，为了与海外交流，无论如何要具备科学的知识。值得庆幸的是，机遇渐渐来临。至明治十七、十八年（1884、1885年）之际，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很快就涌现出一批才学兼备的人。
自此之后以至于今，仅短短三四十年时间，日本的物质文明已经丝毫不逊色于外国了。但这中间，又产生出了很大的弊害。德川幕府的独裁专制政治虽然使日本社会出现了三百年的太平盛世，但却使政治变为军阀政治，也就是造成这个弊害的原因。
不过，在那个时代受教育的武士当中，尚不乏品行高尚、目光远大的人。但时至今日，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了。经济进步了，财富累积了，但可悲的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以及仁义道德观念在今日社会，可以说已经荡然无存。也就是说，精神教育完全衰微了。
我从明治六年（1873年）左右开始，全力以赴地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时至今日，全国已到处可以看到有实力的民间企业家，国家的财富也大大增加了，但想不到人格修养反比维新之前退步了。不，不只是倒退而已，我甚至担心日本人的道德是否已经到了沦丧的地步了。所以我说，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反而损害了精神的进步。
我一向坚持，精神的提升和财富的增加必须同步，从这点说来，人必须要有坚定的信仰。虽然我出生在农家，所受的教育也很低，幸而修习了汉学，由此获得了一种信仰。我并不关心什么天堂和地狱，只是相信，做事要堂堂正正，那就是一个优秀的人。
丰臣秀吉的长处和短处
乱世之中的豪杰不拘于礼，以致家道不齐的事例，并不仅限于明治维新之际的元老。无论哪个时代，乱世之际莫不如此。我也不敢夸口已经到达齐家的境界，甚至像丰太阁（丰臣秀吉）那样的旷世英雄，也是一个不拘于礼的人。
当然，这本来不是值得夸耀的事，但生逢乱世，只好认命如此，不能过于责备。不过对丰太阁来说，他最大的短处就是持身不谨和有机智却无谋略。若要说他的长处，那自然是他的努力、勇气、机智以及气概。而丰臣秀吉长处中的长处，莫过于他的努力。我对秀吉的努力是由衷敬佩的，希望青年子弟们一定要学习秀吉努力的精神。
做事成功的要素不是在成功之日造就的，而是很久以来逐渐培养起来的。秀吉之所以能成为旷世英雄，最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努力。秀吉在信长手下担任侍仆时，称木下藤吉郎。当他为信长拿草鞋时，一到冬天，秀吉总会把信长的草鞋放入自己怀中以便保暖，所以信长的草鞋穿起来都是暖暖的。除非特别努力，否则不会注意到这么细微的事情。此外，在信长有事要一大早出门的时候，虽然还不到随从人员聚集的时间，但只有藤吉郎能随时应声而到，伺侯其左右。由此可以看出秀吉的努力和不平凡。
天正十年（1582年），织田信长被其部将明智光秀谋杀。当时秀吉正在备中攻打毛利辉元，闻此消息，迅即与毛利议和，并从他那借得弓、铳各五百，旗三十及骑兵一队，从中国率军折回。在距京都仅仅数里的山崎，同光秀军作战，终于大破敌军，诛光秀，并将其首级悬挂在本能寺示众。
从头到尾秀吉所费的时日，从信长在本能寺被杀算起，仅十三天而已，也就是两周以内。当时，既无铁路又无汽车，交通极为不便，京都发生事变的消息一传到中国，秀吉就立即与对方达成协议，并借来对方的兵器士卒，然后引兵折返京都。这一连串的事所耗费的时间竟然不到两个星期。这充分显示了秀吉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实干家。若没有这种实干精神，纵有机智，有非常强烈的为主君报仇的愿望，也无法如此迅速地处理这一切。从备中到摄津的山崎，听说秀吉的军队是日夜兼程，急行军赶回，并很快平定了叛乱。
次年，天正十一年（1583年），秀吉在贱岳之战中打败了柴田胜家后，终于统一了天下。天正十三年（1585年），秀吉已荣升关白位（官拜首相）了。从本能寺事变发生到秀吉统一天下，只有三年的时间而已。秀吉固然天赋异禀，但如果没有他的努力、实干，也不会有如此成就。
据说，在秀吉刚到信长麾下不久，有一次，他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就将清洲城的城墙修筑完竣，令信长惊愕不已。虽是传说，但也不能一概认为这是稗史小说的无稽之谈。如以秀吉这种努力和实干精神来看，这样的事也是有可能做到的。
小事皆通达，临大而不惊
青年当中，总有人感叹：想做大事，可无人引荐，没有人支持。的确，不管你多优秀，若你的才气、胆识未被前辈或社会发现，你也就无从施展你的抱负。若一个年轻人能被有力的前辈引为知己，或者本来就有有权有钱的亲戚，那他被认同、器重的机会当然就多一些。这种人是比较幸运的。但这是对才能普通的人来说的。
