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1)

中西近代史的不同开端

上一讲说过，现在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时间划分其实是借用了世界史的概念，若是按中国传统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一般会变成朝代史。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经当过京师同文馆以及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一直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近代的这段历史。他把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之前的历史分为六段，其时间节点的选择与如今通行的说法有所不同：第一段是鸦片战争，以及洪秀全初创拜上帝教；第二段是亚罗战争，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三段是中法战争；第四段是中日甲午战争；第五段是义和团运动；第六段是日俄战争和中国的新政改革。

丁韪良是以感知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开放尺度来划定这几个阶段的，随着历史往前走，中国人对外国的开放尺度不断加大。我们现在看也会觉得很有意思，中国近代史上这么多的战争，一次次地打过来，的确逐步开放，一直到日俄战争和新政，此时便彻底开放了。当然，我们不能按照他的这种理解来划分中国的近代史，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史的确是一部痛史，是一连串挨别人打的历史，这确实是很悲哀，或者说是很悲惨的历史。但是我们学历史肯定不是为了痛说家史，也不是为了继续当愤青——世界已经变了，我们要往前走。

在西方，近代史的开端不是像我们这么划分的。我们一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但这种划法今天已经受到了挑战，许多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如果按照世界史的发展脉络划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至少可以划到明朝中叶。他们的理由是，毕竟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和世界发生联系了，西方的传教士已经进入中国，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器物和文化。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划到那儿呢？这其实是西方的划分方法，在十六、十七世纪，西方国家已经崛起了，因此我们所指的西方现代世界的起点肯定不是1840年。这一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已经经历了几代霸权的嬗递，这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一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也就是我们政治上所说的封建国家的解体，或者说封建制的解体，以及商业革命——商业革命使欧洲商路畅通，也直接打通了世界商路，商业制度本身的行会制度也日渐没落。二是手工业的革命，西方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之前，首先经历了一场手工业的革命——能够制造出蒸汽机来，就说明这些国家的手工业工艺已经相当精湛。

举个例子吧，比如火炮。利用黑火药的火炮和火枪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到明朝中叶，我们做的枪、炮和火药都已经赶不上西洋人了。西洋人所掌握的制造枪炮的技术最早都是由中国传过去的，但我们现在却都赶不上他们，枪炮的精度不够，火药的加工工艺也差得太远。所以到明末的时候，徐光启他们又把西洋的火药制法和枪炮制法翻译过来，我们自己再开始仿制、生产，其中主要的类型是红夷大炮。所谓红夷大炮，是一种能够连续发射较长时间的火炮。过去的火炮是从前面装药，捣实，然后装上炮弹，后边儿再一点火，哐，打出去。但这么打出几炮后，炮膛就会变热，甚至发红，这时就不能再往里填了，否则当场就会炸了。也就是说，得等它凉下来、冷下来再打，而在此期间火炮就不能发射了。而西洋人的红夷大炮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的炮膛是可以打开的，里面装一个小炮膛，这样可以先把火药装进去，打完了可以拿出来。就是有点类似于现在炮弹的前身——在历史上，炮弹的弹头和药仓曾经是分离的，两者合到一起是后来的事情。由此可见，当时西方人造的火炮已进化到基本具备现代火炮雏形的程度了。而当时的中国火炮铸造粗糙，炮膛一点儿也不光滑，很容易就炸膛了，还没把敌人炸死，倒先把自己给炸死了。枪的制造工艺更是粗糙。当年道光帝还是皇太子时，有一件特别牛的事，就是当时林清天理教起义，从隆宗门攻进宫里的时候，这哥们据说是拿着火铳，咣咣，打死了两个。道光帝是精通火枪的，当他第一次见到西洋人进贡的火枪时就非常感慨，觉得西洋人的火枪制造精致，而中国人不知道何时才能造出同等的产品。

讲这个是想说明，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经历了一场手工业革命，他们的手工业工艺可以造出很精致的东西，比如为航海造的船此时已经很精致了，还有为造枪炮、火药而制作的一些加工机械。工业革命不是一下子就蹦出来的。以前教科书里讲，瓦特看着烧水的壶盖儿被蒸汽顶起来，然后他就发明了蒸汽机。其实现在看看科技史就可以知道，蒸汽机最早不是瓦特发明的，他只是把蒸汽机改进了而已。所以，进行发明并不是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神奇故事讲的，坐在苹果树下冥思苦想，突然苹果砰的一下砸脑袋上了，然后他就得出伟大发现了。其实这些发明或发现都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越早的、越是划时代的发明，它孕育的时间可能就越长，因为那个时候人类还处在蒙昧时代或是蛮荒时代，所以那个时候的发明跟现在的相比，分量上是不一样的。