当今社会，无论官场、公司还是银行，人员都严重超编，但是，能让前辈上司安心委托的人却寥寥无几。所以，只要是优秀的人才，任何地方都非常需要。就像桌上已摆好了大餐，要不要吃，完全取决于拿筷子的人。美食既已献上，前辈们是没有那个闲情逸致来夹起美味送进你嘴里的。一切要自己动手才有的吃。
丰臣秀吉由起于一介匹夫，跃登关白之尊、布衣卿相，如此大餐并不是织田信长平白送进他嘴里的，而是他自己用筷子夹来的。所以只要你想做事，就必须凡事积极，自己动手。无论是谁，都不会一开始就把重要的工作交给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像秀吉这样的大人物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只是替信长拿拿草鞋而已。
现今有些青年，认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却要我和学徒一样，拨拨算盘，记记账，实在是大材小用，太没价值了。因此认为前辈用人不当，私下里免不了有不平之鸣，这就错了。的确，让一个有才华的人去做卑微的工作，从人才经济上来看，是很不明智的。但前辈们如此安排，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并不是愚蠢的行为。青年们应该先按前辈的要求做，看能不能胜任，专心致志把分内的工作做好。
其实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也是大事中的一部分。这样的小事都不能做好，一味好高骛远，最后怎么能成就大事。譬如时钟上小针的齿轮怠惰不动，大针也就不得不停下来。不论多大的银行，如果有毫厘的计算错误，这一天的账目就对不上。
年轻人心高气傲，对小事不重视。但这些小事日后难保不会引起大问题，就算日后不会成为大问题，但一个对小事马马虎虎的粗心大意的人，终究是成不了大事的。所以无论如何不应轻视小事，务以勤勉、忠实、充满诚意的态度圆满地将它完成。无论是当传达员还是记账员，一个人能以全力来完成交给他的工作，才能打开“功名利禄”之门。
立大志与立小志
除天生为圣人者，自应另当别论，我等凡人在立志的时候，往往会遭遇各种困惑。或者是被当前社会风潮所鼓动，或者是受到周围的事情的影响，使许多人不考虑自己的能力，贸然向自己本领以外的领域迈进。这不能说是真正的立志者。
尤其在如今这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一旦立志，再想转变方向，是非常不利的，故立志之初，必须慎重考虑。也就是说要头脑冷静，详细比较考察自己的长处及短处，最后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方面立下志向。同时有必要深入考虑自己的境遇，看它能否成全你的志向。例如身体强壮，头脑清晰。
因此，要把确实有可能把它当做一生的事业，且有希望成功的方面作为自己的志向。然后才可以确定方针，计划下一个步骤。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深思熟虑、细密考察，只是追赶社会一时的风气，轻易决定自己的志向，最终必然无法完成大业。
如果已经确立了根本的大志向之后，接下来便须日日思量如何成其枝叶的立小志了。任何人随时都会因为接触到某些事物而激起一种希望。如他有实现这希望的信念，这也是一种立志，也就是我所说的立小志。
然而在想办法实践这个小志向之前，应该注意的是：无论如何，你的小志向都必须在绝对不动摇贯穿一生的大志向的范围内去着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由于小志向在性质上常常会有所变动，但不管如何变动迁移，必须注意不要动摇了你的根本大志。也就是说，小志向和大志向二者之间不能产生矛盾，应该时常调和使其一致。
我平常是以《论语》作为自己处世的行为规范的，我们可以透过这本书来看孔子是如何立志的。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来推测，孔子在十五岁时，就已经立下了志向。
进而所说的“三十而立”，可能是指孔子此时已成为卓然独立的人物了，自信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从“四十而不惑”一句来想，可知孔子已进入一旦立志，绝不再因外界的刺激而有所动摇的境地。一切作为都是有信心的行动，到了这地步，立志也大约有了结果，而且已经很坚定了。
由此可知，孔子的立志是在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有志于学的时候，立志还未坚定，尚有点犹疑不定；到了三十岁时，已略见其决心；及至四十岁时，立志才算是大功告成。总之，立志是人生建筑的架构，立小志只是其修饰。一开始就要充分考虑配合，然后动手，否则难保所立的志向日后不会毁于半途。