简单地做个总结，对比西方，中国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已经落后了。明朝中后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都来中国骚扰过，而且西班牙人还曾经设想，要不要调军舰来把中国攻下。只不过后来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打起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人歼灭了，所以这种设想就没有下文了。如果当时西班牙人决定像征服美洲那样征服中国，有没有可能呢？可能性是有的，尽管中国肯定不会像印加帝国那么容易被征服。我们必须承认，那时的我们已经不是西方国家的对手，我们已经落后了。

中国和英国的第一次直接碰撞

十八世纪之后，英国称霸世界的时代开始了，这时中西差距就更大了。

十八世纪末，中国和英国发生了一次直接的碰撞，就是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中国这个时候是乾隆末年。乾隆可以算作中国历史上最骄傲的皇帝，他自称“十全老人”，不仅君临天下，甚至一度想垄断对经典的解释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士大夫一般秉持这样一种观念，即皇帝是政治权威，而思想、理论的权威是孔子，士大夫则扮演着孔子思想的阐释者这一角色。但乾隆却剥夺了士大夫的这种权力，他不认为士大夫有资格治国平天下，这种事情应该交由皇帝处理。乾隆自己阐释经典，然后一帮士大夫拍马屁，说皇上圣明，皇上说的是最对的。乾隆自己还作诗，自认为文学巨匠，那时还没有作协，若是有，估计他也要当作协主席的。他又打了那么多仗，十全武功，自己觉得很牛，几次下江南或是北狩，四处游山玩水。当然今天来看，作为个人，他的确很牛，但到了乾隆统治末期，其实国家已经不行了，国库亏空得很厉害。有这么一个太骄傲、太奢华的皇帝，国库就会有危险。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他的继任者嘉庆马上变得很节俭，哪里都不去了，花一分钱都不乐意，道光更是带头穿补丁衣服。当皇帝容易吗？一看国库没钱了，都让老子花完了，他们也只能节省了。不过，至少在马嘎尔尼来华时，乾隆还是很牛的。

英国派马嘎尔尼勋爵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来华，他不是来打仗，而是来跟中国人谈判通商的。他们的舰队来华后停泊在广州，当时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在清朝官员眼里，那些来中国的外国人，商人就是来经商的，官员就是来上贡的。当时东南亚的各个国家，暹罗也好，安南也好，都是由广州进入内地上贡的。但现在来的英国却不是一个传统的进贡国。在此之前，中国人对英国的确不太清楚，我们只见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但从来没见过英国人，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虽然在明朝的时候利玛窦已经把世界地图和地球仪带到了中国，也有一部分中国人知道了这些西方地理学知识，但是到了清朝，中国人对于世界的感知以及观念又发生了倒退，其开放程度对比明朝大大退步，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地球是圆的了，更不知道地球上除了中国以及周边的朝贡国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国家。利玛窦来的时候已经为中国人画了一幅《坤舆万国全图》，就是地球的平面展开图，那个时候部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观念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清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却没有继承明朝的遗产，他们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就胡乱地把当时听过名字的国家放在中国的脚下，随便画几个海岛，完全不知道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见当时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已经发生了严重倒退。