对于每个人来说，立志是人生重要的出发点，任何人都不得轻视它。立志的要领首先在于了解自己，其次要考虑周遭的人与事，最后再树立与此相适应的方针。我相信，一个人如能依此步骤量力而行的话，就不会在人生的道路上发生失误。
君子之争
社会上有不少人认为，我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当然，我不喜欢与人争执，但也不是完全不争的人。要一直把正确的道路进行到底，那就不可能绝对避免争执。如果人人想要与世无争，安然度过一生，那善就要为恶所战胜，正义也就无法伸张了。我虽不肖，但也不想成为一个圆滑但不中用的人，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不与恶作斗争，反而让路给它。
虽然人的处世要圆通，但也不能没有棱角，毫无原则。古歌中有句话说得好：“过于圆滑，反而容易跌倒。”我并不像社会上人们所说的那样圆通，乍看之下，好像很圆通,实际上多少有不圆通之处。年轻的时候，我就如此。到今天，即便我已经超过七十岁了，如遇到有动摇我信念的东西，我还是会断然地与之力争到底。只要我认为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我是决不退让一步的。这就是我不圆通的地方。
其实人不分老幼，无论是谁都有自己不圆通的地方。否则，他的一生也就全无价值，没有什么意义了。人生处世，虽应尽量圆通，但过分的圆通，“过犹不及”，正如孔子《论语·先进》所说的，太过圆通反易变成毫无性格的人。我绝对不是这样圆通的人，相对的，我也有棱角。我就用一些事实来证明。
我从青年时代起，在记忆中就没有诉诸武力与人相争过。但年轻时的我与今日不同，容貌似乎有点儿倔强，所以在他人眼中，好像过去更容易与人发生争执。实际上，我与人相争都是用议论的方式，至于为了权利而争，或诉诸武力的，则从未有过。
明治四年（1871年），我刚好三十三岁，正在财政部担任总务局长。当时，财政部的出纳制度作了一项重大改革，颁布了改正法，采用西方的簿记制度，用传票的方式来处理金钱的出纳。
但是，当时的出纳局长，姓名姑且不提，对这个改正法持反对意见。在传票制度实施之后，我时常发现很多错误，故对当事者加以斥责。这一来，本来就反对改正法的这位出纳局长，有一天竟盛气凌人地闯进我的办公室来兴师问罪。只见那位出纳局长怒气冲冲地逼近我，我正打算静静地听他说些什么。
不曾想，这位局长对他自己在传票制度上所犯的错误只字不提，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反而一味地指责我采用欧洲式的簿记法，甚至说了许多狂妄的话。他说：“你只知道醉心美国，事事模仿他们，提出什么改正法，用簿记法来办理出纳，才会造成今天这些过失。与其说这个责任出在造成过失的当事人身上，不如说出在提出改正法的你身上。因为是你要求我们采取簿记法，才造成了我们的错误，这就不能责怪我们了。”他说了一大堆令人愤慨的话，没有一点自我反省的意思。他这种无理的态度，虽然令我感到非常吃惊，但我还是好言相劝，谆谆导以“要使出纳业务正确，必须采用欧洲式簿记法、使用传票记账”等等。
然而，这位出纳局长却丝毫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三言两语的争执之后，只见他满面通红，挥起拳头，朝我的眼睛打了过来。这位出纳局长与小个子的我一比，显得非常高大。不过，他因怒火中烧，脚步不稳，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强悍。而我在青年时代，曾学过相当的武术，身体锻炼得不错，臂力也并不小。只要他诉诸暴力，那我也就毫不客气，三两下就能打败他的。
因此，在见到他离开座位站了起来，握拳举腕，如一尊阿修罗般凶猛狂暴地攻打过来时，我也立即离开坐椅，机灵地闪过身去，退到椅子后面。他的拳头落空后，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我立刻利用这一空隙，泰然斥道：“这是办公的地方，你要搞清楚，不允许像车夫走卒那样动蛮，你要考虑清楚！”
在我大喝一声之下，这位出纳局长好似突然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立刻将高举的拳头缓缓放下，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我的总务局长办公室。之后，有关这个局长的去留问题，便议论纷纷，许多人认为，在政府机关内对长官挥拳头实在是不像话。但我想他如知过能改，就让他继续保留原职。不过，同事中为我愤慨的人，将此事详详细细地向太政官打了报告。太政官也不能放任不管，结果将他免了职。到今天，我对这件事依然感到十分遗憾。
勇猛之心的培养
精力旺盛，身心活泼，自然能干大的事业。但是干大事业的方法如果不当，就会招致莫大的过失。因此，一个人平常就要注意，认真考虑应该如何猛进。猛进的力量如有正义观念在背后鼓舞，必然可以助长其声势。可是如何才能养成这种断然实行正义的勇气呢？那必须从日常生活做起。首先要从肉体的锻炼开始，即武术的磨炼和下腹的锻炼，使身体保持健康。与此同时，还要充分陶冶精神，从而在行动上保持身心一致，产生自信心，这样，必能提升自己的勇猛之心。
下腹部的锻炼方法，现在有很多，如腹式呼吸法、静坐法、息心调和法等，都非常盛行。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脑部容易充血，这样自然神经过敏，容易为外物所激动。但是，一旦养成将力量灌注到下腹部的习惯，人就会心宽体胖，稳健沉着而勇气百倍起来，甚至敏捷过人。因此，自古以来武术家的性格一般都很沉着、敏捷，因为练武除了锻炼下腹部之外，还养成了一种出手时倾注全力的习惯，从而使全身能够自由自在地活动。
勇气的修养，除了进行肉体上的锻炼，同时还要注意内心的修养，二者必须同时进行。你可以通过自我阅读，从古代勇者的言行中接受感化，向其学习。亦可接受长辈的感化，听他教诲，然后身体力行去实践，一步步使刚健的精神得到发展提高，以培养正义的趣味和自信，一旦达到言行不离义的境地，自然就会产生勇气了。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青年时代血气方刚，切勿意气用事，不分青红皂白，逞一时之勇，以致行为变得蛮横粗暴。品性恶劣的行为不是勇气，而是野蛮狂暴，不但会贻害社会，最后也会导致自身的灭亡。对这一点务必要多加注意，决不能松懈平日的修养。
总而言之，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是一个因循姑息、稳稳当当承继过去的事业就可以心满意足的时代了。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我们不但要赶上先进国家的发展，更须凌驾其上。因此，举国上下要有觉悟之心，齐心协力，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为能达成这个目标，青年必须不断地促使身心健全发展，保持旺盛的精力，这才是我衷心期望的。
一生所要走的路
我在十七岁时，曾一心想当一名武士。因为当时的实业家和农夫、商人的地位一样卑下，甚至连普通人家的待遇都享受不到，其卑微状态诚不足挂齿。门第家世被过分看重，只要生于武门之家，即便没有才能，也能跻身于上层社会，凡事可以依仗权势随心所欲。对这种情况，我也十分生气，凭什么不是武士就没有价值呢？
当时，我多少修习了一些汉学，也读了《日本外史》之类的书籍，知道了日本的政权如何由朝廷转移到武门的经过。因此产生了慷慨之气，深深感到一生做个农夫或商人，未免没有出息，所以强烈地想要当一名武士。但我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想要当一名武士而已，更想在成为武士之后，有可能去影响当时的政体。如用今天的话来表达，就是抱着作为政治家而参与国政的想法。这就是造成我离开故乡四处漂泊这一错误行动的原因。
后来一直到供职财政部为止，共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从今天的立场来看，几乎是毫无意义地虚度了。每每追忆及此，不胜痛惜！
老实说，我的志向在青年时期是不断改变的，当我最后决定投身于实业界时，大约已是明治四五年的时候了。今天回想起来，那时的决心才是我真正的立志。本来，从我自己的个性与才能来看，我早期投身政界是朝着自己的缺点突进。那时，我对这一点已经有所觉醒了。并且，当时我还感到欧美各国之所以能有那样的昌盛，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工商业发达的缘故。如果日本仅维持现状的话，什么时候才能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呢？
因此，我内心有了这样一种想法：为了国家的发达，必须图谋工商业的发展。从此，我就决心成为实业界的一分子了。尔后四十余年，我的心志始终如一，不再动摇。所以对我来说，那次的立志，是真正的立志。
回顾起来，在此之前所立的志向，由于无法跟自己的才能匹配，是不自量力的立志，所以不得不反复变更。而后来的立志，竟能保持四十余年而不变。由此可知，这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素质和才能的立志。
如果我一开始就有自知之明，从十五六岁起就能确立自己真正的志向，从那时开始向工商业迈进的话，与我三十岁左右才踏入实业界相比，中间相差十四五年的岁月。相信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必然已累积了相当可观的有关工商业方面的知识了。
不过很可惜，年轻时被一时的冲动所误，把人生最重要的青春大部分光阴都浪费在了方向错误的工作当中。我想，这个前车之鉴对正要立志的青年来说，应该会有一点儿参考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