清朝这个王朝很有意思，它看起来是一个很强大的帝国，因为其版图比明朝大多了，如果最后一个王朝不是清朝，那么现在中国不会有这么大的版图，国土也许会少一半儿。但是，恰恰是清朝，它在开放程度上不如明朝，在吸收先进技术、引进先进设备方面更是不如明朝，甚至差得很多。清朝看上去武力很强大，因为它遇到的都还是传统的、处在冷兵器时代的对手——内忧外患都是如此。它的那些对手，比如天山以南回疆各种皈依伊斯兰教的民族，准噶尔部等不服从清朝统治的蒙古人，以及大小金川的那些藏民，其武器水平都是较低的。而清军一方面继承了明朝的许多火器装备，另一方面八旗兵的确能战，又有臣服于清军的蒙古骑兵相助，所以他们确实很有优势。其唯一真正强劲的对手是俄罗斯人，但是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并不够先进，在当时的欧洲，东欧还是很荒蛮、落后的地方，当时俄国人的火器也不见得比中国人的装备高到哪里去。所以中国可以跟它打个平手。但即使如此，当年的雅克萨之战也并非中国人大获全胜，因为战争后期雅克萨城曾被哥萨克人夺回去。关键是，哥萨克人从南欧长途跋涉到远东，当时还没有西伯利亚大铁路，而中国辽东一带是满人的龙兴之地，地势平坦，中国人出兵要比他们容易得多，所以打了个平手。除俄罗斯以外，清军的确没有一个等量级的对手，所以看起来很强大。同时，因为已经是东亚最强的了，所以清军也没有什么技术变革的冲动或压力。当时清军的精锐部队有一半儿已经是使用火枪了。清军还有炮，尤其是仿制或购买的红夷大炮，这就已经足够了，许多对手什么都没有。所以清朝并没有什么压力去主动开放，也没有什么学习的冲动。

此前，明朝的对外开放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传教士，而到了康熙年间，礼仪之争的问题开始出现并激化。早先来的传教士都认为，中国人祭祖不算是偶像崇拜，这个礼仪是可以被包容的，但是后来的罗马教廷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坚持祭祖就是搞偶像崇拜，中国人凡是入教就不能祭祖，这就一下子把交流的渠道掐死了，双方均无法做出妥协。最后的结果就是，清朝在雍正时期完全禁教，而罗马教廷以及西方传教士的势力也基本退出了中国。传教士基本撤走了，虽然中国的皈依者还在秘密信教，但东西方的主要交流媒介却没有了，所以清朝也不可能开放。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明朝在中后期虽然也有海禁，但是明朝的政府官员比较喜欢玩忽职守，海禁执行得不彻底，所以当时沿海的商业走私还是很活跃的。但到了清朝这样一个游猎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对于海外贸易是一点兴趣也没有，而且他们认为，只要沾上商业就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清政府对这种工商业贸易是根本轻视的，也正因如此，清朝的官员真正把海禁给严格执行了。多数时候只有广州一口可以进行贸易。相对于明朝，清朝是一个更加内向的王朝。

综合起这几个因素后可以发现，清朝在开放问题上存在极大的缺陷。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它靠着内陆的经济增长也达到了一个传统社会的高峰——康乾盛世。而在康乾盛世的尾巴上呢，英国人来了。

英国人当时来华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来炫耀一下他们的工业文明，他们工业革命的成果。所以他们带了大量的礼物，不仅有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光学仪器（中国人特别喜欢光学仪器，当年利玛窦就是靠这玩意儿打开了传教的门路），还有玻璃制品、各种钟表，以及最先进的枪炮。他们把这些都送给中国人，让中国人看看英国人有多厉害。其二就是商量通商事宜，英国人希望中国可以按照西方规矩进行交流和贸易，希望能跟中国平等经商，通过行商来开展贸易，希望中国人能给英国商人提供一些据点，不要总是限制在广州一个地方。但很显然，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关于第一个目的，乾隆连礼物的包装都没有打开，看都没看就直接放到圆明园的仓库里了，后来英法联军还抢走了一部分。也就是说，英法联军从中国抢走的不仅仅是中国货，还有他们自己造的。据说当时马嘎尔尼曾送给中国几门速射炮，中国人居然也连看都没看，呃，中国人还是很牛的啊！至于看都没看的缘故，其实在于后面的原因，英国人要建立平等通商的关系，这个议题从一开始就障碍重重。

英国人刚从广州登岸的时候，正好赶上乾隆的八十大寿。这个时候一大帮西洋鬼子来了，还带来了一大堆礼物。当时的两广总督认为这些洋人肯定是来拜寿和进贡的，这是好事啊，于是就上报说有远夷来为乾隆上贡祝寿。乾隆听说这么远的人来给他祝寿，也很高兴，就同意他们来了。于是马嘎尔尼一行就进了内地，他们携带的礼物都被插上了贡使的旗帜。马嘎尔尼通过通事翻译也知道了插旗帜的意思，其实他哪里是来祝什么寿的，但他装作不知道，因为若是一开始就把来华的真实目的说破，那么他们也许就见不到皇帝，啥事也办不成了。后来一部分礼物走大运河北上，另一部分则走海路，从大沽上岸，再走陆路一直到承德，因为乾隆的寿辰庆典是在承德避暑山庄举行的。